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国际舆情下中非关系如何续写辉煌

贺文萍

6 月17 日，***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新华社发

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关系在近20年来取得了全方位快速发展。日益紧密的中非关系也因此招致了那些把非洲视为自身势力范围的某些西方媒体和政客的“酸葡萄心态”。他们不但一直拿着放大镜和显微镜来紧盯中国企业和中国人在非洲的一举一动，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又开始毫无事实根据地散播诸如“武汉病毒”“中国疫情隐瞒论”等污名化中国的“说辞”，并对非洲当地媒体及舆情产生了一定的欺骗性和误导性。中非舆情环境的严峻化不但会影响中非关系的发展、而且还会直接危及我国在非洲投资兴业的企业及国人的生存及环境安全。因此，如何直面复杂国际舆情挑战，化“危”为“机”，使中非关系排除干扰、续写辉煌，是我们当下及今后都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

西方媒体借疫情“妖魔化”中国

有人说，新冠肺炎疫情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新注脚。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带来巨大挑战，也给全球化进程、全球治理以及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冲击。新冠肺炎疫情还如同一面照妖镜，折射出社会治理乱象丛生、国际关系中的“自我中心”和“丛林法则”倾向，也凸显出个别国家损人不利己、“甩锅”和“抹黑”别国的不负责任。

自疫情在2020年1月底暴发以来，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包括武汉封城等坚决果断的一系列措施，中国可以说是最早走出疫情危机的世界大国，但也因此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国际舆情挑战。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际媒体及政府高官在缺乏任何事实和科学依据的基础上就想当然地污蔑病毒来自中国，甚至妄称病毒是由中国的生物实验室人工合成。包括特朗普总统和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美国政府高官还无视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肺炎病毒所给出的“COVID-19”名称表述，开口闭口地说什么“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对国际抗疫合作产生了非常消极的负面影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一些政客和美国福克斯新闻台这样的保守派媒体还把美国疫情蔓延的原因向中国“甩锅”，声称美国未能及时应对疫情是因为从中国获得的信息“令人难以置信地沮丧”，是因为中国信息不透明才导致美国疫情未得到控制。

更有甚者，美国一些政界及媒体人士在甩锅中国的同时又提出了所谓的“中国道歉论”和“中国赔偿论”，要求中国对世界疫情的发生及造成的损失进行道歉并赔偿。如美国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共和党人艾瑞克·施米特（Eric Schmitt）2020年4月下旬在密苏里东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中国政府，称中国政府瞒报疫情和囤积口罩，在阻止病毒传播方面应对不力，要为新冠肺炎疫情在密苏里州乃至全球造成大量死亡、病痛和经济损失给出现金赔偿，等等。

美国等政客及媒体借疫情炒作以上荒唐的论调当然是想为自身的抗疫失利寻找替罪羊，并试图通过妖魔化和污名化中国来进一步打压中国向上发展的势头，为后疫情时代继续掌控世界舞台及国际话语权打下伏笔。

舆情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发展的“风暴之眼”

西方借疫情污名化中国的舆论鼓噪并不满足在西方媒体自身的舞台上自吹自唱，而是把黑手又伸向了非洲。4月上旬，围绕广州疫情防控工作中涉非洲公民的问题，中非关系的舆情就在一夜之间飙升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风暴之眼”。一些非洲及西方媒体还歪曲非洲公民在广州遭到了“不公正”对待，并迅速将此事件挑拨到“中国歧视非洲人”甚至“借疫情防控对在华非洲人搞‘种族主义”的“高度”。

当我们仔细甄别这些抹黑言论时，不难发现，除了一些不明真相的非洲自媒体在转发和报道外，在幕后和前台都格外积极的还有美国的媒体及官员。如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广州的防控措施“歧视性地对待非洲人”“（广州）的事情向非洲人印证了，中国是一个非常种族主义的地方”;CNN也报道称，为防止疫情第二波出现，中国的“排外情绪”正在攀升，非洲居民遭受越来越多的敌意，警察在街头肆意骚扰非洲人，这些非洲人需要从“地狱”中被解救出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见风起浪，在事实都没搞清楚以前，就很快在4月11日公开称：“广东等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了针对非洲人的歧视性做法。中国对非洲的排外情绪令人遗憾卻不令人意外。只要看看中国在非洲参与的项目，都会看到这种虐待、操纵行为。中国对非洲的承诺从未兑现过。中国在疫情期间如此对待非洲人尤其是（非洲）学生，这清楚地反映出中国与非洲所谓‘伙伴关系的实质。”①

不仅如此，美国法国等媒体和美国保守派智库还脑洞大开，为博取眼球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所谓中国政府和公司在非洲从事“间谍活动”的奇葩故事。如早在2018年1月当非洲联盟召开年度峰会时，法国《世界报》报道说：由中国公司建设的非洲联盟总部办公楼安装有华为服务器，每天都向设在中国上海的总部上传数据信息，“窃取”非盟峰会“情报”。无独有偶，美国《华尔街日报》2019年8月也刊文称，华为在非洲的业务中，包含所谓“未经公开披露的间谍服务”，声称华为利用公司技术、产品，“协助”乌干达、赞比亚、津巴布韦三国政府“监控各自政治对手”。上述“间谍”故事的旧饭在疫情暴发后又被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拿来再次翻炒。该基金会在今年5月21日发布的调查报告中称，中国通过在非洲开展基建项目、援建非洲政府大楼以及向非洲政府赠送电脑，正在监视当地政府以及当地的敏感信息。而收集非洲情报就是中国愿意出资修建这些非洲政府大楼的原因所在。对这一天方夜谭似的所谓“调查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5月22日的记者会上回应称，“我们奉劝美方个别智库，与其花时间到处散播谣言，不如花精力为非洲多做一些实事。非洲人民心中有一杆秤，挑拨离间中非友好合作关系只会自取其辱”。②

中非需合力打赢“舆论战”坚决抵制无端指责

俗话说，“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面对西方对中非关系的破坏和舆情围剿，中非必须合力亮剑来打赢这场“舆论战”。

有人说，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发展历程，在我们逐一解决了“挨打”和“挨饿”问题后，当今时代我们需要解决的则是“挨骂”问题。的确，当西方从军事、经济、技术等“硬环境”方面难以阻挡中国崛起的步伐时，就开始从制造不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软环境”方面来设置障碍了。中非舆情环境的严峻化不仅会对中非关系的顺利发展构成阻力，而且还会直接导致我在非洲投资兴业的国人的生存及安全环境恶化。近期，在一场关于“非洲疫情及中非关系”的云端连线研讨会上，已在非洲工作生活了20多年的老华侨、中国—博茨瓦纳友协会长南庚戌先生不无感慨地说，中非舆情环境现在非常严峻，“如今随便在非洲上网搜一下关于中国的消息，100条里就有80条都是负面的”。“在非洲的华人对恶意舆论的担心远远胜过对新冠病毒的担心”。③可见，于我不利的舆情环境就像一把软刀子，对中国关系及中国人的安全都会构成致命潜在威胁。

冷战后随着非洲多党民主自由化的发展，非洲的媒体也进入了“多元自由”发展的阶段。非洲媒体的多元性以及被反对党、NGO等影响和操控的媒体决定了非洲媒体的复杂性。近年来，随着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非洲舆论场更是风云变幻，一些媒体受抓眼球和拼流量驱动，对所谓“负面新闻”更是青睐有加。非洲媒体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再加上西方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力及其在国际上的“话语霸权”，使得中国在非洲的话语权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坦率地说，中非关系虽然在近20年来取得了全方位快速发展，特别是对非贸易和投资都频创历史新高，但中非关系发展的舆论环境却并未出现同步改善和发展，反而挑战重重、舆情环境日益严峻。这一方面是西方舆论的攻击和抹黑，把中国重视发展对非关系看作是出于对石油等战略资源的争夺和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受西方舆论的影响，来自非洲的失望和误解情绪也在增加，担忧甚至批评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言论也不时出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甚至所谓“中国病毒说”和“中国赔偿论”在非洲也有一定市场。有尼日利亚和埃及的律师甚至也向当地法院提起对中国赔偿的法律诉讼。赞比亚卢萨卡市市长还打着防止“中国病毒”传播的旗号排查在该市经营的中国商铺和餐馆，使中企在卢萨卡的生存环境明显恶化。因此，从源头上清理负面舆情已经刻不容缓。

政府到民间，主流媒体到自媒体共同携手应对舆情

要打赢这场“舆论战”需要中非双边从政府到民间的团结一致和共同行动。从政府层面看，当舆情发生，政府有关部门及官员要迅速行动，并以不卑不亢、有理有力有节的态度与立场来化解舆情挑战。如针对4月上旬发生的有关广州疫情防控工作中涉非洲公民的所谓“种族歧视”问题，中国外交部、中国驻非使馆和非洲驻华大使都迅速发声，驳斥不实报道、表明事实真相以及中国政府的立场，取得了很好的还原事实真相和粉碎谣言的效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第一时间就在外交部记者会上强调，中国政府对所有外国在华人员一视同仁，反对任何针对特定人群的差异性做法，对歧视性言行更是零容忍。4月14日，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周平剑与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奥尼亚马专门通过联合记者会对发生在广州的真实情况进行了澄清说明。纳米比亚驻华大使凯亚莫在核实了纳米比亚公民在广州的情况后，也在《纳米比亚人报》上公开驳斥了所谓“非洲人在中国受歧视”的说法，并强调社交媒体上有关“外国人被从中国酒店和住所赶出来”的描述都是不准确的。④

另外，中国政府未来在加强中非媒体交流合作中还应重视与非洲知名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合作。近年来，在中非合作论坛行动方案（如2015年中非约翰内斯堡峰会推出的“十大合作计划”和2018年中非北京峰会推出的“八项行动”）的大框架下，中非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已经有序展开，并取得了不少成效。中国广播电视总台英语频道也在非洲设立了CGTN分台，《中国日报》也早已创办和发行了非洲版。中方也经常邀请非洲媒体的记者编辑来华交流、培训和实习等等。但从近年来中非关系舆情风暴中可以看到，对中非舆情构成挑战的主要是各种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它们传播速度快、缺乏资讯审查机制、受众群体广、影响力不断增大，因此未来的中非媒体交流工作不能够仅仅局限于邀请非洲对象国的政府机关报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还应该遴选出那些在当地有影响的自媒体和社交媒体，邀请这些媒体的创办人或名人博主来华交流，扩大中非友好的媒体基础盘。在具体措施上，一是要保持在官媒和传统媒体上对不实报道和谣言展开反击，做出针对性的澄清批驳;二是可制作相关短小精悍的视频，通过自媒体和社交媒体传播出去，打好打赢“社交舆论战”。

從民间层面看，需要大力推进中非民间交往和公共外交，加强中非人民之间的交流与相互了解，提高中国在非洲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相对于贸易和投资额等经济指标可以在短时期内实现大幅提升，推进中非民间交往以及提升话语权则是一个渐进和“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友善的民意基础来之不易，需要小心呵护。因此，要主动塑造中国形象，政府应加强对中非民间交流、杂志投送及智库研究等“软领域”的投资。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在非洲的媒体宣传等方面就十分舍得投入，中国在非洲的宣传交流工作搞得很扎实、细致，效果很好。当时在非洲广泛发行的各类英法文报刊、杂志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非洲人的世界观，对非洲人民了解中国，提升中国在非洲的话语权可谓贡献卓著。笔者20多年前曾在采访加纳驻华大使阿梅耶多沃（E. Oscar Ameyedowo）时，听大使先生深情地回忆起上世纪60年代当他还是小学生时，就免费收到中国寄去的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使他从小便对中国心向神往。⑤古人云：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民间交流和做人的工作需要春风雨露般的滋润和细水长流。

另外，开展民间交流和话语权建设，还需要重视对智库和市民社会的培育。智库和市民社会是实施民间交流和话语权建设的行为主体，应重视对其的培育和发展，使其充分发挥民间交流对“政府外交”的补充作用。任何战略和外交方针，都需要能将之付诸实施的行为主体。面对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和日益多元化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单纯依靠官方的政府外交一个管道已不足以应对，必须以多渠道做工作来应对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多元化。应对舆情挑战和打赢“舆论战”也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