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3
【关键词】国产纪录片 产业化 “纪实+”
据《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20》公布的数据,2019 年,中国纪录片生产总值约66.60 亿元。可以说,纪录片产业不仅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生产模式和播出平台,而且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高品质的纪录片不仅成为新时代的主流文艺样态,而且通过“纪实+”的方式在众多领域实现了跨界实践,共同带动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创新。
首先,电视是传统的纪录片制作播出平台。当前,在委托制作一部分节目的同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频道和另外几家上星频道及其附属机构仍然保有一定规模的纪录片制作团队,在纪录片生产和播出方面仍延续着既有的传统和优势。《创新中国》《我们的四十年》《人生第一次》《亚洲文明之光》等纪录片在新时代继承和发展了电视台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起来的传统,在纪实影像中将人文精神、社会价值和国家命运相结合,体现出国家新闻机构的政治文化使命。同时,电视台还是国际合作制片的重要主体,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频道设立专款,参与联合出品了包括《非洲》《美丽中国》等在内的制作水准顶尖、国际传播力强的纪录片精品项目。由于电视台具有制作资源优势,不少电视纪录片在视听水平和社会影响方面都有良好表现。
其次,互联网成为纪录片传播的新兴平台。自2016 年《我在故宫修文物》走红后,互联网利用自身的数据资源和资金优势迅速建立起优质的制作队伍,进入纪录片的生产领域。这类纪录片也被一些学者称为“网生纪录片”,以强调其与生俱来的互联网基因。同时,互联网也为电视纪录片和纪录电影提供了重要的二轮播出平台,并依靠商业运营方面的优势大大提升了纪录片的市场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最后,电影节和院线是长片纪录电影的主要放映和传播渠道。21世纪以来,以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为代表,越来越多的电影节相继设置了提案单元、纪录片市场和联合制作洽谈等产业活动,为纪录电影提供了更多的筹资、制作和发行机会。2010 年之后,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和观影市场的壮大,纪录片的院线播映成为潮流。从2015 年票房突破千万的《喜马拉雅天梯》到2017 年票房破亿的《二十二》,院线纪录片不断给行业带来惊喜;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纪录片,如《大三儿》《一百年很长吗》《生活万岁》《四个春天》《摇摇晃晃的人间》等也纷纷进入商业院线。虽然这些影片的票房各异,但都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体现了纪录电影对于社会文化的独特冲击力。同时,纪录电影也为创作者提供了个性表达和美学创作的空间,纪录片创作者积极地探索使用大银幕的电影语言,以真实世界为基础重构出独特的影像世界。
上述三类主流传播渠道推动了产业主体的结构变化。从20 世纪90 年代末到21 世纪初,电视台的改制、制播分离的推进以及电影产业的改革,促使越来越多的民营机构和民间资本进入包括纪录片在内的影视制作行业。民营机构对于市场和观众有更加准确的把握和更加灵活的调整机制,这反过来促进了纪录片创作的繁荣,尤其是创作出一批更加贴近观众、贴近时代、贴近市场的纪录片。面对新的传播渠道和观众需求,传统电视台也开始尝试采取新机制来鼓励纪录片创作。比如,上海广播电视台成立纪录片中心,推行工作室项目制,同时探索生产模式、制播方式和渠道分发的新手段。
由于起步较早和完善的外部环境,以英国BBC 与美国历史频道等为代表的西方纪录片制作机构已经形成了较高的制作水准,并主导了自然历史等主要纪录片题材的创作和发行。2006 年,BBC 推出了当时该机构制作费用最高的《地球脉动》系列。不过,随着中国纪录片行业的持续发展,当下国产纪录片的视听水准和制作水平正不断地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并在特定领域初步形成了自身优势。
制作水平的提升表现在国产纪录片在题材方面的不断开掘。海外制片和拍摄成为常态,不同题材在叙事方式上形成自身特点,国产纪录片正用更优良的视听水准和更广阔的内容视野为观众呈现真实故事。例如,《茶,一片树叶的故事》讲述了茶叶与全球化之间的密切关联,将中国的特产和文化置于全球语境中重新理解。敘事视角和讲述形态的多元创新让传统题材展示出了新的生命力,《水果传》《本草中华》等都采取了更加碎片化的结构,探索出更具戏剧张力和感染力的纪实风格。当然,最能够代表当下纪录片视听水准的还是《舌尖》系列。围绕美食题材进行IP 化和风格化的建构,不仅让每一季的推出成为全民事件,而且还带动了一批同类节目,共同引导了纪录片观众的需求和消费。而除了美食之外,《如果国宝会说话》等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也逐渐地摸索出符合中国文化特质的创作方式,初步形成了国产纪录片的另一个题材优势领域。
拍摄技术的进步为国产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在纪录片领域,相对于题材和内容的新鲜感与深刻性,围绕技术革新而展开的视听语言创新往往得到较少关注,但其对影片创作的成功和纪录片行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全画幅单反相机和摄影镜头的大量运用,为创作者们提供了不同于传统电视摄像机的新工具,成功地营造出了细致入微和贴近生活的视听效果。而以无人机技术和高清视频制式为基础的航拍,也成为当下国产纪录片的常规视听方式。可以说,技术水准的提升为纪录片创作者提供了更多的描摹现实的可能性,奇观化的影像则进一步提升了纪录片作品的观赏性和市场化水平。
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制作水平的整体提升,尤其是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带来的与市场和观众之间更加亲密的关联,国产纪录片不仅在产业化方面成果丰硕,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也更加重要。
首先,秉承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国产纪录片成为时代变革的重要记录者。纪录片从诞生之日起就有强烈的表现社会现实、记录社会变迁的使命感。在专题片和政论片的传统下,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持续追踪国家发展的前沿,提供了一份特殊的时代画卷。世纪之交,以《大国崛起》《复兴之路》为代表的政论类纪录片敏锐地把握时代思潮,通过宏大叙事和历史视野切入重大的思想命题,成为引领时代、深入人心的文化作品。近年来,更是涌现了诸如《将改革进行到底》《大国外交》《法治中国》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电视政论记录片,以视听的方式和真实影像的手段进行宏观政策和价值观的解读与传播。随着纪录片创作观念的变化,更多基层普通人物的故事在时代画卷中得到重点讲述。例如,《出山记》呈现了基层干部的生动形象。他们扎根乡土、深谙民情,兢兢业业地执行国家政策,用自己的情感和付出投入到一个个微小但重要的工作中。科教题材的系列片如《创新中国》《大国重器》等,则为观众呈现了在改革开放尤其是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一个个具体人物在与创新发展相关的情境中所面临的困境、付出的努力,以及集众智众力而带来的国家实力的整体提升。这类纪录片可以看作是一种公共文化产品和公共教育服务,用真相和事实服务于人们的社会认知,促进社会参与和社会团结。
其次,纪录片成为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媒介,在增强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个民族都在自身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文化传统所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就一直深受观众喜爱。这些作品在传播历史文化知识的同时,回应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文化境遇的现实关切,通过唤起社会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体现纪录片的现实价值。进入新时代以来,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重要课题,一批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主动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积极回应新时代的挑战和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例如,系列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采取了全新视角,从冰冷的文物中发掘历史文化内涵,并且营造出“纪录片创作—博物馆推广—观众游客参与”的文化领域深入融合的态势。精心制作的纪录片让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当下年轻观众群体的心之所向,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成功地转化为观众的情感认同。
最后,纪录片是凝聚与分享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经历、集体记忆和价值追求的文化平台。纪录片具有很强的本土性;关注社会现实和普通人的生活是纪录片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比如,《人生第一次》通过蹲守拍摄方式记录了当代国人出生、成长、工作、结婚等一整条人生轨迹中的关键转折点。此外,近年来医疗纪录片也成为热点,《中国医生》《手术两百年》《人间世》等都是内容扎实、口碑优异的纪录片作品。相比于以信息为核心的简短新闻,纪录片有着较为充足的拍摄时间和影片长度,能够营造一个尽量贴近真实生活的情境,从而让每个拍摄对象的生活、困境和精神世界得到更加完整的呈现。关注当下社會话题的真实影像能够带领人们深入到真实场景中,使其直面现实的复杂、多元和不确定性,也帮助社会不同群体以更加多元的态度进行沟通,并通过分享和理解而凝聚成一个更有力量的整体。
在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大背景下,纪录片所具备的沟通和传播的潜质正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以纪录片为平台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推动各国人民相互理解,探索全球范围内的价值共识,成为管理部门、创作群体和社会大众对于纪录片的共同期待。
从纪录片诞生以来,其在公共关系和跨文化沟通方面的特殊优势就广受关注。英国纪录片学派的一个重要实践就是通过纪录片来形塑国家形象、推动国际合作。比如,纪录片教父格里尔逊创作的《夜邮》等影片,促进了国家形象建设和公共关系的早期发展。此外,电影本身也具有跨越语言文字的传播能力,是推动国际文化交流和全球化进程的重要传播形态。纪录电影为特定区域的观众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部世界的窗户,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强化了世界各国的联系。
在国际范围内获得更广泛的观众认可和传播效果,一直是国产纪录片的自我期许和重要目标。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国产纪录片“走出去”在产业机制上得到了保障。中国影视行业的不断发展让优秀的海外创作者参与中国纪录片制作成为常态;北京电影节、上海电影节、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等专业节展活动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也为纪实影像的中外交流提供了高层次、全方位的平台。比如,《亚洲文明之光》在全球采编体系的支持下拓展了主题和视野,展现出22 个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及13 个国内城市的文明发展史,成为当下中国纪录片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的代表性案例。
除了产业与制作方面的国际合作之外,国产纪录片在题材和内容方面对接国际观众的观看需求和接受规律,提供“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国际语言。一批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纪录片作品通过具有质感的纪实段落,展示了当下中国人在具体的生活语境中的奋斗历程、情感世界和人间温情;“节日”“文物”“科技”“饮食”等也成为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的关键词。与国际传播相关的机构还会通过纪录片的方式主动回应一定时期的热点话题。例如,《中国抗疫志》就是针对海外观众播出的疫情题材纪录片。这部影片采访了与中国疫情防控相关的不同人士,展现了一线医护人员、科研工作者和社会管理专家的工作内容与成效;为了达成更好的对外传播效果,拍摄团队还走访了一批关注中国抗疫工作和社会变革的海外专家学者。这些创作尝试为当下充分把握传播规律、做好国际传播相关工作提供了新实践、新思路。
借助媒介融合、创新发展和社交网络的外部环境,各种“纪实+”形态开始出现,并成为最主要的趋势,“纪实+ 文旅”“纪实+ 社交媒体”“纪实+ 文化传承”等跨界融合实践已经初具规模。在产业发展和制作升级所提供的基础之上,“纪实+”发展了纪录片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文化价值和国际传播领域的沟通功能,是纪录片与人文社会领域深度融合的体现。
“纪实+ 短视频”是纪录片与社交平台和青年文化的深度结合。实际上,网络纪录片的互联网基因使其在选题、策划和创意阶段尤为关注青年群体的需求和习惯。例如,《历史那些事》就颠覆了传统历史题材纪录片重知识、重系统的特征,而将历史的细节置于当下语境中进行建构,从而提供了重新理解、认识和亲近历史的机遇。同时,更短的纪实样态逐渐成为传播领域的重要力量。字节跳动在2019 年年初以今日头条、西瓜视频和抖音为主体,发布了3 条纪录短片《找到》《向前》《我要更好》。其中,《找到》3分32 秒;《向前》2 分58 秒;《我要更好》2 分48 秒。这些纪实短视频采取的都是个体故事、个体陈述和电影化的视听语言。此外,短视频平台和手机拍摄技术的普及,不仅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成为自己生活的记录者,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和创作机制下,还促成了新的众创式纪录片形态。《武汉:我的战“疫”日记》《安静,也是一种守护》《余生一日》等,都是由“纪实+ 短视频”催生的新尝试。
“纪实+”的形态实现了纪录片创作与文旅产业、文化遗产等的跨界融合。例如,美食纪录片和电商之间的合作,让纪录片具备了产业扶贫的功能;历史文化纪录片和博物馆之间的合作,推动了公共教育和文创产品的开发。近年来逐渐兴起的民族志影像创作是另一类代表性的实践。以人类学的学术品质为底色,以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为目标,这类创作吸引了电视媒体、高等院校、文旅机构以及个体创作者的跨界参与。例如,《大河唱》《寻羌》《原声中国》等,都是纪录片与人类学的跨学科、跨领域融合。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影像人类学的工作方式,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当代和学术的视角重新看待仍在流淌的传统文化,并以开放式的结构邀请观众进入和参与文化的诗性叙述中,进而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平台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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