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史小冬,郝隽
(1.江苏师范大学,江苏 徐州 221116;2.南通职业大学,江苏 南通 226007)
克里斯蒂娃认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①。也就是说“存在于多个文本间的互文关系”既可以是不同文本之间直观、显著的关联,也可以是通过“重组、调整、修正”的方式,由一个文本向其他文本渗透、揉杂、融合的“隐形指涉”。在艺术创作领域不存在孤立的“文本”,在设计创作中亦然。任何一个“文本”总与相同或者其他不同类型的“文本”相互关联,这种联系可能表现为在形式层面的图形关系、符号关系、结构关系、形式关系等,也可以表现为在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审美趣味、时代风貌等精神层面的关联性。通过不同程度的相互指涉与转述,有可能加深或者削弱对原文本意义的理解,或使人们对原文本的理解产生新的认知。
1989年基弗创作的装置作品《罂粟与记忆》,此标题直接取自于策兰的诗集《罂粟与记忆》。安森·基弗作为战后德国新表现主义的代表艺术家,他的作品里大量借用圣经文本、犹太教神秘主义、北欧日耳曼神话传说、德国现象学哲学以及德语诗歌作品中的符号元素诉说战争赋予历史和民族的灾厄,以及纳粹时代遗留给德国文化的创伤经验。策兰,一直到当代都被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诗人,基弗的许多重要的创作和展览都与策兰诗有着高度的互文关系。“罂粟”是策兰诗中重要的意象,它与记忆构成了一种对位关系。
中国自古就有诗书画不分家的传统,而中国传统的图文互文的研究相比较西方而言比较特殊,历史更悠久,并具有高度的文化象征意义,其指涉范围也比较复杂。时空错置的互文性建构涉及到多个时空的文化记忆之间的联系,这在中国古代文人画中常常出现,例如钱选的《秋瓜图》就具有典型的时空错置的诗画互文结构。这种时空错置的诗画互文结构与当时的“遗民文化”有关。每个朝代的更替都会出现“遗民”群体,在面对家国沦丧的现实困境和传统文化记忆之间的矛盾以及价值系统和精神信仰的崩溃时,文人们往往借由各种物像的隐喻符号以及相关的历史事件或人物寄托忧思、反讽时代、书写自我,通过独特的、错置的时空场域求得“身份栖居”的精神寓所。
随着全球化影响下快速频繁的知识和信息流动,任何一个诗人、艺术家或设计师创作的灵感都可能来自多元的文化,背后交织着诸多因素。有学者认为“互文性”的指涉范围必须加以限制,限定在文学、绘画、舞蹈等艺术及广播、电视广告、互联网等文本之间产生有意义的互动关联。
图1 《九歌》系列汉服设计
互文性呈现在当代设计中最普遍的方式是“组合”与“转化”:“组合”体现的是文本间多元素交织、融合的互文关系,主要表现为艺术形式之间的意义关联;“转化”体现的是文本间的借鉴和重新改造。建筑设计师丹尼尔·李布斯金设计的“犹太人博物馆”就呈现了多层次的“组合”与“转化”的互文方式。不同于安森·基弗,他并没有直接借鉴某些文本来唤醒人们的记忆,而是通过建筑语言与城市记忆、文化符号、历史事件进行相互指涉,当观者漫步其中,仿佛亲临那段灾难性的历史时空,充满了压抑和不安。整个建筑组合了“文本”“历史文化脉络”以及“情绪空间”的多层次的互文关系,交织了诸多历史和文化因素,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因素的缺失都会大大削弱这座博物馆的召唤力。从“大卫之星”到博物馆入口,从入口到三岔路口以及它们各自指向的未知空间,再到“虚空间”的设计,李布斯金趋近完美地将犹太人的历史组合并转化成抽象的建筑语言,而犹太人的历史也通过这座博物馆刺激着观者的心脏和感官,这大概就是互文性在当代设计中最好的价值体现吧!
互文性在艺术设计中的延展为艺术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考模式和途径,如何有效地“组合”“挪用”以重新建构新的话语是当代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通常,设计师习惯于将具有“强关联”②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而创新的突破在于将“弱信号”③看作未来设计的突破口,通过强弱联合,将不同的符号和元素普遍关联在一起,打破人们对原有事物的认知和思考方式。互文性所呈现出来的复合多义、时空错置的指涉关系似乎可以为未来设计炸裂开一个更加丰富的意义世界。
时尚奢侈品牌Gucci和艺术家莫瑞吉奥·卡特兰共同策划的“The Artist Is Present”的展览改变了人们对“The Artist Is Present”原作的认识。“The Artist Is Present”最初来源于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在2010年于纽约MOMA现代美术馆举办的一场展览,这场行为艺术表演名噪一时,展览的方式非常纯粹——对视。Gucci和莫瑞吉奥·卡特兰策划的“The Artist Is Present”展览的目的在于讨论当下时尚领域最敏感却又无可回避的话题:复制,展览的方式也非常直接——挪用。
传统的复原性创作表现为纯客观的描绘与表述,是依据母体所作复写性的叙述行为,对汉服的传承和发展来说,复写性的创作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当代社会环境,也不利于汉文化的推广和传播,只有通过当代艺术家对汉代文化的重新理解和诠释,才能呈现出更具个性,但又不脱离汉文化母体的当代意味,才能使传统文化折射进现代生活成为可能。《九歌》是屈原在汉族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的宫廷祭祀乐歌,主题多为人神恋歌,塑造了大量神的形象,具有浪漫主义的巫楚风韵和鲜明的汉民族特色。本人创作的《九歌》作品(图1)建立在原文本的基础上,尝试在传统“物象”与现代“叙事”之间构架一种内在的文脉逻辑,以当代视角对传统文化形态进行解读,将两千多年前的汉民族文化活化于当下。此次创作本人将屈原《九歌》协同谭盾的《九歌》进行混响,通过文本间的相互重叠,吸纳关联,实现对《九歌》的现代性、立体化的新阐释。
本人的汉服设计系列作品《九歌》由九件作品构成。在视觉原型上,本人参考了汉画像、汉俑、傩舞等具有汉民族特色的视觉形象作为创作依据。汉画像所摄取、描绘的人神角色、人文景象、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丰富了人们对汉民族历史文化记忆的想象空间,笔者希望通过增加作品物质外的文本信息,呈现汉服除却“形制”外的“叙事性”“历史性”与“时代性”。借汉文化的雄浑苍茫释读原文本的人神恋歌、奇幻玄妙、苍茫忧思,湘夫人的“目眇眇兮愁予”、山鬼的“思公子兮徒离忧”铺陈出整体创作的核心情绪,将屈原的《九歌》形成的感性词云与服饰《九歌》词云相互对应,打破原文本叙事空间的封闭性,突出与当代情感之间的关联和延伸。
《旧约·传道书》中言“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己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新事虽无,但新思却常在,互文性启发设计师用广泛联系的方式思考问题、看待设计,并促进思维方式的转变,不可否认的是,新生事物的成长往往建立在旧事物的基础上,所以新的理论并非是对原有理论的一味拆解和反对,而是既有承袭也有突破,推动当代艺术和设计发展的动力既不是回归传统的文化样态也不是自我摧毁文化传统,而是由内而外发自文化原型的转变与创新。其实,所有的艺术表达,都是与已有的现实展开互文,但高明的互文并不是简单的、形式及内容上的关联,而是不同文本之间的连接和渗透,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互文不是简单地把资源A和资源B联系起来,而是把相关联的资源集合定义为一个具有活力的互联网,超越A影响B,生成承载A基因和B基因的C。
注释:
①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符义分析研究》(引自:朱立元.现代西方美术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947.)
②2017年青策计划研讨会上,费俊提出了“强关联”的概念,即事物与事物之间具有明显的关联性。
③2017年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未·未来”国际论坛上,克莱夫·范·希尔登提出“弱信号”的观点,即将原本毫不相关的A事物与B事物联系在一起,从中寻找创新点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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