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任燕妮
摘 要:本文运用叙事学研究方法,对汪曾祺《大淖记事》文本进行解读。全文从可靠与不可靠叙述、叙事结构、叙事语法三个方面进行研探,归纳出汪曾祺小说“静”与“净”的艺术内核,从中感悟到汪曾祺小说原始的生命力和讲故事的感染力,形成对其小说美学风格的认知。
关键词: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语法;靜净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33-0003-02
一、前言
某种程度上说,汪曾祺的小说是“反叙事”性的,《受戒》、《大淖记事》无不是“淡化情节”、“强调氛围”。汪曾祺一反小说必须有情节、向心结构和中心人物的特点,将小说该有的曲曲折折,过滤的明明净净。《大淖记事》与其说在写人、写事,不如说是在写风俗、写景致、写感觉。这种散淡的叙说和干净的语言,既构建出理想自在的世界,又渗透了汪曾祺雅淡逸致的叙事姿态。
二、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
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的区分,主要建立在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关系基础上。将叙述者在文本中的讲述与隐含作者所体现出的价值立场对照,有助于我们对作品整体的把握。《大淖记事》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叙述者是一个外在于故事的观察者,并将作品的空白留给读者,小说的语言、叙述、结构等要素都依靠读者自己的蒸馏和消化,虚实都不言说。
小说前三节未出现人物,全是风土人情的描绘。第一节,叙述者关于大淖唯一具有评述性的话语是:「但是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没有一家店铺。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裡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这里的“不一样”可作为叙述者的态度。第二节开头写「由轮船公司往东往西,各距一箭之遥,有两丛人家,这两丛人家,也是互不相同的,各是各乡风。」叙述者只是客观描述,评价只限于「这一帮锡匠很讲义气」,第三节结尾写「因此,街裡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点呢?难说」,就叙述者來讲是「难说」,而隐含作者的态度则需要读者在作品阅读过程中推断出来。
四、五、六节进入巧云和十一子的爱情主线,也有上一辈人的情感故事及保安队的背景交代。莲儿和黄海蛟结婚和唱戏小生私奔,叙述者都是不杂个人主观批评的客观陈述姿态,在巧云和十一子的爱情故事中,叙述者或藉由大淖民众间接表达自己的立场「他们觉得十一子和巧云做的事都很应该,很对。」或直接阐发自己感受「这个带有中世纪行帮色彩的游行队伍十分动人」这里叙述者的态度依稀可见了,到小说结尾,叙述者几乎是以跳出来的姿态和读者交流「十一子的伤会好吗?会。当然会!」,叙述者的立场就清晰起来。
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指出隐含作者区别于真实的人,是“作家的第二自我”,《大淖记事》的隐含作者总是被一种真挚、善良、单纯的情绪所驱动,对大淖淳朴的民风和十一子与巧云的爱情充满赞同和欣赏。由此可见,《大淖记事》中可靠叙述和不可靠叙述是并存的,随著读者对故事情节的深入,可靠叙述和不可靠叙述就具有了动态变化的意味。隐含作者对这种「不一样」民风的赞美,至于哪种风气更好也不是难说,而是有了答案,而隐含作者对于人性美的追求,也随著小说末尾的可靠叙述展现出来。
三、对民间叙事结构的借用和再创
王实甫的《西厢记》很好地展现了我国民间文学的一般叙事结构:男女两情相悦—爱情受阻—佳人落难、英雄相救—恶人窥视、寻机破坏—佳人落入魔掌,遭受羞辱—英雄挺身而出、保护佳人—恶人行凶、打击英雄—英雄借助第三方帮助、挫败恶人—恶人受到惩处、英雄佳人结为伉俪。
汪曾祺借鉴了这一叙事结构:巧云十一子互生情愫——巧云有半瘫父亲,十一子有快瞎眼母亲,面对现实两人无法在一起——巧云落水,十一子相救——刘号长出现,欺辱巧云——巧云勇敢和十一子在一起——刘号长抓走十一子,威胁暴打十一子,十一子至死不屈——锡匠们帮助十一子,游行顶香请愿,驱逐刘号长——刘号长被驱逐,十一子养伤,巧云养家。两相对照可看出《大淖记事》采用了传统文学经典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格局,这种“情爱模式”显示了汪曾祺对于人性美的歌赞。
汪曾祺给老故事一个新讲法。《大淖记事》开头是不动声色的风俗地图描绘,无论是大淖地名的由来、四季风光,衣服如何浆洗,锡匠如何打器、挑夫如何卖力气,淖东人如何吃饭,都不缓不急。这样一点点由环境推出故事,环境里的一点一滴都浸透了人物的个性,这样奇风异俗下萌生这样的故事才不突兀。虽是传统的大团圆故事,十一子和巧云的爱情又多了一种非世俗化的自然率真,巧云和十一子并非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而是自然开放的男女关系。巧云在被欺辱后并没有淌眼泪寻死,而是勇敢的和十一子在一起,十一子也没有顾及世俗礼法,你情我愿就是最高的法则。这种鲜活的人性就长在大淖里,没有前三节看似闲笔的风土人情交代,就无法达到这样天然而成的效果。这种躲藏人物的写法,也正是汪曾祺叙事的高明之处。
四、敘事语法解析
文本的深层次话语,可从基本的二元对立关系入手,运用格雷玛斯的“角色模式”和“语义方阵”来分析《大淖记事》。
首先是“角色”和“人物”的讨论。“有的人物在故事结构中没有功能作用,便不能称之为角色。而根据《大淖记事》主要事件的不同功能关系,可以划分出主角、对象、支使者、承受者、助手、对头这六种角色。基本关系图例如下:
上述角色模式揭示的是各种现象间的关系而不是现象本身:其中的助手是锡匠们,而老锡匠最初不是十一子巧云爱情中的助手,图中虽把十一子放在主角,巧云放在对象的位置,实际在两人的爱情中,巧云从最开始给十一子亲密的机会,到后来让十一子到大淖东来有话说,都扮演著主动的角色。大淖记事中的情形远比上述模式复杂。
将语义方阵用于《大淖记事》的文本分析,可得出文本深层次的价值尺度。十一子和巧云纯粹真挚的爱情,是属于自由人性;而街裡的人说这里的风气不好,路人可惜两人配不成双,是属于世俗人性,而刘号长、水上保安队对巧云的欺辱、对十一子行凶,县政府不答覆锡匠们的呈子,是属于恶权势。具体用X型语义方阵表示即为:
五、结语
在汪曾祺的田园牧歌里,现实农村不和谐的因素是被剔除的,即使是刘号长欺辱巧云,善良和正义也很快驱逐了丑恶,于是美丽的更加美丽。汪曾祺笔下的人群是净美的,生命本真之美是生机勃发的,即使遇到摧残,反馈也是隐忍静默深沉坚定的。巧云最后从一个姑娘变成一个很能干的媳妇,仍是汪曾祺种爱的一类,她们在苦难中是达观、隐忍、超然自适的。《大淖记事》笔调松散,市井人物是主群像,但是这些人却极少市侩气,铜匠们讲义气,挑夫们率真宽和,整个大淖是安静明净的土地,凝结著“净”和“静”的艺术品格。如若叙事便是讲故事,汪曾祺讲的故事便是人们热爱听的那种,里面的生活和情绪是自然流动,本色天然的,干干净净的生活是引人向上且快乐追寻的。讲故事不求章法,读者对于小说的追寻永远是生活会去的地方。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注[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美)W·C·布斯,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3]罗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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