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和高加林比较研究

杨柯

摘 要：于连和高加林同为世界文学中向上爬的小人物的典型文学形象，他们悲剧结局是相似的。然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又使他们的悲剧各有各的不同。这正揭示了司汤达和路遥在文学创作中渊源上的影响关系。

关键词：于连；高加林；比较

中图分类号：I0-03；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15-0003-03

黑格尔在谈到对客观事物进行比较研究时说：“假如一个人能见出当下显而易见之异，譬如，能区别一支笔和一个骆驼，则我们不会说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①司汤达的《红与黑》和路遥的《人生》中塑造的于连和高加林两个典型文学形象的产生，相隔一百多年，于连诞生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高加林则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的地域的两个典型文学形象体現了各自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积淀。这是他们二者之间不可替代，不可混同的重要历时性差异。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典型文学形象的共时性角度深入研究，我们依然会发现，他们各具特性的血肉之躯中却包含着同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灵魂，这也就是他们二者的共时性相似。

一、异中之同

列宁说：“如果要做历史类比，就应分清并确切指出不同事件的共同点，否则就不是历史类比，而是信口开河。”②于连和高加林一个生活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我们仔细考证当时法国和中国的历史状况，从历时维度上讲二者之间有不可跨越的一个多世纪，从共时维度上讲，他们二者的处境又是那么的相似。在《红与黑》的出版扉页上，出版者明确指出“本书准备好出版时，正值七月的那些重大事件发生，把所有人的想象力引入一个不宜发挥的方向。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下文字写于一八二七年。”③这里所谓的“七月的那些重大事件”就是一八三零年七月，法国波旁王朝二次复辟后，查理十世即位，于一八三零年三月解散众议院，七月取消言论自由，七月二十七日，巴黎工人上街，二十九日，攻占王宫，称为“七月革命”。也就是说，司汤达的小说写于法国七月革命前期，这一时期的法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产生着巨大的冲突，社会关系正进行着巨大的重组。于连正是处于这么一个关键的社会环境之中。作为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国平民青年，他是处于一种悬浮状态的，有一种向上爬的理想和爬不上去的现实左右着这个“宁可死一万次也要飞黄腾达”的小人物。无独有偶，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所生存的环境和于连有着惊人的相似因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一时代条件使中国近乎森严的城乡二元结构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这就让高加林似的农民青年有了巨大的城市渴望，然而近乎残酷而又让人尴尬的现实又总是让这种渴望只能是画饼充饥。按照路遥先生的描述，那一时期的中国“如同北京新建的立交叉桥，层层叠叠，复杂万端。而在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却发生着复杂的变化。”④高加林正是处于一个这样的“交叉地带”，和于连一样处于“悬浮状态”。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于连和高加林处于一种近似的社会关系之中，这是他们之间产生相似点的客观前提。

从于连和高加林主观方面研究，我们又可以发现他们二人的许多相似点。首先，他们二人具备了造就相似悲剧性格的客观前提。于连出生于法国维里埃小城的一个木匠主家庭。可是，于连自幼对木匠活儿一窍不通，却聪颖好学地受到了法国启蒙思想的巨大影响，他最喜欢读《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崇拜拿破仑。自小受到拿破仑时代一个老外科军医的影响，常常阅读卢梭、伏尔泰的著作。为了知识，他又在贝尚松神学院进修，虽然他不信上帝，但他却可以用拉丁文把《圣经》倒背如流。这无疑使于连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出身于农家的知识分子，使他以后努力向上爬有了客观上的前提和主观上的诉求。高加林和于连几乎是相同的，高中毕业没有考入大学的一个农家子弟，在当时的中国农村社会几乎等于说他已丧失了走出农村的机会。高加林作为一个农民是不称职的，他甚至不会耕种，长得“一点也不像农民”。他会画、会唱、会吹、会打篮球、会摄影。也就是说，于连和高加林同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却又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用于连的话就是“他们虽出身卑贱的阶级，可以说受到贫穷的压迫，却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敢于厕身在骄傲的有钱人所谓的上流社会之中。”他们的悲剧是一种必然的因素左右着。一方面，他们摆脱不了现实的残酷；另一方面，所受的良好教育又使他们在精神上迈入了高层。这无疑是悲剧性格诞生条件。其次，于连和高加林在爱情中的表现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于连十九岁到德莱纳市长家做家庭教师，他那种“生下就不是下跪的人”的野心，让他迅速展开了所谓的爱情计划。在于连的眼中这无疑是场“战斗”。他和德莱纳夫人的爱情是始于于连对这位市长夫人的诱惑的，甚至里面隐藏着一种报复的倾向。他以一种高度的自尊隐藏着他心灵深处极度的自卑。这位“汝拉山下的穷乡下人”却正是在这样一场“战斗式”爱情计划中得到了真爱，在这场爱的“战斗”中，他获得了爱的高尚，是所谓的“心灵之爱”。于连和拉莫尔侯爵的小姐玛蒂尔德之间的爱情显然让这位被人仅认作“长毛猎狗”的主人公处于一种极度扭曲的地位。我们不能说于连和玛蒂尔德之间没有真爱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爱，在这次爱情历程中，充满了火药的味道，完成了于连所谓的“头脑之爱”。高加林的两次爱情经历和于连是相似的，农村姑娘刘巧珍痴爱着高加林，从某种意义上讲，刘巧珍的爱对这位“被顶替了民办教师位子”陷入悲恸的高加林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是巧珍的善良与纯朴让高加林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气。但是，城市姑娘黄亚萍的出现让这两位农村青年之间的爱情显得那么得不牢靠。那个“长的有点像保尔·柯察金和于连.索非尔”的高加林，为了可以“到长江看日落，到雨花台捡雨花石”，始终还是抛弃了刘巧珍。高加林之爱黄亚萍和于连之爱玛蒂尔德在动机上，行为上，包括爱的结局都是同病相连的，他们两人爱的悲剧都是在失败中获得了真爱。郭宏安先生在翻译《红与黑》时，在书前作了长长的序言，他说：“一个孱弱的腼腆的平民青年只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奋斗，为了实现他那巨大的野心，他不仅要处处显示知识和能力上的优势，还要采取那种不大光彩的手段……，然而，正当他爬上一定的位置，自以为踏上了飞黄腾达的坦途时，一封信就打断了他上升的势头，让他明白他仍然是一个‘汝拉山下的穷乡下人。”⑤路遥先生也有相似的观点：“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等都是好人，但性格中都不同程度潜含着悲剧性和庸俗性因素。……《人生》所表现的是一群普通人的命运，他们的遭遇，不光是他们自己所能决定的，高加林也不是想走一个大圈子最后再夹个行李卷儿又回到出发点的。他无法突破各种社会矛盾对个人的制约。”⑥

二、同中之异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我们在研究于连和高加林相似性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尊重二者之间的差异性。

首先，从于连的爱情和高加林的爱情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俩人相似的爱情遭遇中各有各的不同。于连和德莱纳夫人的爱情始于于连的诱惑，止于那不幸的两声枪响。于连和玛蒂尔德的爱情则使于连在这位侯爵小姐面前始终处于一种扭曲的状态。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于连、德莱纳夫人、玛蒂尔德这三个人的爱情关系中，于连这个“乡下人”是处于最底层的。（我们这里以现实的人物阶层分析，人的人格、爱情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就是说，于连的爱情之路是一种始终向上爬的状态。这使他陷入一种“心灵之爱”与“头脑之爱”的悖论中不能自拔。高加林则不同，在高加林和刘巧珍以及黄亚萍的爱情关系中，高加林显然是处于“交叉地带”的，一方面是农村姑娘刘巧珍首先疯狂地爱上高加林的，即他是被爱的。在他和刘巧珍的爱情关系中，首先，他们的爱产生于一种高加林对刘巧珍的感激；其次，高加林是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接受了刘巧珍纯朴而又近乎泼辣的爱。另一方面，在高加林和城市姑娘黄亚萍的爱情关系中，高加林始终处于一种迁就的地位，他是黄亚萍眼中的“乡巴佬”。于连和德莱纳夫人的分手是缘于匿名信的揭发，是被迫的。而高加林和刘巧珍爱情的中止则是因为高加林无法克制心中涌动的那种“城市向往”而造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主动的。最后，于连和高加林爱情的结局也明显有差异性。于连和玛蒂尔德爱情的中止与高加林和黄亚萍爱情的中止虽然都是因为揭发信，但却各有各的不同。“宁愿做人家一只美丽的长毛猎狗”的于连，在得知是德莱纳夫人写信揭发了他的“丑事”后，他几乎丧失理智地冲入教堂连发两枪打伤了这位他爱着和爱着他的人。然而，正是这两声枪响惊醒了迷狂中的于连，让他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于连在法庭上近乎“自杀”式的陈述让德莱纳夫人在他死后三天便抱着孩子们随他而去，让在他死后玛蒂尔德“独坐在他那辆蒙着黑纱的车子里，膝上放着她曾经如此爱恋过的人的头”获得了一次爱的崇高。高加林则不同，当高加林获得了走出小城的机会后，他“尽量使他的头低下，使他的心變的铁硬，并且咬牙切齿的警告自己：“不要反顾！不要软弱！为了远大的前途，必须做出牺牲！有时对自己也要残酷一些！”他吞吞吐吐的对刘巧珍说出要中断他们的关系的决定，善良的农村姑娘隐忍着巨大的心灵创伤并没有做更多的纠缠，很快时间便匆忙地嫁给了农村小伙马栓。当高加林最终因克南妈的检举信而不得不重返乡里的时候，刘巧珍并没有像姐姐刘巧英那样想趁机侮辱他一番，反而为他谋求民办教师的职位。而黄亚萍则不同，当她面对不得不回乡的高加林时，尽管她的内心是悲伤的，她却说：“加林，我们不说这些事了，我现在主要考虑你要回农村，生活会很艰苦的，我原来也知道，你们家并不太富裕。………我们家经济情况好一点，你如果需要，我…… 。”所以，高加林和于连在爱情的结果上又有明显的不同。

其次，从文化影响方面研究，我们同样可以得出于连和高加林的差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其根本区别之一就是文化传统上的区别。法兰西民族和汉民族都是这个世界上优秀的民族，其民族文化在各自人民身上的沉淀是不同的。这和本民族所处的地域，生产方式，文化传统是有密切关系的。法兰西民族长期生长在地中海沿岸，形成了一种蓝色的海洋文明，是外向的，是征服的，这在于连身上有明显的体现。于连很小的时候，看见几个从意大利归来的骑兵后，从而“发疯般地爱上了军人的职业”，这也是《红与黑》中对“红”的一种解释，于连是极崇拜拿破仑的，一心要走入上流社会。当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后，他又一心要做一名教士，对那位年轻的黑衣阿格德主教羡慕不已。于连的心目中始终有一种“红色”与“黑色”的涌动，这左右着他使他不断的奋斗。法庭审判后，于连即使不信奉上帝，但他像所有西方人一样向上帝做了虔诚的忏悔，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教会统治下的法国即使在一个极富有反抗性的人的行为中也打下了深深的印记。从某重意义上讲，这是个人无法逃避的集体意识的沉淀。于连临死的时候，他想让蜉蝣多活上五个钟头，从而理解什么是夜。他想让自己多活五年，和德莱纳夫人一起幸福生活。他痛苦地控诉“先生们，我本没有荣幸居于你们那阶级，你们在我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农民，一个起来反抗他卑贱命运的农民”“他们想通过我惩罚一个阶级的年轻人，永远让这一个阶级的年轻人灰心丧气。”于连的忏悔是虔诚的，是近乎绝望的，但同样充满了一种反抗性的张力。高加林则不同，20世纪的中国，在我们国家意识形态中，并没有教会神学的印记。然而，正像西方人所说的那样，我们中国汉民族长期生活在内陆，形成了一种内向的，自省的河域文明。我们中国的儒家文化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并非宗教，但那种浓厚的宗教性是不可忽视的。这在高加林身上同样有着明显的体现。最后高加林跪在黄土地上手抓黄土时，他和于连一样得到了本性的复归。“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⑦，他在爱情过程中始终隐忍着良心的拷问，他抛弃刘巧珍后，“身子一下伏倒在一块草地上，双手蒙面，像孩子一样大声号啕起来，这一刻他对自己仇恨而且憎恶。”这个德顺老汉眼中的“豆芽菜”在良心上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和我们中国汉民族的农耕文明，河域文化是分不开的。小说的结尾，“高加林一下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的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便是高加林人性复归后的觉醒和悔悟。

三、结语

我们求知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应该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关于司汤达的于连和路遥的高加林之所以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原因，笔者在这里简单地做三条结论：

（1）作家本人所处的时代环境的相似性是产生于连和高加林这两个文学形象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前提原因。司汤达和路遥虽然从历时的维度讲相差了不可逾越的一个多世纪。但是，我们从共时的维度对他们予以观照，他们是同处于一种社会分化时期的作家。这种客观世界的相似性反映在作家的作品中即出现了于连和高加林作为文学形象产生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客观前提；

（2）司汤达和路遥两位作家在社会理想，评价标准上有相似之处。很难否认《红与黑》与《人生》中作家创作的自传性色彩。这是我们从创作主体研究得出的观点。在《红与黑》与《人生》中我们作为读者可以阅读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主人公的观照和同情，批判和怜悯。从而使作家完成了朗吉纳斯在《论崇高》中所谓的作品是“伟大心灵的回声”。鲁迅先生在分析《死魂灵》中的地主形象时说：“直到现在，即使时代不同，国度也不同，也还是我们像是遇见了有些熟悉的人物”。⑧鲁迅先生在讲到阿尔志跋绥夫的沙宁时又说：“像沙宁这种人，其实俄国确有，中国何尝没有，不过他不是沙宁”。⑨所以，作为创作主体的司汤达和路遥的主体相似性和差异性产生了于连和高加林彼此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于连和高加林是彼此独立又彼此渊源的文学形象，这是于连和高加林相似性和差异性的主观前提；

（3）从比较文学层面而言，“苏联学者日尔蒙斯强调：‘比较文学，研究国际联系，研究世界各国文艺现象的相同点与不同点。”⑩我们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路遥和司汤达之间有渊源上的影响关系。毋庸质疑，路遥在塑造高加林这一文学形象时或多或少受到了司汤达《红与黑》的影响，这也是路遥在小说中借黄亚萍之口说，高加林“有点像小说《钢铁是怎么炼成的》里面的保尔.柯察金的插图肖像；或者说更像小说《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的原因。这是我们从作者与作者本身的渊源影响研究入手得出的结论。

所以，从以上这三点结论我们又可以得出一个普遍意义上的提示，那就是之所以于连和高加林两个文学形象之间存在着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是因为两位文学形象的塑造者司汤达和路遥之间在共时性相似环境的影响下，存在着创作上历时性的渊源影响。这是我们对文学活动整体观照得出的普遍提示也是我们结论的归结点。

注释：

①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262.

②列宁.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57.

③司汤达.红与黑[M].上海：译林出版社，1993.

④路遙.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路遥全集（一二合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⑤郭宏安.谁是少数幸福的人——代译者序[M].上海：译林出版社，1993.

⑥路遥.关于电影人生的改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⑦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⑧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⑨鲁迅.鲁迅书信集：鲁迅给徐懋庸的信（1933年12月20日）[N].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⑩转引自.乐黛云.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