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地理形势与明代“九边”

柳兆秦

摘 要：“九边”是明代中后期北方局势赖以稳定的防御体系，这一体系源自明初的大将镇边和塞王守边两大体制。在发展中逐步形成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陕西、宁夏和甘肃九大重镇，遂成“九边”。考证史籍，一地设镇的重要因素是“地形地势”，即九大边镇所在地均是险固形胜之处。

关键词：明代；九边；地势；军镇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26-0099-02

“九边”一直是研究明代军事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学界对其组成、设立、成型及影响的考察有很多。考于史籍不难发现，设镇一地均是地形险要或军事形势紧张之处。本文即以“地理形势与军镇”为切入点，参用明人论述“九边”的重要史料，来探寻两者的关系。

一、明代“九边”的形成背景

明代自建国便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虽在不同时期军事政治形势不同，明蒙双方的优劣地位会发生变化，但来自北境的侵扰行为始终存在，故而明朝统治者都格外重视北防事宜。太祖时期就多次派遣功勋武将前往北平、山西等近边处操练兵马、整饬武备，加强防御力量，以期在威慑残元势力的同时，安抚民心。之后为防功臣旧将权重难制，又将皇子们封王，令其经营位于边地的王国，以节制武臣、防御蒙古，塞王守边制度也逐步成型了。

“九边”的形成便与上段提及的两种体制——明初的大将镇守边陲和塞王守边体制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说，大将镇守边陲是总兵官镇守“九边”的制度来源；那塞王们居于边地不同位置和地段，则为“九边”的形成初步奠定了地理格局。靖难之役后，朱棣渐次削弱塞王势力，重新起用大量武臣前往边关，给予一定的权力，令其镇守一地，如马文升所记：“我朝洪武、永乐以来，于各边添设将官，假以节钱之权，以镇守其地”①，沿边各军镇逐渐发展起来。

经过一代代统治者的经营和部署，发展到明代中后期，在明政权的北部地区形成了规模不一的军镇。军镇数目不止九个，但作为边镇防御体系中的九大核心重镇，学术界一般将以下“九镇”合称“九边”，以地理位置为序、自东向西依次为——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陕西镇、宁夏镇和甘肃镇。

二、“九边”中九大重镇

1.辽东镇，处于我国东北一带。东逾鸭绿而控朝鲜，西接山海而抵大宁，南跨溟渤而连青、冀，北越辽水而亘沙漠。②成祖建都燕京后，辽东“与宣、大错峙为三雄镇”③，共同藩屏京师。又因其处于三面环敌、一面濒海之地，只有通过山海关的一线路途可以通达腹里地区；并且辽东外临胡虏地，内接中原区，“天下无事则并力抗胡，有事则精兵数十万，指麾可集”④，强大力量不容小觑；加之镇堡沿长城一线，可谓是捍卫京师的咽喉所在，因此古史有“沧海之东，辽为首疆；中夏既宁，斯必戍守”之言，充分肯定了辽东镇维护边地、守御政权的作用。

2.蓟州镇，是位于北直隶京师之左的有力辅助。朱元璋扫除残元势力之后，在其地设置大宁都司、营州等卫所，遣宁王之国，将蓟州与东面辽东和西面的宣府一道，列为“外边”；并派魏国公徐达多次前往边地修筑自古北口至山海关的关隘：蓟州诸山关，无虑数百，西接居庸，北折而东，南抵海上，盖渔阳、卢龙塞皆其管内。……襟带原泽，冯翊京师，号称雄镇。⑤靖难之役后，大宁为前来内附的兀良哈部落占據，其每年按例朝贡两次，与明互市；却造成了辽东、蓟州、宣府一线的声援受阻，而兀良哈三卫的平和状态终在“土木之变”后宣告破灭。弘治年间，因边将守臣杨友、张谅烧荒并掩杀无辜民众，动乱迭起；正德时，三卫中势力最盛的朵颜变诈不一，成为明政府后顾之忧。再加上蓟州一带虽有险要关城，但兵士逃亡现象严重，河间等卫所的戍守有名无实。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蓟州镇的地位更加显著，朝中臣子时时献策以护住这一重要军镇，因为蓟镇若孱弱难守，那么“京师不得高枕矣”⑥。

3.宣府镇，位于今河北地区，是京城西北面的守卫军镇。明初常遇春率军大破敌虏于漠北一带，随后设开平卫守之。明成祖多次亲征漠北，均将开平、兴和、万全三处作为出入口，并有言：“灭此残虏，惟守开平、兴和、大宁、辽东、甘肃、宁夏，则边境可永无事矣”⑦，可以说永乐时期关于北边防线的构想已体现出后期九边的雏形，只是随着大宁都司内徙、兴和废弃、开平于宣德中徙至独石，明廷的北部防线大幅内缩。土木之变后，宣府一地的兵力部署被重视起来；加之其与京师只四百里的距离，且山川交隔、地势狭隘，古人对宣府一地有“锁轮所寄、要害可知”⑧的论断。明人杨时宁谈及宣府镇形势时亦言：“紫荆控其南，长城枕其北，居庸左峙，云中右屏，内拱陵京，外制胡虏，盖屹然西北一重镇焉。”⑨充分肯定了宣府镇的战略地位。

4.大同镇，位于明廷与蒙古直接相冲的地带，“平坡峻坂”⑩，亦是战事频起之区，“自昔华夷互争，疆场所必守者也”11，加之在明朝成为“京师陵寝右翼”12，对明政权稳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明初，在大同设府，封代王之国，有“北遏三胡，西藩三晋”13的用意，考虑到大同与保定、山西两地联系紧密，遂设为重镇，部署兵力。大同是九边之中堪称“绝塞”的一边，其以黄河为西界，北接沙漠，东连上谷，南抵并恒，藩屏京师之余，更是保障中原的重要存在。大同镇西面的平虏、威远，中部的右卫、水口，东面的天城、阳和，均位于首当其冲的位置，战略地位不容小觑；但大同一地多平缓，易于敌人长驱直入，因此嘉靖时期有大臣奏议“修复五堡”，此外，增加各堡驻军的数量，为其补充合宜的粮饷马匹，并坚持军纪严明、律令必施，来重振大同镇兵力。

5.山西镇，又有“三关镇”、“太原镇”之称。三关指偏头关、宁武关与雁门关，属“外三关”，是京师外围的第二道防线。三关均系要害，其中以偏头最为紧要，明代何乔新就曾刻画过偏头关的战略地位：雄关鼎雁宁，形势独开张。地控黄河北，山连紫塞长。……此地山势高峻、沟壑纵横，又是套虏南下渡口处，一旦敌人突破后进入山西中部，则其西可进关中，东可入洛阳，危害甚大。太原称镇较晚，直到己巳之变发生，大同征山西之兵防御者，盖几七千14，说明单靠大同兵马消除不安因素略显吃力，所以有人考虑将兵士驻扎地改为三关，这样一来，“不惟边防有赖，而所省亦且不貲矣”15，只要边军将士上下一心，充分发挥守军的力量，那山西镇虽处内地，但会在大同镇之后充当第二道防线，发挥着支撑加固的作用。endprint

6.延绥镇，一般又称其为“榆林镇”。原建镇延绥，但“弃米脂、鱼河等处于外几三百里”16，敌虏乘轻骑进边掳掠，给明军造成极大的困扰。有鉴于此，都御史余子俊于成化年间奏议将镇城改徙榆林堡，不仅能利用堑谷相连的有利地势，而且当时北虏还未猖獗于河套之区，明军可在其中耕牧樵采围猎，占有“地利”和“经济之利”，实现了“襟吭既据，内地遂安”17的目标，榆林镇也一跃成为一座“雄镇”。只是明后期敌虏占据河套，明军失去优势，并且随着盐法败坏，榆林镇开始面临对它而言最为困难而又最紧急的事务——蒭粮： “此镇迫于寇门，粮道险远，急即束手”18；“嘉靖七年，镇城饿孚几万”19……可以说，敌虏据套后，榆林一镇的最大之患、最急之务，皆在蒭粮，粮饷充溢，才能充分发挥榆林镇的优越地势。

7.陕西镇，亦称“固原镇”，是九大军镇中设立最晚的一镇。它的巨镇之谓源于弘治十四年的“火筛入掠”20。固原与宁夏唇齿相依：宁夏的花马池一带被边地之人称为“大门”，所以齐心协力守住花马池，才能保固原安然。至于陕西靖虏一带，冬季黄河冰冻时是千里平地的面貌，因此，增添堡垒、屯守重兵是必要举措。固原镇虽身处内地，但其对外可东顾榆林、西顾甘肃，对内可及时镇压陕西腹里的不安定活动，是为“中制之地也”21。

8.宁夏镇，为古时朔方地，西北被贺兰山环绕，东南有黄河流经，山河之间，据此为险。自明初一直到成化年间，敌虏多在河西活动；但此后胡虏据有河套，宁夏镇的军事防守备受威胁。同时，因宁夏与后设的固原两镇互为唇齿，因此，要想保证固原安定，须大力加强宁夏的守备能力。嘉靖年间，北虏以河套为巢穴，大肆探听明政权的虚实，并常派游骑出没，扰乱明军部署。因此，官员积极献策：在花马池一地建立城堡、增设参游；于营地大量屯兵；至于水草茂盛之处，墩堡的建设必不可少，做到以上几点，足以“得扼吭先制之计”22，之后便可借助这完备的军政部署，使宁夏镇与其他边镇声势相援。

9.甘肃镇，故地为西汉时期的“河西四郡”，自东向西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因甘肃处关陇地区，东接金城，西倚玉门，南有祁连山作为屏障，北有合黎山的拱卫，明初便建陕西行都司在此，甘肃区下有西宁、庄浪、肃州、甘州等多达十五处卫所，且各卫所形势紧要，如甘州一卫，“西扼回戎，北拊强胡，南遮羌部，势临斗绝。”23肃州卫“河山襟带，羌戎通驿”24，是“西土保障之喉襟”25。河西的形势是孤悬于千里而外的一线之路，若守御得当、防备森严，则其可制西域、隔南羌、蔽北虏，但自成化年间，哈密等地失去了充当明朝藩篱的作用，其首领相继“陷于吐鲁番”26。甘肃一地的祸患，在于“北虏攸去攸来，南番坐守之夷耳”27，因此屯田耕牧、充实旧堡、休养生聚，是甘肃镇振兴的有效途径，只有这样，才能重归“藩垣四镇，纲领九边”的大镇形势。

三、结语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诚然，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陕西、宁夏和甘肃九边镇，之所以被统治者立为重镇，进而在拱卫京师、守护边地中发挥巨大的核心作用，除却自身地理形势的特点，还与统治者的重视、镇守大臣的苦心经营、边军兵士的卫国决心，长城一线的有力防护，以及明蒙双方军事形势的变化等因素，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这之中，地理形势可谓是最基础的一环，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地有没有成为军镇的可能性，只有占据地形优势，才能在对敌作战中更好防守、有力反击。

注释：

①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82.

②毕恭.辽东志[M].沈阳：辽沈书社，1985：353.

③毕恭.辽东志[M].沈阳：辽沈书社，1985：372.

④毕恭.辽东志[M].沈阳：辽沈书社，1985：372.

⑤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2282-2283.

⑥徐丽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596.

⑦徐麗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596.

⑧徐丽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596.

⑨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M].台北：正中书局，1981：9.

⑩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5046.

11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5046.

12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M].台北：正中书局，1981：209.

13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5046.

14徐丽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598.

15徐丽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598.

16徐丽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599.

17徐丽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599.

18徐丽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599.

19徐丽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599.

20徐丽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603.

21徐丽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603.

22徐丽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600.

23张雨.边政考[M]，台北：华文书局，1969：391.

24张雨.边政考[M]，台北：华文书局，1969：393.

25张雨.边政考[M]，台北：华文书局，1969：393.

26徐丽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601.

27徐丽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60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