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丹纳“三要素”理论的缺失与“个性”要素的引入

时间：2024-05-04

王晓敏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王晓敏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丹纳在其著作《〈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提出了影响精神文化产生与发展的三个要素：“种族”、“环境”、“时代”。从宏观角度来讲，利用“三要素”理论研究影响文学艺术的外部规律是相当有效的，但该理论也有其不足之处。笔者认为，丹纳从整体上强调“种族”的特性，却忽视了同一种族中的“个性”。致使在研究的过程中，对创作者个人的某些特性的重视明显不足。因此，本文将从微观角度对该理论进行补充，并结合具体文学艺术现象对“三要素”理论进行客观地评述。

文学艺术；宏观；三要素；微观；个性

一、对文学艺术现象的宏观分析

丹纳明确提出影响文艺发展的三要素：“种族”、“环境”、“时代。该理论是以丹纳对西方艺术历史的研究为基础而得出的，鉴于艺术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与共性，我们认为该理论同样适用于其他地域的艺术。笔者将借助中国文学现象对“三要素”的合理性予以证明，并且对“三要素”理论展开论述。

（一）种族——不变的民族性

首先，丹纳所谓的“种族”可以理解为某个种族所带有的不同于其他种族的特性，“是指天生的和遗传的那些倾向，人带着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它们通常更和身体的气质与结构所含的明显差别相结合，这些倾向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①这些倾向表现在艺术中实际上就形成了艺术的民族性。

丹纳所说的“种族”特性可以在《艺术哲学》中找到一系列典型例证，例如拉丁民族中的希腊人热爱运动、崇尚力量、感觉精细、喜欢明晰的“种族”特性使得希腊艺术具有了“合乎逻辑的秩序，外形的对称，美妙的布局”②。而日耳曼民族则感觉和动作迟缓笨重，行动和精神受物质和肉体控制。相比于喜欢形式的拉丁民族来说，感官的粗糙使得日耳曼民族喜欢内容过于形式。

丹纳的“种族”理论也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民歌特色差异问题。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为生，善于骑射。少数民族与生俱来的民族特性集中表现为雄健强悍的体魄、粗犷豪迈的个性和豪侠尚武的精神，使得北方民歌呈现出恢宏博大、雄浑壮阔的境界。而南方多为汉人，过着传统的农耕生活，性格温婉平和，生活相对稳定。南朝民歌绝大多数属于情歌，整体风格清丽缠绵，主题多为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正是种族的不同导致了艺术具有不同的民族性。

其次，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种族特性会一直伴随该种族发展的始终，“倘若住在同一个地方，血统大致纯粹的话，那么在最初的祖先身上显露的心情与精神本质，在最后的子孙身上照样出现”③。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仍旧秉承了古老拉丁种族特性，在艺术上仍保持了形式坚固、装饰简单、线条自然、气氛开朗典雅的艺术民族性。

（二）环境——“精神气候”

在探讨艺术乃至精神文化的发展问题时，单单使用“种族”这一要素恐怕无法解释同一民族的艺术为何会有盛衰之别。因此，丹纳又提出了在“勾画出种族的内部结构之后，必须考察种族生存于其中的环境”。④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到的环境是广义的，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二者共同作用，形成影响文学艺术产生、发展与消亡的“精神气候”。自然环境对种族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同的自然环境导致了不同种族，也使得同一种族的不同分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得不同。就不同种族来看，自然环境的差异造就了拉丁民族与日耳曼民族迥然不同的民族性格，致使其艺术也截然不同。就同一种族的不同分支来看，该影响也不容小视。“倘若同一植物的几颗种子，播种在气候不同，土地各别的地方……它们会适应各自的地域，生出好几个变种。”⑤尼德兰与德国艺术不同的发展方向就很好地证明了上述观点。尼德兰人处在恶劣的环境之中，为了生存只能忍受艰苦，因此他们的艺术更加实用；而德国人的生存环境相对较好，有足够的精力沉于幻想。于是，他们便漫游在哲学的世界里。

在讨论自然环境对艺术影响的同时，丹纳还注意到了社会环境中国家政策、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等因素。这些因素会影响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反映到文学艺术领域就会形成不同的风格。魏晋初期，建安文人政治热情普遍高涨。一方面渴望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又苦于人生短暂、壮志难酬。这样的社会氛围催生了慷慨多气的“建安风骨”，建安文人开创了一个文学发展的盛世。但随着司马氏的夺权，社会历史大环境的逆转，正始时期的文学创作也就走向了低谷。社会环境变了，“建安风骨”也变成了“正始之音”。“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要同样的艺术在世界上重新出现，除非时代的潮流再来建立一个同样的环境。”⑥

（三）时代——底蕴与契机

“种族”与“环境”共同作用后产生了第三个力：“时代”。“时代”包含两个意思，一是过去时代所保留下来的全部精神财富为某一历史时期所提供的文化底蕴；二是这个时代所处的历史位置特有的创造契机。在种族与环境未曾改变的情况下，为何一种艺术只能辉煌一时？时代使然。

艺术家不是孤立于世的，作为某一时代的社会成员，他们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地留下时代的印记。进步的时代给予文学家提供足够的精神养料和有利时机，艺术家与其作品站在“时代”这一巨人的肩膀之上。初唐时期，陈子昂倡导“复古”，主张“复归风雅”。他试图扭转初唐上官体的绮丽之风，重铸诗歌干预现实的社会作用。但时代受齐梁之风影响甚深，文坛萎靡不振，单靠一个人的呼喊并不能扭转诗风。在陈之后，杜甫进一步秉笔直书，忠实地记录社会现实，使诗歌干预现实的理想向前迈进一步。时至白居易，底蕴已经足够，时机业已成熟，干预现实的艺术之花终于结出了果实。

与此同时，时代精神也影响着文学艺术家的创作，通过艺术作品对时代的方方面面予以反映和诠释。“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企图向别方面发展的才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道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⑦

二、“三要素”的理论缺失与“个性”要素的引入

从丹纳的视角出发，我们已经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了“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对艺术的影响。尽管它可以分析许多艺术现象的产生、发展和衰落，但它并不能解释艺术的某些特殊性。当研究深入到微观的领域时，很多艺术中的细节还得不到合理的解释。由于缺少对艺术家“个性”的理解和研究，从而出现了千人一面的错误认识。因此，在对文学艺术进行研究时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别展开，兼顾“共性”与“个性”。下文谨以文学艺术为例，从微观上对丹纳的“三要素”理论进行补充。

（一）情感表达方式

情感表达方式影响着文学家的艺术个性，从而影响文学作品的风格。十七年文学中，郭小川和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即是很好的例证。

新中国的成立之时，中华民族爱国热情高涨，加之国内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特殊的时代与环境氛围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家，催生了政治抒情诗。但在相同的土壤中，郭小川与贺敬之的创作却结出了味道不同的果实。

郭小川感受到时代的召唤，自觉地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他饱含深情歌唱时代，歌唱生活。诗人那饱满的热情使其诗歌充满了无尽的、强烈的力量。郭小川采用了“外展型”的情感表达方式，继承古诗词中感物言志的传统，采用了对偶、排比、长句子来强化其诗歌的感情力度。此外，他还创造性地运用自由体、楼梯体、新辞赋体来表达他那犹如大江奔流般气势磅礴的激情。郭小川的诗歌洋溢着一股阳刚之气，彰显了郭小川政治抒情诗的独特魅力。

贺敬之则与郭小川截然不同，他吸收了民歌“信天游”的缠绵婉转和外国诗歌的哲理性因素。二人的诗歌都具有阳刚之美，却很大的区别。如果说郭小川趋于粗犷硬朗，那么贺敬之则是宏中有细、刚中有柔。贺敬之对自身情感相对有节制一些，对情感的表达也更加内敛。此外，贺敬之还采用炼字、炼句的方式来实现诗歌的含蓄美。

（二）主观立场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生活在上世纪初的文人们无法逃避的“精神气候”，该“气候”深刻地影响着文学家的创作，催生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文学团体。

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从“为人生”的主观立场出发，深入到国民群体平凡而真实的生活中，挖掘现代国民性格的劣根性。在创作中，他们忠于现实，揭示并改造国民性格中的弱点。这种主观立场使得作家大大减少了对个体情感和意志的表达，而是在“望闻问切”、“治病救人”的过程中重铸了国家和社会的理想。

为了表现、批评、改造人生，作家们“担当起启蒙者和被启蒙者、法官和罪人的双重角色”⑧。叶绍钧说，“作为一名老师，我了解一些教育圈的生活，我也记录下来。在一些相当基础和浅显的层面，我关注着中国革命逐渐的发展，同时，我也记录下这些事情”⑨。他将目光投向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对他们的苦难生活感同身受，并做他们的代言人，《潘先生在难中》就是对当时一部分小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创造社成员的主观立场与文学研究会有着显著的不同。创造社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们的文学作品侧重于表现自我。作家们有选择性地学习并借鉴了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风格，把艺术的视点从现实世界转向内心世界。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最能突出创造社的特色，以自我表现为基点，创造性地“拿来”日本“私小说”中的有益成分，加强对作品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挖掘。

（三）生活态度

文学家的生活态度也会影响到其作品的风格。阮籍与嵇康处于同一时代，文学风格却有明显的不同。刘勰曾将二人风格概括为：“嵇志清峻，阮旨遥深”⑩。为何二人文风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不同的生活态度使然。

正始时期，司马氏意图篡权自立，造成社会思潮中政治理想的回落。面对朝不虑夕的恐怖现实，这一时期的文人普遍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和幻灭感。建安文学中积极向上、建功立业的精神已经基本消失。

虽身处乱世，但嵇康崇尚老庄，主张回归自然，超然物外，不为世俗所拘。在人人自危的社会环境里，嵇康的心境是旷达的。这样的生活态度造就了嵇康诗歌的直抒胸臆、词锋爽利、语气清峻。与之相比，对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恐惧，阮籍始终无法释怀。既惧怕政治压迫又不愿意向现实低头，只得压抑个性、谨言慎行。他没有嵇康淡定从容的态度，对现实的不满只能选择隐忍。胸中的孤寂、苦闷无处发泄，只得凭借醉酒的狂态来表达。阮籍做诗不敢直言，常借用比兴、象征的手法间接地表达感情、寄托怀抱，因此形成了隐约曲折的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