宋代乐律研究综述

时间：2024-05-04

张欢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00）

宋代音乐是学界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这一时期音乐型态发生转变、文献史料丰富且有着较好保存。从现有成果来看，宋代音乐研究主要围绕音乐制度、古籍音乐文献整理、词调音乐、乐律、音乐思想等方面进行展开。基于上述研究，如何对宋代古乐予以呈现也成为学者所思考的话题。

我国有着有着悠久记写传统，与音乐相关的大量文献被记录在官修正史以及私修书目中，如正史当中的律历志。传统乐律学分乐学、律学两大层面，本文将以此为分类进行回顾。

一、乐学研究

宋代的乐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宫调理论、乐谱解译、燕乐研究三大方面。

宫调理论研究多是以讨论犯调问题为主，宋代犯调问题的产生主要集中于陈旸《乐书》以及陈元靓《事林广记》中的《乐星图谱·犯调歌诀》，此外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自度曲的犯调运用也被学者所关注。钱仁康《说犯》一文对《乐书》与《白石道人歌曲》当中有关于犯调的解释进行比较，两者对于犯调的认识有所不同。基于这一问题，钱文结合宋代的音乐实践对此进行辨析，其认为“可见姜夔所说的犯调原则，是符合实际的。”①龚林《乐学两题——犯调的乐律学基础及实践》中在三分损益法基础上对犯调进行了剖析，其对于陈旸《乐书》中犯调问题解释如下：“‘犯声’与‘犯调’，陈旸分的很细。宫角调式交替，称为‘犯声’……‘犯调’是指异宫调式的交替……‘犯调’需以‘祖调’为基础”②

对于《乐星图谱·犯调歌诀》的问题讨论最多，潘怀素《南宋乐星图谱研究》是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集中讨论的。何昌林《<乐星图谱>口诀——四种之议解研究》通过对《口叙诀》的解译认为前人对“折”“掣”“反”“顶”的认识值得商榷，他对此解释“‘折’，‘掣’是改变调性的犯宫手法，‘折’为升高小三度，‘掣’为降低小三度，这两个用语的含义，诀不是‘加装饰音’的意思。”③陈应时《<乐星图谱·犯调歌诀>疑点之考释》对“正旁偏侧”进行了文献梳理与解读，问题的分歧产生于“旁”“偏”“侧”的犯调内容上，其认为何昌林的解读存在错误，即对“中吕宫”与“中吕调”的判断有误。对于何昌林文中“折”的认识仍是坚持自己“折”降半音的观点。④后何昌林在《<乐星图谱>再探——与陈应时同志讨论》一文对陈文中的质疑进行回复，其认为“陈应时对‘折声’‘掣声’‘反声’‘丁声’的解释与结论，一个也不能成立。”⑤此外，吕建强《<乐星图谱>中的宫调理论》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整理回顾。对于这一问题，李玫《“燕乐二十八调”文献通考》一书进行了深入解读。其建立在文献的基础上，对犯调的内在逻辑进行了乐律学的解读，使这一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

乐谱解译主要集中为对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十七首自度曲的解译。《白石道人歌曲》的版本众多，其乐谱的解译也成为解读其创作的关键。方成培《香研居词麈》最早进行考释，随后戴长庚《律话》，唐兰《白石道人歌曲旁谱考》，夏承燾《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丘琼荪在《白石道人歌曲通考》均对此进行关注。杨荫浏与阴法鲁合著的《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对此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读，并在书中对十七首自度曲进行译谱。随后陈应时、席臻贯、赵玉卿、伍三土、郑祖襄、张林等对《白石道人歌曲》中的“”“”等符号以及节奏节拍等具体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燕乐研究主要围绕燕乐二十八调专题展开。燕乐二十八调的研究是音乐学讨论的一个谜团，众多的学者对此进行解读，如陈应时、何昌林、吕冰、郑荣达、郑祖襄等。从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末热度降低，2000年后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再次被提及。问题由对王光祈的燕乐认识而展开，研究者们对其中的“变”与“闰”不断的寻找材料进行解读。对于“变”与“闰”的认识分歧主要在于“闰”为“变宫”还是“清羽”，“变”为“变徵”还是“清角”，甚至这种认识还涉及到燕乐音阶是否存在。燕乐二十八调的谜团在李玫《“燕乐二十八调”文献通考》⑥一书中得以厘清。其建立在音乐文献学基础上，将视野拓展至整个发展历史，而不是孤立的关注某一则文献。通过不同历史时期文献之间的对读、乐律学的剖析，将涉及到燕乐之谜问题进行了解读。

总体来说，今人对宋代乐学的认识已有了一定的深入，一些问题甚至已有解决。宋代的文献众多，在现有的认识上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解读，问题的讨论也势必会更为清晰。

二、律学研究

宋代的律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律制方面，集中为蔡元定十八律、琴律、大晟律制的讨论。

关于蔡元定十八律的研究主要涉及文献解读及律制解读两大方面。《燕乐书》、《律吕新书》是蔡元定乐律学上的代表著作。龙周青《蔡元定<律吕新书>点注与分析》一文主要从文献本体入手，对其原文进行了详细的点校，在此基础上对蔡元定十八律的理论进行探源。其认为“蔡元定在十八律研究过程中摒弃了对传统迷信的附会，摆脱了历代天文历数与律吕混为一谈的神秘主义积习，在中国律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⑦

律学层面予以解读有：韩国南相淑著，姜春花所译的《<律吕新书>的六十调与六变律研究》提出“蔡元定只使用六变律的理由是因为六十调的形成只需要六变律，不使用黄钟正半声的理由是因为六十调理论是为只使用七声音乐的理论”“《律吕新书》的变律是与六十调理论相关联的。”⑧吕畅《<律吕新书>“小分”算法解析》一文，围绕六变律的“小分”算法、二变声的“小分”算法、《律吕新书》校《史记·律书》十二律律长所用的“小分”算法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提出“为了完满的求得十八律中六变律律数，以及十二律律长的整数，蔡元定发明了‘小分’算法……《律吕新书》作为宋代理学主要经典之一，其律学理论亦被打上深深的崇古烙印。”⑨此外，吕畅对于十八律的认识在《蔡元定十八律四题》⑩一文中探讨了十八律可否旋宫、十八律是否为京房六十律的一部分、十八律是否来源于荀勖笛律、不用黄钟正律清声是否为十八律的缺陷四个方面的问题。其另一篇文章《南宋蔡元定<律吕新书>造律法考析》提出“《律吕新书》是通过对黄钟律管管口直径三分这一数据的否定，仅以容积为依据，获得了自由决定黄钟律管音高的权利……《律吕新书》的写作目的并不是突破古制，而是在古制之内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⑪整体来说对蔡元定十八律的解读主要为生律认识，以及十八律与以往乐律研究有何渊源。

宋代的琴律研究主要是围绕朱熹的《琴律说》以及姜夔《侧商调·古怨》的调弦法进行展开。关于朱熹《琴律说》有如下学者进行关注：付晓芳《关于朱熹<琴律说>的调弦之法》是对正调调弦法进行认识的一篇小文，在文中提出调弦时应多使用散音、七徽、九徽、十徽和十一徽。该文更多的是将正调调弦步骤进行依次罗列。吴云云《朱熹<琴律说>的律学研究》⑫一文从古琴的以徽分区、律制、角声二律之说、两种五声结构的应用四个方面进行研究。李玫《<琴律说>文本解读——兼及常见的校勘错误》⑬一文对《琴律说》主要论述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在对琴律的数理逻辑解读基础上提出了：(1)朱熹的律学思想根本上是追随三分损益律的；(2)灵活运用三倍反生而实现了对三分损益律的突破；(3)用四舍五入保持整数的算术技巧为超出三分三倍数理规范的音位寻找理论的正当性；(4)朱熹的数据有自相矛盾之处。此外，对常用版本中的错误数据进行了罗列，该文是对《琴律说》解读目前所见最为清晰的。王虹《关于朱熹所传两则调弦法文献的律学分析》一文选取《琴律说》中“调弦”以及《宋史·乐志》中“每疑七弦隔一调之……则羽与散羽应也”两则文献对调弦法进行解读。其认为，“朱熹所传的这两则文献中记载的调弦法在表述上都存在一些问题……调弦法在发展与传承的过程中受到两种律制的影响……当时调弦法的理论表述未能全面反映七弦琴的艺术实践。”⑭

关于《白石道人歌曲》当中琴歌《侧商调·古怨》的认识有如下学者：龚一《姜白石<古怨>之剖析》指出‘侧商调’这种带降7音的宫调式，也就是我国古代乐调中的一种燕乐宫调式。陈应时《琴曲<侧商调·古怨>谱考辨》对调性、转调手法、定弦、节拍、节奏、谱徽间按音的记谱法、版本的选择等方面进行了解读，并另行以编配谱的形式附上译谱。丁纪元《姜白石琴曲侧商调<古怨>考略》一文从调弦法、版本与谱字校勘、唱词与曲谱等方面对琴曲进行了全方面的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见解。章华英著作《宋代古琴音乐研究》当中《<白石道人歌曲·古怨>谱研究》这一部分对《古怨》的侧商调定弦进行了研究、对不同的版本进行了对比研究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总体来说，宋代琴律的研究整体上是以朱熹的《琴律说》以及姜夔《侧商调·古怨》为讨论中心，此外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宋代琴律与前代以及后世有何渊源关系，建立在整个琴学历史上对这一时期进行认识。

对于大晟律制的讨论集中为李幼平的相关研究，其以对宋代大晟钟的音乐考古为研究基础，在此基础上对大晟律制进行探讨。在李幼平之前，诸葛忆兵在《大晟乐辨三题》一文中，对大晟乐有关的问题进行讨论，主要为大晟乐是颂乐，虽“以身为度”但在“实践中仍是根据乐律定律长”⑮，对南宋人不填大晟府创的徵、角二调原因进行分析。其研究主要是从文献入手，对于律制的核心问题没有触及。李幼平的《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宋代新乐于编钟》《北宋大晟律初探》是集中论述大晟律的三篇文章。其对所存的宋代大晟钟为切入，通过研究分析对宋代青铜编钟特征特别是宋代黄钟标准音高进行了确立。以大晟钟研究为基础，对大晟律以魏汉津的指尺理论进行了解读，提出“具体定律、制器的人是当时深谙民间音乐的宫廷乐工”⑯。

对于宋代围绕蔡元定十八律、琴律、大晟律制的律制讨论虽有许多学者关注，但有些问题的认识还可及进一步挖掘，如对于蔡元定与朱熹的乐律讨论大多还停留在文献整理这一层面。律学背后所暗含的文化背景与立场，是如何透过音乐书写所折射出来的。

以上是对宋代乐律的研究回顾，回顾视野主要是聚焦在今人的研究，对于古人探讨宋代乐律还需对文献进一步的深入挖掘。对于乐律研究方面，大多是以一个学术问题来展开较少有专题的认识。在个别乐律研究文章中，文献的运用缺少文献学的意识等问题是今后应当所关注的。回到最初的问题，乐律学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音乐的本质，它的深入研究能够对古乐的呈现提供理论的支撑，因此对于宋代乐律研究还需关注。

注释：

①钱仁康.说犯[J].中国音乐学,1989(03).

②龚林.乐学两题——犯调的乐律学基础及实践[J].音乐艺术,1990(01).

③何昌林.<乐星图谱>口诀——四种之议解研究[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3(04).

④陈应时.<乐星图谱·犯调歌诀>疑点之考释[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5(01).

⑤何昌林.<乐星图谱>再探——与陈应时同志讨论[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6(03).

⑥李玫.“燕乐二十八调”文献通考[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⑦龙周青.蔡元定<律吕新书>点注与分析[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07.

⑧南相淑.<律吕新书>的六十调与六变律研究[M].姜春花(译).文化艺术研究,2008(01).

⑨吕畅.<律吕新书>“小分”算法解析[J].音乐探究,2016(04).

⑩吕畅.蔡元定十八律四题[J].音乐艺术,2014(04).

⑪吕畅.南宋蔡元定<律吕新书>造律法考析[J].艺术评鉴,20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