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四川画报的发展特点

时间：2024-05-04

倪纯如，王慧

（1.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重庆 401331；2.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重庆 401331）

图文相辅、面向大众的画报，出现在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阶段，以其多样的图像类型与图文并茂的呈现方式，记录、呈现着近代中国社会多层次的丰富面貌，因此画报研究近年来备受关注，近代史、新闻传播、美术史、视觉文化等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都能在其中找到颇具价值的议题与文献材料。以1884年《点石斋画报》为晚清国人主办画报的起点，画报出版发生在现代化、城市化发展程度最高的上海，这之后陆续发行的众多社会影响力较大的画报也多出于上海、北京、广州、天津这几个大都市中，画报出版水平与城市发展程度之间的直接关系也由此可见一斑。现代化进程相对滞后的四川省，近代画报出版数量与水平远不及上述几地，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影响也小得多，因此在国内近代画报研究成果里，鲜见出版于四川的画报文献。例如彭永祥编著《中国画报画刊 1872—1949》、陈平原著《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等宏观考察中国近代画报的专著中，晚清出版于四川的画报仅见《通俗画报》《启智画报》等两三种，论述多一笔带过而无深入讨论。四川大学王绿萍教授编著《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1897—1949》，收录的1897—1949年间创刊于四川以及川籍人士在外地创办的报刊较为全面，共计6700余种报刊条目中有“画报”“画刊”80余种，但作者并未特别关注画报这一特殊类型，亦未做单独陈述。笔者认为近代四川画报出版虽数量不多，影响远不及京、沪等地，却也并非一片荒芜，其中亦不乏颇具特点和成就者。本文尝试对近代四川画报的发展进行发现和梳理，初步概括几项特点，或许可为近代中国画报研究领域新增一角，亦可为成都、重庆两座西南名城的城市文化发展研究提供一点新材料。

一、画报在近代四川的发展起步较晚，受客观因素制约较大

近代四川社会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相对滞后，自古受地理位置与交通技术水平的客观限制，与东部省份相比经济、文化整体发展滞后，社会风气亦相对闭塞。1891年重庆被迫开埠，英、日等国的殖民利益扩大，直接刺激了四川的发展与变迁。20世纪初的四川政治上处于半独立状态，大小“军阀”势力分割控制川内各个地区。在此社会背景下，新闻报刊业在四川的发展起点明显晚于东部地区，而图文相辅的画报之编印出版相较于普通报刊更加复杂，出版成本更高，因此其在近代四川的发展更是坎坷。

>图1 《九月十九日成都妇女之观音会》《通俗画报》1909年第六期

>图2 《闺中良友惺蜀镜》（左）、《青罗小扇动凉飔》（右）《蜀镜画报》1930年第119期

维新人士宋育仁1897年、1898年先后在重庆、成都创办木板雕印的《渝报》和《蜀学报》，是四川近代报刊出版的开端，近代四川画报的出现更晚，以1909年创刊的手绘石印画报《通俗画报》为起点。而1898年时《点石斋画报》发行14年后停刊，随着摄影与印刷技术的革新，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地的画报出版正在进入铜版印刷摄影图像的崭新阶段，1926年上海《良友》与天津《北洋画报》先后问世，成为影响深远的大型综合性画报。反观四川，20世纪初成都、重庆等地刚开始陆续出现文化艺术界人士编绘石印画报的尝试，如《启智画报》（1911）、《四川益群画报》（1921）、《蜀镜画报》（1928）等等，发展节奏缓慢。

从报刊的受众群体角度看，面对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民众，以图为主的画报相较于普通文字报刊本应更具吸引力，从而更可能取得经营上的成功。但是画报的编辑出版除新闻采编与撰稿人，还需要稳定的画师或摄影师提供图像，对纸张、印刷设备和技术工人的要求也更多，这些客观条件具备与否都直接影响画报的命运。陈平原先生将画报明确定位于“都市文化产品”，直言画报“从生产、销售到阅读、传播，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网络，这就难怪晚清画报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上海、广州、北京、天津，其余的城市虽偶有出现，但存世时间短、影响小，搜寻也很困难。”①彭永祥先生总结民国初年出现的画报办报潮概况所述“大多刊物由于出版资源有限，出版了几期就难以为继了”②，笔者在梳理近代四川画报的记录中也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画报类刊物仅在筹备立案阶段或出版创刊号后便夭折了，出版发行超过一年的画报寥寥无几。例如《四川益群画报》《民国画报》等呈报立案却未见出版，《摩登报》《时事周报》《川报晚刊》等曾刊发画报类刊物的征稿筹备启事或出版预告，也未见实物，《民众画刊》《重庆画报》等仅见创刊号存世。

《通俗画报》在近代四川创刊最早，发行近四年，几乎算是最“成功”的画报，也经历了数次因时局动乱、资金不足、设备不济或人手紧缺而造成的停刊。主编傅樵村曾撰写《傅樵村石印铅印轇轕书》一文详细说明他的印刷厂如何一步步陷入困境最终易主他手，除他本人的决策失误与他人的暗中算计之外，印刷机器由国外经国内多地转运至四川路途艰难因而周期长、与机器配套的物料同样难按时到达、熟练的印刷工人更难请难留等等同样麻烦不断，这些都是身处四川境内造成的客观限制，与东部口岸城市之间可谓天壤之别。难怪傅樵村悲愤地感慨“无米之炊，实在办不起”③。

二、近代四川画报办报人多为有美术修养的读书人

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改变了读书人与社会之间产生联系的方式，“在‘旧社会’瓦解之际，‘新社会’也在成长中，报章媒介、新型书局以及大学的兴起，就成为读书人联系社会新的渠道，其身份的意义也可能得以重新确立。”④主办报刊或为报刊提供内容，不仅可以谋生，亦可散播自己的思想、证明自己的抱负，甚至成为提高社会地位的“上升通道”，因而成为晚清后读书人格外热衷的一类事业。有能力主办画报的读书人，则要多一样美术的修养，能够做图文协调的编辑，甚至可能需要一个人承担绘图、撰文、编印的大部分工作，如《通俗画报》傅樵村、《蜀镜画报》王觉吾都是如此。

傅樵村（名崇榘）自1901年起先后在成都主办最早的自然科学刊物《算学报》，最早的民办通俗报刊《启蒙通俗报》（后更名《通俗日报》）及最早的画报《通俗画报》，1903年《通俗日报》第五期刊登傅樵村化名“卧云室主人”的文章《看报有益说》，被认为是四川最早以白话宣传看报益处的文章。同时，傅樵村主办的图书局、印刷社也在不遗余力地向四川人推广来自国外及国内较发达省市的最新图书、报章、地图等等，1910年出版了他花三年时间编绘的《成都通览》，图文并茂地记录了20世纪初的成都风貌。因而说傅樵村个人“对四川文明的进步，以及成都风气的开化，起到了大的促进作用”⑤的评价并不夸张。然而以往对傅樵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在近代四川新闻发展史中的影响，似乎都忽视了他突出的美术修养，其实傅氏在《通俗画报》中的大量画作充分彰显了他在绘画方面的天赋和造诣。《通俗画报》设置有历史画、修身画、风景画、警世画、滑稽画、风俗画、地理画、名人画、讽刺画、画谜、寓言画、告白画等多种栏目，虽画报宣传中称图画员还有彭春谷、张吉安、吴善田、朱灿垣等人，但从画报中实际的署名情况可推测大部分作品是傅樵村一人所作。傅樵村在不同栏目中的创作呈现出多种风格：历史画、修身画栏目的作品多为古代典故，画作也通常是脱胎于传统画谱的人物仕女画；表现时事、新闻事件的栏目中通常都是叙事性较强的画面，与《点石斋画报》吴友如白描画风相似，如1909年第六期中“迷信画”《九月十九日成都妇女之观音会》（图1）及“时事画”《劝业场醉汉坠楼》等作品，构图饱满，线条细腻，人物形态生动，描绘空间时表现出基本的透视意识；漫画如1909年第四期“讽刺画”《成都市之新动物》全用简笔，笔意十分随性，而第六期中“讽刺画”《新观音》《新世界四大天王》一类的作品则造型非常夸张且着力刻画了许多细节，画面颇具感染力；对成都市内景观如劝业场、都督府的描绘则应是亲自写生，有水墨亦有接近西式素描的画法，虽然其中也有略显生涩、粗糙的造型问题，但就通俗类画报所需的图像水平而言已属绰绰有余。

1928年创刊的《蜀镜画报》发刊宣言中说明其宗旨是“保存国粹，畅叙情怀，不顾高谈政治”⑥，主编王觉吾也是“一人办报”的典型。《蜀镜画报》与《通俗画报》一样设置许多不同主题的栏目，包括历史典故、名人画像、山水风光、花卉鸟兽、时装美女、时事议论等等，所配图画多为较简明的白描，但也能根据不同主题调整表现方式。例如第119期并列《闺中良友惺蜀镜》与《青罗小扇动凉飔》两幅图画（图2），一边是手持团扇的古装仕女，一边是手捻香烟阅读报纸的新潮女子，都画得很生动。

三、近代四川画报的办报理念多具革新意识，政治立场多是进步的

据王绿萍教授所言，维新变法失败后，“心有余悸的四川人，不敢再问津西学，也不敢办报刊了”⑥，而20世纪初随着清王朝走向覆灭、民主主义思想兴起，四川首次出现办报热潮，画报也随之发展。虽然如前文所述许多画报的筹办并不顺利，但总体来看大多数画报的办报初衷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通俗画报》每期都有讽刺类时事画，内容包括宣传科学、批判社会怪现象、官场腐败等，广告中称“本报图画阅之，新脑气，启智识，阅警世画人人可发猛省”⑧。1911年保路同志会主办《启智画报》，是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舆论宣传攻势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报单面石印，每期两张，每张分左右两幅时事漫画，宣传保路运动、介绍保路事迹、讽刺揭露清政府的企图，“以鼓起同胞得有普通智识与法律观念为目的”⑨。1921年《四川益群画报》的立案呈文表明该报以“鼓吹社会改良，教育进化，实业发达，矫正时弊，而期促成民智，有益人群为宗旨”⑦86。1922年创刊的《美术世界》每期刊载20幅图画，包括政治讽刺画、针砭时弊画等。《蜀镜画报》虽言“不顾高谈政治”，但在1929年第46期刊登图画《革命先烈秋瑾女侠遗影》，并在第66、67两期连续刊登秋瑾遗诗。

1931年后，抗日救亡成为报刊宣传的主题。例如约在1937年创刊的《民众画报》在发刊词中说：“至今天我们所要求的，已经不是为某种人所私有的绘画，也不是在内容上含有毒素的民间画。而是要在那些旧的经验中，创出一种富有革命的内容和进步的技法的，而且与民众的生活有关，与抗战建国有关，与社会风气有关，并又能为民众容易理解的新的东西。”⑦391是希望通过图画主题内容与技法的进步，宣传抗日救亡的精神。

四、成都较早出现了能够体现城市特色的画报，重庆则成为抗战宣传画报的主要阵地

四川省府成都市与两江交汇口岸城市重庆，是近代四川最重要的两座城市，近代画报的发展在成渝两地各具特点。成都作为省府，城市化发展程度更高，因而也很早便出现了像《通俗画报》这样能展现城市文化特色的刊物，记录和表现了独特的城市性格和风俗。《通俗画报》中有对市民沉迷麻将现象的讽刺和反思，有对来自西方先进技术的惊奇或不解，也有对上海等地传来的新潮事物的追捧或“不屑”，白话配文间有意无意加入的方言更使其表述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展示了20世纪初成都市民丰富的日常生活情境。王笛先生在对近代成都城市发展的研究与叙述中便使用了大量的《通俗画报》中的图像材料，他认为“茶馆便清楚地见证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变”⑩而《通俗画报》中对女性进入包括茶馆在内的各种公共场所的描绘与报道同样成为这座城市逐渐开化的直接证明。

与成都相比，重庆画报的发展相对更晚。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使四川成为抗日大后方，随着大量文人的汇集，四川的新闻业迎来了空前的发展。画报成为此时重要的抗日宣传形式，重庆也成为了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发行抗日宣传画报最活跃的城市。1937年后出版于重庆的抗日宣传画报包括《抗战画刊》《胜利画报》《战斗美术》《抗建通俗画刊》《抗敌漫画》《胜利版画》等等。这些画报多以刊登战争图片报道、抗日宣传木刻版画为主要内容，办报及供稿参与人包括赵望云、冯玉祥、老舍、叶浅予、高龙生、汪子美、王琦、黄子君、郭沫若、卢鸿基、丁正献等文化艺术界人士，这些画报在重庆出版发行，激发和影响着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