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夏皮罗的《毕加索的谈改造与自我改造》

王晓荣

摘 要：迈耶·夏皮罗是美国第一代“本土”艺术史家，他的学术活动主要涉及中世纪艺术和现代艺术两个领域。他的现代艺术批评正确地表明现代艺术活动与现代社会之前的联系，使人们更加深入的了解现代艺术活动并却客观地认识与评价现代艺术。由夏皮罗著，沈语冰、何海译的《现代主义 19与20世纪》一书中有篇名为“毕加索的《拿扇子的女人》 ：谈改造与自我改造”的文章，是夏皮罗1976年写的，这篇文章论述了：在毕加索“蓝色”风格向“玫瑰红”风格过渡时期大胆的用改造一幅画的方法来创造一副新图画，这种对画面的改造其实也是毕加索对自己的改造。

关键词：毕加索；拿扇子的女人；改造

文章通过对青年毕加索的《拿扇子的女人》（图1）素描和油画（图2）的对比（以放松姿态坐在他面前的模特来画这幅素描，但油画中通过抬高她的右手给整个姿态与服装更多的紧张效果）。认定这两件作品共同构成了毕加索用改造一幅画的方式来创造一副新图画的较早的和显著的例子。他的这一改造使得素描中那种被限定、固定化、压抑的感觉在油画中转变为拥有了新的人格的人物形象，以一种素描中人物所没有的坚定性面对世界。

那么毕加索的这种改造是源于什么呢？作者给出的解释是：或许受安格尔的作品《奥古斯都在听维吉尔读埃涅阿斯纪》的影响。在这幅《奥古斯都在听维吉尔读埃涅阿斯纪》中，右侧的男子侧脸对着观众，右手抬高，整个人物形态与《拿扇子的女人》相似度极高，同时他们绘画的这种相似性不仅仅单一的体现在人物造型方面，他们的共同之处还在于都表现了主人公在对一个并未出现但被明确暗示的观察者说话——主人公目光所及的对象。只不过，毕加索画中的主人公是主动的发号施令者，而安格尔画中的主人公是被动的回应者。由此猜测这两位大师即便不是直接受到影響那也是殊途同归的默契。

在毕加索从“蓝色”风格时期向“玫瑰红”风格过渡时期，他的画中经常表现一个手臂抬到头顶或是有力地伸到身体中心之外的形象，比如马戏团系列中的人物，身体整个是扩张的、外放的，但是人物表情画面色调又略带伤感。但是其主要趋势是朝向一种美丽、强壮、欢快、敏捷的幸福意向，去克服那些作品中的伤感。在《蓝衣男孩》这幅画中，虽然男孩同样出现了《拿扇子的女人》中那种僵硬的姿态，忧郁的神情，但是松弛下垂在腿间的右手没中有了《拿扇子的女人》中那种自我封闭的姿势，画面中压抑的成分减少了，男孩头上的花环装饰也诠释出艺术家想好赢得荣誉的意识，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感受到毕加索内心的变化。在毕加索另一幅画《梳妆》被认为是画家自我奋斗的同构。也被认为是《拿扇子的女人》的姊妹篇。《梳妆》中出现了两个人物：裸女（女主人）：正面的、金发的、自我扩张的、对称的、平滑均衡的。着衣女子（侍女）：僵直站立、侧面的、站姿沉重。可以认为在这幅画中，镜子既是调色板又是画布，裸女是艺术家将要赢得并变换到画布上的理想的美——即对艺术的追求，理想的自我。侍女是现实中的画家，虽然是一个较小的、不太迷人、不太美丽的存在，但仍然坚定的向“美丽”举起镜子。这幅画其实是毕加索自我双重性的一种投射—一个积极，外放，自信强大的自我与一个压抑、忧郁、不自信的自我。这个在现实中不太自信的自我想要通过画布实现对自我的改造。

在文章最后，我们看到1935年曼·雷镜头下《毕加索肖像照》中那种直面镜头的，具有穿透力的眼睛，拥有强劲有力的双手，自信的形象都像是在和他1905年《小丑与母亲》中那种柔弱孤独，眼神悲伤含蓄，回避外界的形象做对比。毕加索内心的双重性使得他一直在突破、改变。文章通过《拿扇子的女人》，《蓝衣男孩》，《梳妆》，《毕加索肖像照》，《小丑与母亲》之间的关联认定毕加索对那副素描的改造不仅仅是一个绘画发明的过程，也是毕加索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过程。 他的绘画也是一直在建构性的，略怪异的形象与古典形式、典故之间自由穿行，就像他双重性的人格。为了实现改造自己的能力，他放弃使用他已运用娴熟的技巧，在蓝调阶段与立体主义作品之间的风格转变中，他完成了这种对自我的改造，最终通过立体主义的作品，以一种原创性好人和力量成为历史性的大师。

虽然文章整个的结构在论证时主观性过于强，例证不够充分，但是论点成立。文章在众多对毕加索的研究中另辟蹊径找到了一个新的观点，然后在毕加索的画作中挑选出能够支撑自己观点的画和资料，运行图象学和形势分析法进行论述，将这一观点发散开，形成一个话题点，从而产生了新的视角。他的这种写作方法在美术史研究方法上给我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