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鸟人》、《肖申克的救赎》、《被解放的姜戈》论自由的合法性

刘先进

（山东艺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从电影《鸟人》、《肖申克的救赎》、《被解放的姜戈》论自由的合法性

刘先进

（山东艺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鸟人》中的病房、《肖申克的救赎》中的监狱、《被解放的姜戈》中的脚镣是出现在三部作品中三个现象上不同，而本质上相同的电影符号。打破非自由在人压迫人，理性压迫人，体制压迫人的特殊语境中使得《鸟人》的回忆，《肖申克的救赎》的墙洞，《被解放的姜戈》的双枪具有了人之存在的美学解救的现实意义。

自由；权利话语；美学解救

电影《鸟人》、《肖申克的救赎》、《被解放的姜戈》分别是艾伦帕克、弗兰克达拉邦特、昆汀塔伦蒂诺三位导演分别导演的电影作品。这三部电影作品所讲述的故事分别发生在美国发起越战、美俄冷战和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背景之中。巧合的是，这三部电影都是以美国的不同历史、社会与经济阶段作为电影叙事的背景的。在这里要探讨的不是关于电影表现背景的某种巧合性与相似性。而是，要探讨三部电影所共同传达出的主题意识——自由。

《鸟人》中的病房、《肖申克的救赎》中的监狱、《被解放的姜戈》中的脚镣是出现在三部作品中三个现象上不同，而本质上相同的电影符号。病房是看守病人的，监狱是关押犯人的，脚镣是锁押奴隶的，如果我们从三个道具的实际用途以及剥夺人身自由的寓意这个层面来看待的话，那么，我们很容易得出这三部作品的殊路同归的思想意识，那就是冲破压迫、重获自由。可是，从一个普遍与理性的认识角度来讲，病房是看守病人，监狱是关押犯人，脚镣是锁押奴隶，是最合常理不过的事情了，病房就是看守病人用的，监狱就是关押罪犯用的，脚镣就是锁押奴隶用的，如果抛离的三个电影的语境前提而单纯的做思考的话，这样的结论似乎是最合理不过的事情了。在通常情况下，这三种道具所起的作用确实是用来剥夺人身自由的工具，而它所剥夺的他人自由的这个“他人”是病人、罪犯与奴隶。这三种人从健康、法律与制度（按美国当时的历史制度）角度来看，这三种人是与健康、法律与制度的标准有所违背的或者是相互冲突的，所以，这三种工具——剥夺自由的工具，从理性与情感上讲都是正义性的、合乎公理的、并且是为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的。既然如此，那么，病房、监狱与脚镣就具有了合法化的地位，剥夺自由并不能构成一种非人道行为而是一种正义、合理的行为。但是，在这三部电影中这三个道具却充当了剥夺个人自由的不合理性与非人道性。三个导演却是通过冲出病房、逃出监狱砸烂、砸烂脚镣的方式来完成对个人、种族、群体自由的肯定与颂扬的。那么，情况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就需要结合我在文章开始段落所提到的电影所设置的故事背景来加以理解方能对三个导演的艺术思想与电影意图做出合理的理解与阐释。或者说，在谈论自由之前，我们必须先对什么是非自由做相应的明细与思索。

三部电影所反应的三种剥夺个人自由的事物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理性高度发达后的结果。理性的高度发达则构成了对个体存在自由的侵害，理性的高度发达是来自西方文化史长期以来对主体认识论的片面崇拜，知识与权利之间存在着“共生”的关系。权利为知识的生产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与个别语境。同时，知识则为权利的产生与存在提供了合理性的基础与技术上的支持。最后则形成了福柯所言的“这些新的权力步骤不是凭借权利、法律和惩罚，而是根据技术、规范化和控制来实施的，而且其运作的层面与形式都逾越了国家及其机构的范围。”这种有别于古代社会的现代知识——权力机制。这一现象曾独到而深刻的反应在福柯知识——权利话语理论体系之中。福柯对于权力的观点是权力与对象之间是纯粹的否定关系。也就是说，绝对的自由在以知识——权利构建的现代社会机制中是无法实现绝对的自由的。所以，福柯才提出局部斗争与生存美学的方案来突破现代人的非自由存在困境，但是，福柯所寻求的方法最后说明了个体存在自由最理想的实现方式只能以理论或者艺术的方式存在着，绝对的自由在现实语境中是徒劳的。三部电影所表达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一部分人的自由必然伴随着一部分人的非自由而存在的。所属自由的那一部分人必须伴随着对另一部人的自由剥夺方能成立。也就是说，美国政客想在国际地位中赢得政治的自由主导权，就必须通过战争来完成对年轻士兵生命与心灵的自由剥夺。同样，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维系也必须是通过对社会成员的财产拥有自由的变相剥夺来活得，美国建国初期的经济也必须是通过对黑人整个生命自由的剥夺来实现低成本发展的。以群体、阶级、种族的成分来加以划分的话，就是政治家对年轻人自由的强制剥夺，国家管理阶层对劳动从业者自由的变相剥夺，白人农场主对黑人劳动力自由的暴力剥夺。当然，强制、变相与暴力都是被自由的剥夺者通过机制的合法化形式来加以进行的。也就是说，剥脱其他群体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的最终解释权最终是归强势群体的。强势群体在人类的社会体系中制定着游戏规则。在这个由强势群体所制定规则的游戏之中，主导权与话语权是不在弱势群体当中的，而强势群体所依赖的工具就是在知识、权利、财产与地位上的先天性优势，而事实上，一个合理有序的社会机制是能够给弱势群体以实现自由、摆脱困境的渠道的，鸟人永远不可能变成精神病院的医生，安迪永远不可能变成监狱的看守，姜戈永远不可能变成白人农场主。即使，三者能够通过合法的渠道实现权利的流动性转变，那么，也并不能意味着对这种机制的逃脱。只不过是一种“媳妇熬成婆”的循环往复而已。

如果说鸟人仅仅是对知识-权利还话语与肖申克的救赎则是一种对资本社会体制的逃离，则被解放的姜戈则是大胆的对奴隶制度的一种颠覆与毁灭。从目的与效果上来讲，被解放的姜戈则更具有革命性与进步性，前两者所赋予主人公的仅仅是逃脱，主人公的力量在强大的权利话语与社会体制面前最大的能力就是凿穿个缺口，逃离之。这里面反应出了导演的一个对待自由的基本态度，就是逃离。而被解放的姜戈中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在对待自由的态度上则显得更为彻底，昆汀塔伦蒂诺以其所擅长的暴力美学的态度来完成一种话语权的翻转，电影的在剧情发展中让黑人姜戈成了主宰白人生死的命运主宰者。先前白人剥夺黑人自由所依靠的是暴力手段及暴力行为上的依附来完成对黑人财产、劳动、生命与性爱自由的剥夺的，那么，最后导演赋予姜戈以暴力上的特权与优势，这就使得作为思想独立与自由觉醒的黑人代表以暴力来反暴力的当方式来完成对自由的诠释成为了可能。暴力是剥夺个人与集体自由的工具与方式，同时暴力也是打破暴力束缚来获得自由的手段与渠道。按照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美学思想来解读的话，谁掌握了暴力的主动权谁就拥有了解放个体、释放自由、主宰命运的主动权，这也是昆汀塔伦蒂诺在其个人创作的其他电影作品中所传达出的整体观念。弗兰克达拉邦特则理智而严肃的告诉电影观众，任何体制的都是有漏洞的，社会主义体制与资本主义体制更无法例外。它们不是存在客观基础上的漏洞，就是机构管理层面存在流癖，更隐形的则是人性的先天性缺陷。而获得自由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如何去发现这些缺陷以及如何不失时机的去利用这些缺陷。

在三个主人公通过不同的手段来冲破强权的束缚、凿穿体制的阻碍、摧毁偏见的建筑，重获自由的过程中。鸟人的导演艾伦帕克显然充满了青年人的理想与浪漫性，被伤害的心灵需要通过年轻而自由的渴望与回忆来治愈被政治强权强暴过的自由心灵，鸟人的康复所依赖的并不是医生的看管与药物辅助，而是需要尼古拉斯凯奇这样能够唤醒鸟人自由意识与健全心灵的沟通者。强权政治是拒绝对话的，尤其拒绝与个体的心灵发生对话，它唯一的目与机制就是通过对个体自由的剥夺与牺牲来实现它的政治目标目与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鸟人伤痛的直接原因是来自眼睁睁的看着一群群鸟被爆弹击落、烧焦，从此在他的心灵深处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疤。鸟是自然、灵性、自由的象征，鸟遭受战火的伤害、灭绝，意味着政治强权对年轻理想与自由的强暴与剥夺。所以，鸟人是孤独的，它的孤独既是被自由心灵被束缚的结果，也是不被理解沟通的结果。所以，鸟人最后冲破精神病院的大门重获自由是尼古拉斯凯奇在精神与心灵上发生交感之后的结果。而导演弗兰克达拉邦特则表现的更为理智与成熟，电影中安迪一开始对这个体制是适应与信任的，但是，当安迪发现这个体制并不是合理、完善的，如果你去适应这个体制的话，你只能是以牺牲平等、民主与自由以及伴随着道德的沦丧为代价的。所以，当安迪抱着对这个体制信赖的信心去寻求合法的获得自由的途径之时，这个时候不是他离不开体制或者被体制化了，而是这个体制离不开他了，他一旦离开监狱这个体制也就会对这个体制中存在的不合理利益与人性之阴暗构成威胁。所以，狱长毫不犹豫的拒绝了安迪的合理、合法的请求，这才导致了安迪试图通过这种越狱的反抗方式来完成个体生命自由的实现。也就是说自由不是来自单纯的幻想与不切实际的想象，而是来自十九年坚持不懈的挖洞与五百码恶臭熏天的下水道的爬行。让安迪坚持下来恐怕只有那个能给安迪带来自由生活的叫做圣华特内欧的墨西哥小镇。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在这点上则以他在电影的暴力美学风格上的独特领悟能力使得他更具有艺术革命的威力。昆汀不仅给了姜戈以暴力上的主导权而且还给了他一个理论上的精神支柱———金舒尔茨医生。昆汀安排一个德国人作为姜戈的辅助者恐怕是出于对德国哲学精神的考虑。如果仅仅是给黑人以武器而不赐予这个在历史文化渊源上所缺失的那种完整而缜密的思想与精神的话，恐怕姜戈的解放是不够深刻与彻底的。所以，电影的前三分之二的段落是德国人金舒尔茨医生在剧情的发展与角色的扮演之中起主导作用，后三分之一则是以金舒尔茨医生的死去来把命运的主导权全权的交付给黑人姜戈手中。金舒尔茨医生的死去的意义并仅仅是为电影增添了几分悲剧色彩，而是给黑人姜戈以追逐自由获得独立的展现空间。黑人姜戈在于白人构建的奴隶制度作斗争，并且以炸毁象征着白人构建的奴隶体制的房子来完成对爱情上的解救的。也就是说黑人姜戈凭借个人的机智与才能逐渐的完成了自由意识的觉醒与独立人格的实现。安迪的所作所为被成为救赎是因为由安迪的疏忽而令法律体制误解与扭曲了自己的清白。而姜戈则不同，他没有什么原罪，没有什么过失，是无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自己的被奴役完全是暴力的通过白人的无理与偏见造成的，所以，姜戈彻底的摧毁这个观念与体制无论是从人道主义上还是从逻辑层面上都不算过分。

尽管三个导演在完成个体生存自由上所采取的态度与方法是特有特色的，但是，三个导演所采取的思想立场与思维倾向上有着步调一致的共同点。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用非理性的事物来完成对理性束缚的超越与解脱，用电影艺术来作为诉说立场与思维表达的手段的。鸟人所依赖的信念是年轻人渴望自由飞翔的理想，《肖申克的救赎》则是凭借安迪的那个“没有记忆的地方”的梦想，被解放的姜戈所以凭借的是情爱的自由。理想、梦想与爱这都是属于感性事物的，在现实存在形态上是受到理性事物排挤、镇压与征服的，电影对于三个导演而言，则是一种具备人文性质的武器，一种精神观念上的武器，一种非理性向理性开火的武器、个体向体制开火的武器、自由向非自由开火的武器。

[1]福柯(法),钱翰(译).必须保卫社会[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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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5312（2015）08-012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