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三四郎》中的文科大学生态

王京

摘   要：夏目漱石的《三四郎》被文学评论家归类为青春小说、爱情小说、校园小说等等。各种归类的切入点不同。本文试图对小说中的展现的东京帝大的生态进行历史还原，并以此帮助解读小说文本，从大环境的分析来加深对三四郎心路变化旅程的理解。

关键词：教养主义;毕业去向;文科大学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32-0055-02

夏目漱石在小说《三四郎》中描写了主人公小川三四郎从熊本的地方学校到东京帝国大学就学的历程。小说的舞台背景是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及其辐射的生态圈，年代则是明治末期。三好行雄根据小说中有一段文艺协会举办哈莫雷特话剧演出的情节，而根据史料在1907年11月22日——25日的本乡座确有其事而推断出小说的具体年代即为1907年。具体说，是1907年8月至12月的四个月。

本文将以此推断为前提对当时的日本高等教育环境进行研究。

一、帝国大学在日本近代教育的地位和三四郎的期望值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迅速跻身世界列强行列。其具体措施中，有“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三大政策。其中教育改革作为“文明开化”的重要内容的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

1871年7月日本设立文部省，次年8月开始对旧教育进行有计划的改革，颁布了日本历史上第—个新学制。刚开始的学制照搬西方，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问题，其后日本多次修改，最终于1880年将普及教育列为国民三大义务之一。逐步实现了初等教育的大众化。

高等教育领域，1877年设立东京大学，1886年颁布帝国大学令，东京大学更名为帝国大学，1897年设立京都帝国大学后，原先的帝国大学复更名为东京帝国大学。其后又陆续设立了五所帝国大学。

从设立之初东京帝大便居于日本教育界象牙塔的顶端，日本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在这之前的近百年时间里，高等教育处于精英教育阶段。在全社会的观念里，进入帝国大学读书意味着有所保障的未来，乃至日后能大展宏图的锦绣前程。

夏目漱石在小说《三四郎》开篇里暗示了这种大众认知。小说开篇交代了首次进京的三四郎在火车上的经历。小说主要人物之一的广田先生也在火车上登场。初见时三四郎在内心对广田先生的鉴定是中学教师，并觉得与拥有大好前程的自己相比，对方只是个没有什么未来的人而已。在三四郎的心里，自己将来成就会在对方之上，因此当前的自己也拥有了俯视对方的自信。三四郎的这种判断，不仅属于他个人，同时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共识。

从当时的客观现实来看，大学确实打通了一条平民阶层到精英阶层的通道。增强了明治日本社会的流动性。“只要努力，便可跻身上层社会，实现自身价值”也是快步迈向民主国家的日本乐意向民众兜售的观念。然而，进一步研究帝国大学的生态以及与其配套的毕业生出路时，便发现情况比我们预想的复杂。

二、文科大学的处境与教养主义

1919年，东京帝大新设经济学部，并依“大学令”规定，将原法、医、工、文、理、农六科大学均改制为学部。形成了7大学部，增强了帝国大学的整体性和综合性。

如前文所述，三四郎入学的年份可推断为1907年，处在改制之前，小说开场三四郎与广田先生的对话中，当广田得知三四郎将入读的是文科大学时，意味深长地回复道“哦，这样啊。”三四郎当时觉得广田先生要么是对大学毫无认知的人，要么就是对大学十分熟悉的人。我们现在知道正解是后者，广田先生的反应是基于他对大学的了解之上。

当时除了法科大学和医科大学为四年制以外，理、工、农、文各科均为三年制，因此三四郎毕业的年份应为1910年，另外当时毕业后的一年期间是找工作时间，因此依据《日本帝国文部省年报·第39卷》（1911年），我们可以了解三四郎那届东京帝大学生毕业后的去向。

从表中笔者总结了两个结论。

（一）文科大学毕业生未就业人员比例最高

职业未定或不详者比例为39.5%，与法科大学一同远高于理工科。另外，当时去大学院继续读书，一般也是工作未定，将这部分也纳入无业的情况的话，文科大学的比例高达63%，也高出法科大学的47.9%不少。

（二）文科大学毕业生就业面最窄

文科大学的出路里，以1911年的数据来看，只有学校职员，亦即教师一条。相比其他分科大学的毕业生有各种选择。由此可见，进入文科大学，几乎意味着将来当老师的人生道路。实际上当时文科大学学士毕业后，很多都进了中学当教师，恰恰是三四郎一开始不大看得上的职业。

我们也可以合理推测，作为中学教师的广田先生，很可能就是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实际上广田先生的形象历来被指既是作者夏目漱石本人，而夏目漱石便是毕业于东京帝大文科大学下的英文系。

很显然，在进入东京帝大学习之前的三四郎对于自己将来的前程抱有过高的期望。而这种过高的期望值很自然地会在其与客观现实对接后在三四郎心里形成落差。

小说第三章，三四郎第一天入学时对大学抱有着敬畏之情，然而认认真真意气风发地做着笔记的三四郎看到同学上课画漫画，听到同学说上课真无聊时，内心感到闷闷不乐。小说更在随后暗示了帝大毕业生就业的困难。“课间休息时，他听人家谈起今年的毕业生在什么地方有多少人找到了什么出路，谁和谁还留在这儿，互相争夺官办学校的地位。”官办学校的地位，指的就是官办学校的教师一职。

明治末年，中等学校的教师工资也远远低于官员以及公司职员，大约只有后者一半的水平。未来经济收益上的劣势令文科大学学生内心存在微妙的心理，他们更加倾向于通过大量广泛的阅读提升自身教养，一方面勤于自我完善，一方面又看不起其他分科大学并为出路上的差别感到不平衡。

竹内洋认为文科大学学生的这种风气正是其后教养主义形成的肇始。其在《教养主义的没落》一书中对教养主义的定义是“以阅读哲学、历史、文学等人文科目书籍为中心，来达成人格上的完善的态度”。并对各分科大学学生的图书馆利用率做了一番调查，结论是文科大学学生图书馆利用率是法科学生的2倍，经济科学生的2.6倍，农科学生的17.2倍。而在选择的书籍方面，文科大学学生读思想哲学类的比例最高，对大众杂志和综合杂志的阅读比例最低。

伴随着对经济资本的未来期望的低下，文科大学的学生加强了对自身文化教养的投资。乃至更进一步，文科大学学生对于为了经济收益而读书抱有潜在的厌恶和轻蔑。小说中，三四郎在图书馆中读书时，在一本书里发现一段铅笔记录的文字：“为了听黑格尔的讲演，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汇集柏林。他们不是抱着听此讲演可以换取衣食之资的野心而来，他们只是前来聆听哲人黑格尔站在讲坛上传授无上普遍的真髓的。他们向上求道心切，常怀有疑念，欲前来坛下寻求解答，以保持清净无垢之心。因此，他们听了黑格尔的讲演便可决定自己的未来，改选自己的命运。倘若把他们同你们这些呆然若痴、充耳不闻、浑浑噩噩毕业而去的日本大学生相比，他们简直是得天独厚了。你们只不过是打字机，而且是欲壑难填的打字机。你们的所为，所思，所云，最终同现实社会的机运无关。抑或至死都处于茫然无知，至死都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之中吧？”

作者借一段未留署名的文字来表达自己对当时大学氛围的看法，并将这种氛围添加进小说里的大学生态中。在这层空气中呼吸的三四郎，自然而然地对自己原先的预期产生动摇，并不得不依据新获取的外界信息来修正自己的界定。而这修正的过程，也伴随着自己因为无法获得预期值而产生的失落和痛楚。

三、三四郎的“寿命”

当第一次在学校听到他人谈论毕业出路时，三四郎的反应是“漠然地感到未来的一种钝重的压迫从遥远的地方涌向眼前，但很快又忘却了。”这时候的三四郎仍然可以做到选择性的忘却策略来回避对未来的恐慌，然而在与外界的持续对冲下，三四郎终究无法一路回避。就像一种慢性病逐渐蔓延令人感到不适。小说第十章三四郎去探望生病的广田先生，在先生家中遇见一位地方中学的教师。两人谈论着地方中学的事：“生活艰难，人事纷争，不能长期呆在一个地方;上课之外还要兼任柔道师，一位教师买了木屐板子，木屐带旧了再换新的，一直穿到无法再穿才罢休;这回既然辞了职，就不容易再找到工作了，不得已只得把妻子送回乡下去......真想再过一次学生生活，再没有学生生活更快乐无比的了。”此时的三四郎，一面心中不是滋味，感到眼下的自己和这个汉子相比较，简直不象同一个人种，一面也朦胧地意识到，“自已的寿命也许只有二、三年了”。

这里说的寿命，当然不是指自然寿命，而是指三四郎作为帝大教养人种的余年。此时的三四郎心中清楚，一旦毕业后，自己所要面对何等困难的现实，自己原本所不屑的职务及其附带的繁琐困顿平庸的人生都清清楚楚地在二、三年后的未来等着自己。

与在火车上时的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相比，此时的三四郎不免有些意兴阑珊乃至灰心丧气。而这种表面不动声色内在却隐隐狂躁不安的心绪普遍存在于文科大学学生身上。即使看似永动机般的与次郎，其为广田先生而奔走的更深层动机，何尝不是对广田先生所投射出的自己未来境况所感到的不公呢。

由文科大学学生营造出的教养主义氛围，一方面有其不求名祿追求自身人格完善的积极面，一方面又有他们对前途的不安而采取选择性回避策略的消极面。这种曲折心理，在百年后的今天依旧存在，刺激又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大学生的心智。

参考文献：

[1]竹内洋.教养主义的没落 变化中的精英学生文化[M].中央公论新社，2003..

[2]内田道雄.《三四郎》论——进京的少年 漱石作品论集成[M].樱枫社，1991.

[3]文艺春秋.夏目漱石与明治日本[J].文艺春秋，2004（Z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