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日本“穷忙族”的贫困根源

刘珏

【关键词】日本劳动阶层  贫困  雇佣环境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贫困人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在日本尤为突出。近年来，日本的贫困人口逐年攀升，其中，“工作贫困阶层”是困扰日本的一大社会难题。这一群体为18岁至65岁的劳动力人口，有工作和收入却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被日本学界称作“工作贫困者”“勤劳贫困阶层”“穷忙族”等。根据（OECD）2009年对日经济审查报告显示，80%以上的日本贫困人口属于这类工作贫困人口。

工作贫困层对日本的影响深远，首先是加剧少子化问题。对于单身贫困者而言，居无定所、捉襟见肘的生活和对未来的不安，使很多人选择晚婚、不婚。已婚率持续低下最终使得少子化问题雪上加霜。其次，工作贫困层极易造成贫困世袭。经济的入不敷出使得贫困家庭没有余力提高子女的生活水平、提升学历、做出长远的职业规划。再者，工作贫困层还将加剧日本老年贫困问题。此外，医疗问题、养老问题都将是工作贫困阶层面临的难题。

自由打工族缺乏职业竞争力和职业上升空间

日本的自由打工族最早出现在1987年，这个群体的特点是追求自我价值，注重自我满足。出生于日本高度经济成长期的自由打工族们，在富足的物质生活中成长起来，比起正式员工刻板的通勤生活，他们更向往无组织、零束缚的自由职业。日本厚生劳动省2001年日本总务省调查显示，30%的人失业的原因是目前暂时没有找到自己想做的工作，35%的人主动放弃正式就业而选择自由职业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不愿受到某个单位的约束”。

这个人群的另一个特点是低学历、年轻化、低技能。按照日本厚生劳动省1991年对日本自由打工族的定义，他们是15至34岁的以打零工或小时工形式就业5年以内的男性或未婚女性。日本总务省2001年公布的数据表明，68%的自由打工族只有初中或高中学历，而日本文部省统计的2002年高中毕业生中，有62%的人选择了以自由打工的形式就业。

随着劳动雇佣环境的逐渐恶化，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成为自由打工族。2018年的日本厚生劳动省调查显示，日本86.95%的失业人员是缘于公司破产、人事调整、雇佣解约，仅有12.5%是在等待更高薪的工作。30.6%的人选择非正式就业是因为找不到正式工作、需要贴补家用、需要赚取学费。仅有约2.2%的人选择现在的工作是因为可以用到学过的专业知识。

自由打工族多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零售业和服务业，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长不固定，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职业技术培训，无一技之长，学习能力弱，学历低等诸多因素限制了其职业上升空间。越来越多的自由打工族在工期结束后因无法再就业而沦为“穷忙族”，NHK调查显示，日本的自由打工族一旦年龄超过35岁就几乎找不到工作了，而“穷忙族”的平均年龄仅为37岁。

日本劳动者派遣法的变革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动荡

日本政府于1999年、2004年、2010年三次修订劳动者派遣法，将非正式雇佣从业人员的适用行业由原来的26种放宽至几乎全行业（除7种特殊行业外）。日本劳动者派遣法的变革改变了终身雇佣的稳定模式，使非正式就业成为常态，受此影响，日本非正式就业人口激增，仅1999年一年就增加了50万人，而这一年的正式就业人数减少了100万。整合日本厚生劳动省历年数据统计可以看到，日本非正式就业人口已由2010年的1763万人激增至2018年的2120万人。

非正式就业人口成为了日本贫困的重点人群。有数据显示，近8成的“穷忙族”是非正式就业人口。日本学者石井加代子研究分析证明，非正式就业人口极易陷入贫困，一旦陷入就很难摆脱，而夫妻双方无业或非正式就业的家庭，其贫困率远高于夫妻一方有正式工作的家庭。因此，正式就业是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受到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日本企业对员工的培训量呈下降趋势，很少有公司对非正式员工进行职业培训。日本厚生劳动省“能力开发基本调查”显示，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70%-80%的日本企业开展了员工培训，而进入2000年以后，这一比例就降至40%，并呈逐年递减的趋势，其中，面向非正式员工的职业培训不及正式员工的一半。在这样的情况下，非正式工想要转正就更为困难了。

大面积雇用非正式从业人员使企业可以随时按需获得人才，节约了员工培训、福利待遇、人工费等，有效削减了成本。但日本最低时薪并没有提高，企业产生的利润并没有通过提高福利待遇和薪酬等方式回馈给非正式员工。2002年至2008年日本经历了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期，比1965年至1970年的经济扩张期（57个月）足足长了16个月。然而，18岁至65岁劳动人口的贫困率不降反升，2006年的贫困率比1995年反而增加了3.9%。此后，日本劳动人口的贫困率呈现出逐年攀升的趋势，新的贫困人口正是由这种不稳定的雇用关系不断产生出来。

政府扶贫政策收效甚微，提高女性薪酬是关键

一直以来，日本政府都在通过增加社会福祉来降低贫困率，但收效甚微。OECD数据显示，1995年至2012年，尽管日本政府通过社会福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问题，贫困削减率由15%增加到了29.6%，但这一数据仍远低于法国（67.5%）、英国（55.3%）和德国（52.8%）。日本每年的贫困人口，尤其是工作贫困阶层人口都在逐年攀升。这显示出政府的干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本劳动贫困阶层问题。

长期以来“男主外、女主内” 的家庭模式支撑着日本工薪阶层的生活，“安居乐业”的小家庭生活也为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援。在这种模式下，父亲们外出工作，母亲们做专职主妇，女性婚后辞去工作回归家庭是普遍现象。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和日本总务省“全国消费实态调查”显示，2000年至2015年15年间，日本双职工家庭显著增多，由1999年的52.5%上升到2014年的61.0%。然而，双职工家庭的贫困率卻一直高于单职工家庭。全国消费实态调查显示，1999年至2014年的15年间双职工家庭的贫困率始终高于80%，而单职工家庭的贫困率始终低于18%。也就是说，即使母亲外出工作，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的贫困状况，日本的贫困家庭无法通过增加家庭就业人数来脱贫。这与日本女性的低薪酬有关。

日本单亲母亲的就业率居发达国家之首，而单亲母子家庭的贫困率也居发达国家之首。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和总务省统计，日本单亲母亲的就业率2011年为80.6%，到2012年增长至83.2%，2015年为79.9%有所回落，但2016年又增长到了85.7%，可以看到，近5年来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而从单亲母子家庭的经济状况来看，其贫困问题非常突出。以2012年为例，日本单亲母子家庭的贫困率高达56.0%，是OECD平均值的2倍，远超美国（32.2%）、法国（19.2%）、德国（13.9%）和英国（9.8%）。日本女性薪酬低廉直接导致单亲母子家庭的贫困问题。

日本式贫困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双职工家庭的贫困率高于单职工家庭，即使是母亲新增就业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改变家庭的贫困状况。二是日本单亲母亲就业率和单亲母子家庭的贫困率双双位居发达国家首位。以上两点综合反映出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虽然比战前有所提高，但全面实现男女同工同酬还需要漫长的过程。三是政府干预手段对解决贫困问题效果甚微，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增加正式就业岗位、增加女性劳动报酬虽然是有效途径，但真正实现还需要企业、劳动人口和政府三方形成合力。

（作者为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日本厚生劳动省：《劳动力调查（基本集计）2019年（令和元年）9月份速报》（日文 ：労働力調査（基本集計）2019年（令和元年）9月分），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网站，2019年11月1日。

②日本厚生劳动省：《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日文：国民生活基礎調査），日本厚生劳动省网站。

③日本厚生劳动省：《全国消费实态调查》（日文：全国消費実態調査），日本总务省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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