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们的故事——杂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电影中的女性影像

王航

（浙江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我和我们的故事
——杂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电影中的女性影像

王航

（浙江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随着时代发展和文明意识的提高，女权运动不断在人们的“爱恨交织”中进行着。大陆女性所扮演的角色一直以来被社会认为是男性的附庸，直至现在，所呈现出来的以女性为主要角色的大陆电影基本都以言情片为主。而现在的台湾电影市场则被一片校园文艺电影和个性群体电影所覆盖。文章将浅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电影新电影的黄金时期出现的具代表性的女性影像，希望借此了解电影女性角色在这数十年的变化。

台湾；电影；女性；历史；文艺

提到台湾电影的八十年代，或许最早闪现在脑海里的电影就是那部《悲情城市》。敏感的政治环境，淡灰色的九份，和导演侯孝贤。至于他的另一部名作《风儿踢踩踏》，大概是连名字都没有听过。这部爱情片脱离了当时普世爱情戏的俗套剧情，却有一种莫名的实际感。女主角幸慧与广告导演罗仔和盲人金台先后相恋，在订婚前夕改变主意选择金台（影片预留悬念仍可能改变）。同时期的电影女主角几乎都是《聚散两依依》琼瑶风中不食人间烟火的小仙女或者是女性勤俭持家艰苦隐忍的黄脸婆形象，《风》一片却少有的呈现出来了一个独立的现代女性形象。她热爱拍照摄影，有自己对美的独特见解和想法；她虽然是老师，却不愿意遵从传统的毕业歌教唱，改了台词，其中隐约中透着一股不羁和叛逆；至于最后对爱情的选择，更是她个性：她既没明确和罗仔断的一干二净，也没说要和金台许下一生一世的承诺。

电影究竟该记录什么？电影中的女性究竟该表现什么？

同时期的影像资料不断地复制再复制同一套灰姑娘遇上王子或者是郎才女貌亦或者是携手共度一生的模板，无论用什么样的新瓶去装装旧酒味道都还是一样的。幸慧的这个女性角色是有着难得的积极意义。她的出现似乎颠覆了当时女性必须在家当个黄脸婆，或者是灰姑娘懵懂遇到王子以后在城堡里当个黄脸婆的形象，她有自己的审美和与爱的表达，不需要屈从于任何一个男人，也不需要与别人许下一生一世的诺言。当时这样的正面角色，在如今看来仍是极为欠缺的。如今电视电影作品中的女性是包裹在女强人外衣下的小女人，似乎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了寻找到日后的伴侣而铺路，她们衣着光鲜却总是为爱情忙忙碌碌，和女性朋友一起讨论的话题除了爱情就是婚姻。为什么一定要早早地决定和某位共度终身？我猜测这可能是幸慧脑袋里的小疑惑，所以她可以确定爱上金台，也不愿意放弃和罗仔共赴欧洲的旅行。爱的选择是持续一生的，而非是一局定生死的。只要不用契约将自己牢牢绑住，一切都有余地。电影对真实需要最起码的尊重，对价值观需要有最基本的树立，如果单纯用简单俗套的爱情故事欺骗女性，用风平浪静的生活去往每一个人身上套，那哪怕在票房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也是一本失败的电影。

有些时候社会事件的发生反而让后人窃喜它改变了最基本的社会思想方式和风气。

1983年《昨夜之灯》的惨败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我们明明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整日的风花雪月只是无用功。1982年的《疯女泪》似乎有那么一点女性在危机下的自我意识，却把女性全盘塑造成了一个圣母角色。我并不赞同影片中“割肉熬药”“卖女儿”的行为，或许在如今的大多数情况下，爱月的形象仍是高大神圣愿意为家庭付出一切的，但如果不具备基本的保护和独立意识，无论再无悔地付出，都只将奏响一曲哀乐。

杨德昌导演的《海滩的一天》当然是上个世纪末女性意识觉醒的重要一笔——大多时候都是男性导演的影片中展现出更为有力的女性角色。如果要把《海滩的一天》与《风归来的人》作对比的话，还是能找到某些背景跨越的相同性的。《海滩的一天》中的一场长对话里，林佳莉和谭蔚清各自诉说着彼此的往事，从70年代到八十年代，从学校到家庭，如果一心想要逃脱的是家庭的羁绊，却又不经意间遇到了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所带来的新的感情困扰，那这些种种的外力困扰都是我们所能掌握且克服的吗？人生的幸福是卑微的，困难是无穷无止境的，女性究竟能否自救？我们没有一刻能阻止社会的前进，在家庭所给予的冷漠和微弱的幸福中，我们究竟应该选择什么？这些都是影片抛给我们的问题，这样的话，应该已经没有多余的思维去讨论海滩上的尸体究竟是谁的了。

在新电影时代，可以看到台湾电影人在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尝试着拍出真正能代表女性主义的电影——可惜的大部分都是男性导演在做尝试，他们初期的摸索是大胆且成功的，但仍然无法跳脱开传统思维的女性观点：遵循家庭与道德规则的服从角色。她们无一不为自己的角色转换和命运忧心，生活中处处充满选择，身份在不同场景下转换，她们也在寻求着社会的认同和改变。之所以不提及更大胆的女性电影，我想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目前的女性也正处于这样的一个茫然期：我们需要社会的认同，而社会也在不断改变我们的角色。

究竟是改变来的快一点，还是认同到达地早一点，这或许不必思考。为自己而活，自然也就有了答案。

[1]陈飞宝.台湾电影史话[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

[2]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3]黄建业.杨德昌电影研究[M].台湾: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5.

J905

A

1005-5312（2015）11-013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