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藏传佛寺建筑汉化特征解读

刘月，莫日根（通讯作者）

（内蒙古工业大学 建筑学院，内蒙古自治区绿色建筑重点实验室，呼和浩特 010051）

鄂尔多斯，蒙古语意为“众多的宫殿”，位于内蒙古地区中南部，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腹地。嘉靖二十六年（1547）前后，土默特部阿勒坦汗称雄漠南，将永谢布万户、土默特万户和鄂尔多斯万户并为蒙古右翼。顺治六年，封郡王等爵，七旗皆授札萨克，自为一盟于伊克昭。东界归化城土默特，西界阿拉善，南界陕西长城，北界乌喇特（乌喇特：全称乌喇特部，清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四部之一）。①藏传佛教格鲁派于16世纪中后期在蒙古地区传播，阿勒坦汗统辖的蒙古右翼土默特、鄂尔多斯万户成为格鲁派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最早最主要的根据地，鄂尔多斯建寺供佛自此为始。入清后，清廷出于政治目的，对蒙古藏传佛教的发展极为重视，大肆鼓励扶植，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发展在清代达到巅峰时期，以致寺庙林立，处处梵音。

明清时期，是鄂尔多斯地区藏传佛教建筑建造集中时期，据明史记载“缘各虏近皆敬佛，每建寺起楼供佛，其砖瓦木石皆所掳中国匠役为之造作，寺观有甚华丽者……”，致使明清时期寺庙建造受汉地影响颇深。除了准格尔召、广福寺、广慧寺、广佑寺等少数寺庙建于明末外，其余寺庙建设多为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时期。其中，清朝历代皇帝赐匾的寺庙就有250多座。除了政治政策扶植外，再加上寺庙周围是“通贡互市”草原固定型贸易定点中心，在精神经济文化需求下使中原地区人民移民活动频繁。以及在鄂尔多斯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陕晋北部地区由于受明清之际长期战乱及自然灾害影响广大人民流离失所，鄂尔多斯作为陕晋毗邻地区，便成为陕晋北部人民主要移民地。因内蒙寺庙建造技法本身缺失，再因以上因素致使陕晋工匠大量涌入，使鄂尔多斯佛寺形制受移民影响而汉风颇浓，地区特色明显。至今出现于鄂尔多斯地区的寺庙数共计325座，现存20余座已恢复重建。已调研其中18座重点寺庙，在调研中发现其受周边汉文化影响，在建筑上表现出诸多汉化特征，具有一定区域特性，具体表现在寺院布局形态的汉化、殿堂建筑形制的汉化以及界面装饰形式的汉化方面。

一、寺院布局形态的汉化

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布局形态常见有三类：汉式中轴线布局、藏式自由式布局以及汉藏结合式布局。经调研发现，鄂尔多斯地区多数以汉藏结合式寺院布局形态为主。鄂尔多斯地区佛寺基址多选在广阔草原上，因寺院空间布局多位于平原，受天然地理因素的影响较小。且明清时期寺庙建筑多由贵族僧侣自筹建造，但由于建造技术匮乏多从汉地请来工匠为之建造，以及因位于近秦陇文化区位而受汉地文化的多重影响，使鄂尔多斯地区常采用强调重要建筑的中轴线纵深式格局模式为基本格局来建设寺院，建筑序列庄重肃穆，严谨有序。

鄂尔多斯地区藏传佛寺轴线式布局可归为三类：单体布局形制、单纵轴布局形制以及多纵轴布局形制。经实地调研数据分析，鄂尔多斯地区寺院布局形态多以单纵轴布局形制为主，中轴线上主要的殿堂部分，排列不紧凑不产生规整围合合院形式。其附属配殿例如小庙仓房，所遵循的布局形式正是依附于藏式以主要殿堂为中心的自由散点布局方式形态完成，尤其强调了向心性的布局主体，更加符合佛寺建筑的宗教属性，乱中有序自成系统。这样汉藏结合式布局形态的汉化表现，如准格尔旗准格尔召（图1）、乌审旗乌审召（图2）及伊金霍洛旗的陶亥召（图3）等。综上所述，鄂尔多斯藏传佛教寺院布局形态特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①佛寺主要建筑布局特点多以汉式中轴线布局贯穿整体；②佛寺次要建筑多以藏式曼荼罗散点式布局，乱中有序自成系统；③建筑布局都遵循主次分明的特点。

二、殿堂建筑形制的汉化

鄂尔多斯地势宽广，水草丰美，在史上深得成吉思汗喜爱，其于15世纪中叶便驻扎在此。因蒙古游牧民族以放牧为生，逐草为营，使建筑形式多以可移动式蒙古包为主。16世纪中叶藏传佛教在此布传，蒙古人民便需要一个固定的礼佛场所，因而召庙建筑形式便在此地扎根植入。自此蒙古地区出现大量砖瓦建筑，使游牧民族有了固定的宗教活动地点，藏传佛教得以深刻影响牧民生活。藏地佛教建筑风格也随即传入蒙古地区，但是由于缺乏建造手法工艺等多重因素，多向明廷请求支援或从汉地邀请工匠。鄂尔多斯作为中原文明与北方草原文化的接壤地，本就汉风浓郁，再加上移民活动的影响，陕晋地区工匠涌入，致使鄂尔多斯藏传佛寺建筑既秉承了传统藏传佛教建筑特点，同时也融入了汉地建筑特点。

汉藏结合式建筑风格的寺院建筑的形制主要反映在寺院主体建筑的屋顶形式及外部装饰上。因鄂尔多斯地域的特殊性，同时又由于建设寺院建筑时的技术、环境、气候等因素，使得汉藏结合式殿堂组合方式极为丰富，主要类型有“都纲法式”空间加汉式屋顶和“副阶周匝”平面加藏式檐墙等。前者在鄂尔多斯地区建造频率较高，主要表现为藏式碉楼结合汉式垂拔阁楼，打破了藏式建筑厚重封闭和汉式建筑形体单一的局限。中间部位设置近似方形的垂拔空间，体量大者占据柱网中3～5间，小者则只有一个间距大小。东、南、西三方开窗，形制多为汉式槛窗，用于采光及通风。较为典型的实例有准格尔召观音殿（图4）、准格尔召五道庙（图5）、乌审召大经堂（图6）及时轮学院（图7）等。

图1 准格尔召总平面图

图2 乌审召总平面图

图3 陶亥召总平面图

图4 准格尔召观音殿

图5 准格尔召五道庙

图6 乌审召乌审召大经堂

图7 乌审召时轮学院

三、界面装饰形式的汉化

因受邻近地区汉文化影响，鄂尔多斯地区藏传佛教建筑在界面装饰上也体现出明显的汉化特征，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汉藏结合式殿堂建筑上。

（一）藏式窗的汉化转译——券窗

在藏族传统观念中，建筑的正立面犹如脸面，窗就被作为了眼睛，窗作为界面上最主要的设计装饰部分，是能体现藏式建筑的主要特点之一。藏式窗在风格上有较为统一的形制，为了适应藏族地区高寒气候特点，碉楼外墙开竖条方窗，大多是外小内大的斗状，开洞较小，一般以宗教审美为主导。窗构件多由方形窗框、田字窗扇、“八苏”及“八卡”组成，部分窗的突出檐口悬挂“香布”，起到遮光及装饰效用。

鄂尔多斯藏传佛寺窗的造型本质是袭承藏式窗式，但在由藏向蒙东传途中逐渐简化，并又因鄂尔多斯作为中原文明与草原文化的接壤地带，中原地区宗教影响对其甚为浓烈，如《伊克昭盟志》中记载：伊克昭盟与陕西毗邻，五台山为我国北方佛教圣地，这里去五台山叩头的人不绝于途。结合藏传佛教传统建筑本身及鄂尔多斯与陕、晋、甘三地相接产生的汉化影响，便形成了藏式为母并与中原汉地特征相融合的券窗形制。

因以上影响，窗的结构及其装饰都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例如在陶亥召的时轮僧院（图8）及准格尔召的二常署（图9）、观音殿（图10）、千佛殿（图11）、五道庙（图12）等建筑中都有体现。以上寺庙在藏式碉楼建筑部分窗的形制打破了藏式方形造型，将方形窗框变为上部拱起的拱券窗框造型。券窗形制曲线的样式多样，有半圆拱、双心拱、三心拱、平头三心拱和抛物线拱等形制，不同的拱形皆出于保持受力合理和稳定的需要，已造成券型特征。鄂尔多斯窗的形制将其吸收简化，并用作券窗造型，框内窗扇也由藏式田字窗扇丰富为汉式造型多変的小方格和花格槅扇等。在调研数据整理中发现，鄂尔多斯地区大部分汉藏结合式殿堂建筑中将藏式窗的“八卡”及“香布”部分省略去，使其增强了建筑的地域特点。

（二）边玛墙的汉化转译——花墙

“边玛墙”是藏传佛寺建筑的又一主要特征，表现为在建筑外墙上部添加一圈用“柽柳”（边玛草）制成的赭红色边墙，常作女儿墙出现。由于蒙古当地“边玛草”原材料的缺失，再加上移民活动的发展对建筑形制及建造技艺的影响，鄂尔多斯地区部分“边玛墙”逐渐被瓦片石砖结构墙体代替，异于藏地。鄂尔多斯地区砖瓦堆砌的“边玛墙”，按形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砖代草的“边玛墙”，使用青砖堆砌，在墙面完整前提下做简单表面装饰变化，不破坏整体性；另一种就是受汉地影响颇深的镂空式“边玛墙”。

鄂尔多斯地区镂空式“边玛墙”源自汉地陕晋建筑装饰手法，沿袭陕晋地区女儿墙做法，将垛口、屋脊、门头、栏杆等处使用青砖瓦砌筑花墙，因砌筑手法的不同，形成了丰富多样的镂空图案。镂空效果打破了建筑墙面的沉闷感，相比实底边玛墙更加轻盈通透，极大地丰富了空间的延展性。陕晋传统民居中的砖花墙图案形式十分丰富，鄂尔多斯地区图案相对简洁单一，主要有几何图案类、文字符号类，多以工字、凸字为单元形式进行对称式构图或利用瓦片不同弧度产生富有节奏感的变化形式。殿堂多因建筑受宗教思想影响而坐北朝南，女儿花墙形式的“边玛墙”，多运用在佛寺建筑的南立面，丰富建筑整体立面装饰。如准格尔召大经堂的工字型堆砌十字纹（图13）、陶亥召观音殿（图14）及时轮僧院（图15）的铜钱纹“边玛墙”形制。鄂尔多斯地区“边玛墙”在形制上取自陕晋民居的女儿墙形制，在颜色方面涂饰继续沿承藏式“边玛墙”红色涂料，极具特色。以上特点，无一不体现着中原汉地宗教、民居建筑特征对鄂尔多斯藏传佛教建筑的影响。

图8 陶亥召时轮僧院

图9 准格尔召二常署

图10 准格尔召观音殿

图11 准格尔召千佛殿

图12 准格尔召五道庙

图13 准格尔召大经堂

图14 陶亥召观音殿

图15 准格尔召时轮僧院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鄂尔多斯藏传佛教寺院布局形态、建筑营建形制以及建筑装饰特征三个方面特征的归纳分析，可以看出其寺院建筑特征在移民影响下的汉化特征，展现着异于藏地、汉风颇浓的特征。总的来说，鄂尔多斯文化是以蒙古文化为主题，受藏传佛教影响并吸收中原汉地等多民族文化成果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鄂尔多斯藏传佛教是内蒙古藏传佛教传播的重要部分，它所承载的文化责任深重。研究其寺庙的发展轨迹及特点，是使我们能更加透彻了解其文化的重要途径。

注释：

①《清史稿》卷五百二十《鄂尔多斯》，中华书局197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