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

毅剑

深远的老院子

是的，早已没有一点原本的样子了。

远远望去，那深蓝中泛着土黄色的瓦垅，那屋脊上用蓝色的砖块雕刻成的一排形态均异的鸽子，屋脊中间用薄的铁板剪出的总是锈迹斑斑的风旗，以及两端高耸着的土窑烧制出的狰狞兽头……

青砖剥蚀的墙根，风雨侵袭得深凹又有着长长裂缝的土坯院墙，还有院墙下总爱盯着一队蚂蚁搬家的那个孤独的男孩子。

夏日无定向的微风吹过。这个时候，院南墙根老槐树圆形的绿叶，总是紧随着习惯性地不安地抖动。树杈上正在孵化子女的一只斑鸠静如处子，它知道，时不我待，一年一度的生育责任总需要分秒必争。

霸气十足的红冠公鸡在院子中间走来走去，这是只属于它的领地抑或王国，一群下蛋的母鸡全是它的妻妾，它有责任和义务时刻防范隔壁的同性“芦花”不时地来犯和挑衅。

破旧的木门板上，门锁一直就是坏的，门搭吊更是原本就只是可有可无的饰物。只有白天躲在大门后面的那根硬实木棍还有用场，一直按部就班地在夜里顶门上岗。

干干湿湿的柴草涌进砖泥混砌的炉膛，火苗忽高忽低，炊烟时浓时淡。木制的风箱总是吃力地吹呀吹，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依然吹不尽小院骨子深处的贫寒。

那时候，年已七旬的老祖母还健在。

她踮动一生的小脚像兩只一直旋转的陀螺，总不停闲。她习惯了和她的鸡说话，与她的猪谈心，她的鸡和猪不闹腾了，她又会自言自语。

如今，这一切的一切，都早已不见了。

是的，都——不见了！只有风和那一小片没被水泥覆盖的黄土，似曾相识。

树丫上的鸟巢

许多年了，许许多多的风雨过后，你依然那么一直高高地悬挂着。一群去了又来的鸟儿，也或许它们并不是原本的那一群的鸟儿，在季节的变更中不断地更新着你，这过程，也像我的父亲，翻新那所原本只属于他祖父的旧房子。

居无定所的风，习惯了在岁月深处的日子里穿梭。在接近枝冠的位置，你静心笃思，总是保持着另一种生命的另一种姿势。树叶落了又长，残枝断了又生，你一年又一年孤独的守望，也像树守望着的一年又一年的孤独。

没有谁比你更理解一棵树的思想，你听树在春风里的细语，听树在秋日下的沉思，也听树在雪夜中的叹息和沉重。你细心地观察过树的每一片不为人知的叶子，又无数次地凝视过树的躯干上，那一道又一道粗糙的裂痕。树，不但给了你生命的支撑，也给了你用想象也无法抵达的广阔和深度。

流水的时光中，你怀念着：你放飞去的一只又一只的鸟儿。

沉重的日子里，你细数着：你经历过的一次又一次的飘摇。

有时，你也会想，一棵树的一生，一个人的一世；想一棵树与一只鸟巢的距离，一只鸟巢与一座院子一所房子的距离；也想一片叶子、一只鸟儿和一个人的距离。

你总是静守着一片又一片黄叶的飘落，静守着树的一声比一声微弱的喘息。你了解一棵树的一切，也像树了解你的一切一样，但你毕竟最终也走不进树的内心，就如我最终也走不进父辈的世界一样。

就这样，你一直悬挂在一棵树的树丫上，你感悟了时光流逝，生命抗争和衰老，却又与出生和死亡无关。

破败的寨墙

当我能够记事的时候，它就已是破败的了。

四面环水的村庄，被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土寨墙围堵着。

这是鲁西南一个叫张寨的地方，像黄河冲积的大平原上众多不见经传的村庄一样，饱经了的，那些过多的洪水、过多的泥沙、过多的马蹄和风尘，一层又一层地淤没了它生生不息的战火和农事。

小西门、南寨豁、北寨口、东大门……许多年里，我都不理解小村中这些奇怪地点方位名称的来历，直到我长大又离家多年后，在一次春节回老家，无意间翻阅地方志时才明白。原来，这些在外人看来莫名其妙的小村地点名称，都缘于那一圈厚实的土寨墙。

相传，这寨墙起源于明燕王的北征。明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为了提防朱棣造反，建文帝朱允 ，假借打击居于漠北的蒙古贵族对内地的侵扰和破坏为名，让朱棣带五百老弱残兵北上讨伐。兵至中原地区的鲁西南，深知建文帝“让他去送死”用意的朱棣，随在此安营下寨，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势力。所以，这一带的村庄名字，不是叫X营，就是叫XX寨。

距张寨不到一公里的另一个叫娘娘营的村子，据说，就是因朱棣的一位妃子，其间病故埋葬于此而得名。

如今，破败的寨墙早已夷为平地，围寨墙而流动的水沟要么被填平，要么是一个垃圾坑。匆忙的村里人，也很少有人会提起有关寨墙的事。

可在我的心里，它还一直都在，就像那曾经一直被封闭着的小村，它一直都深藏着只属于我的少年，只属于我曾经的梦想，只属于我的记忆和终其一生理还乱的乡愁！

肃穆的家庙

那家庙一直就在。

清一色的蓝砖蓝瓦，在靠近北寨口的东沿，破损的寨墙早已在它的脚下消失，那些曾经依墙而生的鼠洞和杂树，也再没有人能够记起。

这三间看似普通的带着走廊的房子，许多年来，都是张姓家族共有的资产，全村近2000人的张氏家人，在岁月的深处，他们彼此之间均分过许许多多的东西，也曾为一针一线的多少打得头破血流。对于这份资产，却总是只有为它均摊出钱的份儿，从不曾拆分。

对于小村，它是古老的，也是新生的。古老是因为它一直都在，新生又是因为它曾经多次翻修。

一次次，我走近它的肃穆，不是为了膜拜，也不是为了探奇，只是为了一种失落的寻找——那曾经的水泥板课桌，那曾经的琅琅读书声和清脆的童音尖叫。

那位抽烟喝酒又不怕蛇和鬼故事的扈老头，也是村里唯一的外村人。他一个人教着我们三个年级的全部课程，许多时候，他对于我们童言无忌当面脱口而出的“扈老头”，也并不发怒和斥责。

老朽的家庙墙洞百出，常会有一条蛇无缘无故地钻出来，惊得我们倾巢而出，搞得一个上午大家都安静不下来。这时，扈老头总会迅速地跑过去，伸手将蛇的“七寸”处捏住，然后将蛇提到外面扔得远远的。但更多的时候，他会用火柴杆从他抽烟的烟嘴孔中捅出一些烟油来，然后胡乱涂抹进蛇的口中，那条一直不安地挣扎的蛇，很快也就一命呜呼了。

我不知道，许多年后，这小村肃穆的家庙是否还存在。但对于我，它的存在与否，都只是一个遗址。

多年来，我离小村越走越远，早已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一条老死的狗

穿越一个贫穷和饥饿年代的狗，还能够平静地最终老死，对于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而且很幸福的事情。

我与这条狗相遇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黄昏，那时，我大约正在读小学四年级。一个周日的整个下午，我与小伙伴在当时生产队的牛车屋里，玩一种叫“四角”的纸牌，外面几时下的雨并不知晓，只知道天快黑了雨却越下越大。

我们四散冒雨往家跑的路上，一条在泥水中“呜呜”鸣叫瑟瑟发抖的小黑狗让我停住了脚步。当时，也没怎么多想，我就将它抱着跑回了家。

在那个人还吃不饱饭的年代，增添一张吃“食”的嘴，挨父母的骂是一定的，但它最终还是被那个穷家接纳了。

那些年，由于“成分高”总是夹着“尾巴”做人的父亲，让这条叫小黑的狗更是过早地学会了如何“夹着尾巴”做狗。

父亲总在跟小黑唠叨的同时，也不忘一遍又一遍地叮咛我和弟妹们：外面太乱了，咱们是谁也得罪不起的。再老实的狗，也是畜生，家里不管谁，都一定看好了它，若是让它咬了人，可就闯大祸了！若是咬了穷人，挨一顿臭骂，也可能就算了，若咬了难缠的富人，那就麻烦大了，首先挨骂自不必说，还会被打上门来，狠狠咬你一口……被狗咬了，痛也是一时的，若是被人给咬了，那可是要痛一世的呀！

随后多年，我一直在远离故土的远方漂泊，每年一度的省亲，看到一天天变得苍老的父母之外，还有那条老得熟悉而又陌生的狗，只是，它始终都还能记得我。

“它怎么能站起来了？”又一次回老家，母亲突然惊讶地说道，“它已经好多天不吃不喝不叫也不会站了！”然后，微笑着向我，“看来，它还是能够认识你，起来迎接你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小黑，在我再次离家的隔天，它就静静地走了。父亲把它埋在我儿时种植的一棵杨树下，如今，那棵高大的杨树也不在了，但我每次回去，在那片空旷的天空下，还都能够听得到小黑沉重而低沉的叫声。

走远了的祖母

不知道，30多年的路程到底有多远？只是我总是觉得已经走了30多年的祖母，她还一直都在，就像身后那个曾经养育了我的村庄。

祖母应当是小村起床最早的人，总是赶在整个小村还在沉睡的当口，就开始她一天的忙碌：劈柴、烧饭、洗衣，照顧属于一大家子的猪、狗、鸡、鸭和牛、羊。祖母的一生，习惯了走在生活的前面，日子的前面，但她却从不曾拥有过人前面的富足生活、比别人更幸福的日子。

总是赶在时光之前的人，也是被时光催得最先衰老的人。

我是围着祖母的一双小脚四处奔跑着长大的孩子，那两只犹如圆规支点的小脚，支撑了我的整个童年和过多的生活沉重。那所老院子中的一土一木、一砖一瓦，都凝聚着祖母辛苦的心血和希望。

祖母这辈子，迈过了许多泥泞，磕磕绊绊中，挨过了过多的贫困风雨、饥寒、黑暗和委屈。这些，祖母踮动一双小脚总是直面相对，从不曾怕过，也不曾哭过。再难挨的日子，都挺过来了。乡间最最苦涩的野菜，祖母也能用一双巧手，做出世间最美的佳肴。

祖母是在一个春天的早上远去的，那时小村大面积的麦子都在灌浆。我和我的父亲守在祖母的身边。整个早晨，祖母都在吃力地大喘着气，有两珠老泪一直在她的眼窝沉着，至死没有一句抱怨的话，对我们提到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她听了都是一脸的感恩和欣慰。

但我知道，祖母是孤独的，就像那小村的孤独。

祖母是伤痛的，就像那小村的伤痛。

因为，在我的心里，祖母的模样，也一直就是我身后那个遥远小村的模样。

那些野菜的名字

曾经多么熟悉的面孔，在岁月的深处，它们用自己的生命，充实了我饥饿的童年。

那些，许多许多的，我曾一直都叫得出名字的野菜，在我故乡的田野里，它们一年一度地生长和枯死。简单地绿，悄然地长，微风中，总是显得慌乱和快乐的野菜，它们赶在季节的前头，也跟在风雨的后面。

许多春暖花开的季节，在我所定居城市的郊外，面对遍地无边无际的野花野草，我不敢回望岁月，一些贫困的旧伤习惯性地穿越眼前和身后的日子，让我深陷矛盾、纠结和愁绪的缠绕。

水萝卜棵、灰灰菜、扫帚苗、面条菜……一只柳树条编制的小篮，一把小小的铁铲，一个孤独的少年影子，那么熟悉，又那么遥远的陌生。

一年一度的故土省亲，一年一度的陌生面孔的增加。原本的一群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原本走习惯了的一条路，也不知何年何月就改道了，曾经亲如兄弟的玩伴，许多年后的某一天碰面，忽然就一下子喊不出名字来了。

二狗十七岁时在南河里洗澡淹死了，大刚在三十六岁那年患肝癌离去了，小林早年去了新疆就再也没有回来，张涛一直在不远的县城里做生意，一大家子人搬到城里也已好多年了……一个又一个曾经熟悉的人永远地走了，一个又一个新生的陌生儿来了，故土渐远，亲人渐疏，渐渐只有一片残破的记忆，犹如村头那条早已干涸的河床。

但我一直都深信：那些野菜和它们的名字都还在，它们和它们的子孙会一直苦守着那片贫瘠的土地，像我多年前，就一直静静地守在这儿的先祖们一样，也都曾经有名有姓的在小村中痛并快乐地活过。

就像这遍地的野菜，活着的时候就使劲地生长，死了的时候就平静地把自己交还给大地，也不管自己是否有过曾经的轰轰烈烈。这让我一直深信，在故乡小村的野外，只要我一想到野菜，眼前就会呈现出一片生生不息的绿海。

认识瓦松的过程

长在故乡的青砖蓝瓦之上，瓦松占据的多是一些属于陈年的老房子的房顶。

这种肉乎乎、毛茸茸被乡亲们也称为瓦花抑或瓦霜的植物，一直以来，就让我心生畏惧和厌恶。它们像毛毛虫一样多汁的枝叶，与苔藓灰尘和腐叶为伍的生存环境，使我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一种有着剧毒的植物。

这缘由可能来自我还在上小学三年级时，班里最让我们同学们惧怕和讨厌的二胖，他是当时生产七队队长的宝贝儿子。他高大肥胖，由于留了两次级，也比我们同班的多数同学大那么两三岁。仗着他爹的“权势”，更仗着他自身的体高力大，习惯了欺负班里的所有人。可上天罚他，让他患上了“腮腺炎”，在我老家也叫“肿脖瘟”的一种疾病，当地土郎中用的偏方就是将瓦松加少许明帆和鸡蛋清捣碎，厚厚地涂在他的脸和脖子上。这样，一连一个多月，二胖的半个脸和脖子就被“屎”一样的这种东西厚厚地覆盖着。看到他被病魔困扰，我们这些平时被他欺负过的同学，都窃窃欢喜。事实上，自从患了这种病，平日里总爱咋咋呼呼的二胖，也着实安生了不少。

后来长大了才知道，瓦松属景天科野生多肉植物，清热解毒，止血，利湿，消肿，有治吐血，鼻衄，血痢，肝炎，疟疾，热淋，痔疮，湿疹，痈毒，疔疮，汤火灼伤等多种功能和疗效。我由来已久对瓦松的厌恶，其实，就只是自己的一种偏见和错误。

就像我曾经对雪花洁白的赞美，对乌鸦乌黑的敌意，对猫头鹰叫声的恐惧一样，都是一种没有缘由的偏执。每一种生命的存在，都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也都有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利。

站在山羊生存的一面，我无法责怪一群山羊吃掉了草的茎叶，又啃断了草儿延续生命的根须。犹如我面对故乡的贫瘠，有一千种一万种的理由，也无法责怪，那些总在最低处捡拾生活艰辛的乡下亲人一样。

那眼很深的井

小西门口的那眼水井，是整个小村前面一道街上，所有人和牲畜们共同拥有的生命水源。它曾经养育了小村的几代人，我并不清楚，但我知道，它浇灌了我最初的人生，我的血脉中一直就流淌着只属于它的基因抑或血性。

每天，它总是过早地被我勤劳的乡亲在沉睡中唤醒，沿它而去的大街小巷还没等太阳出来，就一道道湿湿的了。特别是冬天，井口周围和井壁，全都被厚厚的一层冰覆盖着，难怪祖母一到这个季节，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叮咛贪玩的我，一定要离它远点、再远点。

二爷是队里的饲养员，生产队十多头的牛和驴子一天到晚地用水，让他成为村里上井总是最早的人，三四个一排的大水缸，需要三十多担的水，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从来没用过二爷惯用的那两只大木桶挑过水，原因是担不动，也从井中打不上水来。事实上，用家里的小铁桶挑水的次数也不多，主要是我一直不怎么会用挂着铁钩的井绳，往往吃力地抖摆多次，还是将挂着的水桶扣不下，灌不上水来。搞不好，还会把水桶给掉到井里去。让水桶一不小心沉到井底，麻烦就大了，本来是帮大人忙的，就变成了帮倒忙了。每遇到这样的不顺手时，父亲就会唠叨着借来邻居家的长绳子，绑了自家里的木柄“铁抓钩”，蹲在井口旁边，打捞多半天。有时，半天时间过去了，自家丢在井里的水桶还没捞上来，提上来的却是一只别人家不知什么时间掉进井中的桶或罐来，这往往让父亲很是着急和窝火。

如今，家家通达的自来水，取代了那眼深井的作用。一户人家新盖的房子，将它完完全全地压在了下面。但拓宽了的小西门口还在，每次路过，我依然能够听到那眼井旁隐约的铁桶碰撞井壁的回声，还是那么的亲切熟悉，又那么的——深远无比！

穿越生死的守望

我刚刚记事的时候，二根爷就已经很老了。

那些年，他习惯了坐在南河的河沿之上，总是一动不动的，一坐就是多半天。如果不是忽南忽北的风掀起他的衣襟，你就会把他当成一座雕塑或者一块棱角分明的石头。

他的土黄狗总是忠诚地守护在他的周围。当然，狗是很少安分的，不是在岸边的田地里追赶蚂蚱和蝴蝶，就是在不远处的河滩草丛中，一跃一跳地与大大小小的鸟儿们“斗智斗勇”。

二根爷是一个一生都与牛羊、果树、菜园、庄稼亲密无间的人，即便是老了，干不动农活了，他也习惯了站在高处，看着吹着哨子的风走过他熟悉的草垛、土路、田埂和沟渠。

那棵他早年亲手栽种的大榆树还在，好几次生产队里决定要砍了它，都是他拼了老命地保护，才使得它得以留存，最终成为村里最年长和最大的树。村西的八米沟还是他年轻时，带着当时村里30多个小伙子一起开挖的排水渠，如今水渠虽说不怎么用了，但水渠两岸成行成排的杨树却都已成材，看着就让人心动和欢喜。

儿子是村里出来的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毕业后留在城里也已多年。起先是儿子劝，后来是刚参加工作的孙子劝，子孙们都一直想接二根爷去城里住，他就是死活也不去。

儿子或孙子們每次过来探望，他就会唠叨他看好的那块墓地，那块靠近南河沿的一个高土坡，说自己死了，一定要把他安葬在那儿。

如今，二根爷已去世多年，那片土坡上现在是一家桐木加工厂。我不知道，睡在土坡下面的二根爷，会不会被终日不停的电锯吵得心烦心慌？但更多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二根爷一直就在南河沿坐着，在暮色降临时，他起身蹒跚着回家，那只同样也老了的土黄狗，不紧不慢也不声不响地一直就跟在后面……

一座桥还是一座桥

这条小村东头叫东河的河，其实就是一条大干渠。它从小村南边的南河引水北去，横直地阻隔着小村通往东方的路。

一座青砖砌成的拱形桥连接着小村与外面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条东河开挖于何年何月，从我记事时起，它就横贯在那儿。在我生命最初的记忆里，以这条河为背景的镜头画面多于小村的任何地方。

东河里的水，除了靠近桥洞的地方，大多是不深的。冬天我常常呵着冻得红肿的小手沿着河岸捡拾干枯的树枝，也会趿拉着一双破旧的草鞋与小伙伴们比赛溜冰。到了夏天就不一样了，玩水、捉鱼，在桥洞附近水域乐此不疲地扎猛，一天到晚，除了在学校的时间，大多会在以东河桥为半圆的地方玩耍。

我上初中的第一年秋天发大水，破朽的东河桥不堪骤涨的洪流，被冲塌了。这一下子可苦了我们一帮去邻村上学的孩子，从头年的秋天到第二年的夏天，每日来回四次的涉冰水过河，成了我们的必修课，有的女孩子因受不了趟冰水过河之苦，也就干脆休学或不再去上学了。

总以为，一座桥的寿命会很长久的，特别是学习了当时课本上的“赵州桥”又名安济桥之后，我总错误地以为，一个人的寿命怎么也活不过一座桥的年龄。但事实并非这样，东河桥从我记事起，重修了不下五六次了，每一次似乎都比原来宽了，也结实了，但实际上还是比原来显得窄小和损毁得快。

可不知怎的，许多年过后的许多年，我还是只记得东河桥最初的样子。这背景的画面中，总有那么一个人，他悲壮却又依依不舍地跨过东河桥去。随后的多年，他努力地在异地的风中行走，却一直秉持着东河桥的纯朴和默默无言的负重。

我不知道，一座修了建，建了又重修的桥，还是不是同一座桥，就像一个大难不死抑或死而复生的人，还是不是同一个人。

但我觉得，东河桥还是东河桥，在我迎风行走的所有日子，只要一回头，我就能远远地望见它，并以它为点，重新找回岁月深处的那条通往回家的路。

上数三代，我们没有多少人不是土地和农民的孩子。

我们可以不要老屋、不要老院子、甚至不要祖坟……但总还需要一条灵魂回归的路，百年之后，送我们漂泊的一生回家。

是的，我一直都在身后的那个小村里找你，过度的开发和严重的污染中，我总也找不到你，找不到那个曾经的世界和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