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示和变革中走来的中国设计

刘黎明

（中国美术学院，杭州 310002）

19世纪末期欧洲制造业和艺术的相互交融，为现代设计的产生埋下了种子。发展到20世纪初期，包豪斯便是这颗种子生长的果实，包豪斯同时也成为了研究探索现代设计的主要对象。但包豪斯在中国和包豪斯的全球性影响并非同一阶段，笔者认为这与包豪斯进入中国的时机有关，同时也与中国自身具有的“设计”属性有关。因此当我们在探讨基于现代社会下的中国设计时，也应该把这两个概念的不同融合阶段做梳理，并且去挖掘被我们忽视的创新力量。

按中文语境解读“设计”一词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在学说思想方面表现为如墨家用“兼爱、非攻”去造物等；在社会活动方面表现为仁义礼乐的约束、百工技艺制造的纹样雕刻。这一中文语境的设计解读，虽然与以欧洲为中心发源的现代设计并非一种体系，但符合设计是调节人与物、人与人、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特征。那么是不是中国一直延续这种解读方式发展中国设计呢？显然不是的，中国受现代设计的影响，最早可追溯到晚清民国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之佛等人对中国现代设计进行了摸索与实践。从完整的意识特征和理论基础来说，中国设计是从1978年开始的，这时的中国社会形势面貌稳定，具有了认识“设计”的客观条件，开始了中国设计的发展提升。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设计的发展还很短暂，暂时也还没有融合在西方现代设计中摸索出具有本国特色语言的完整设计理论。因此在谈论中国设计时要建立在对中国古代“设计”的认知基础上，并客观分析本国所处的国情地位，让中国式的设计观、设计感在现代和未来社会活动中充分地融入发酵。

笔者认为从晚清起，处于启蒙阶段的中国设计爆发出了强大的探索力量，具有深入的实践性。发展到民国以后，时代断层让这股探索力量不仅没有得到延续且改变了方向。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建设早期阶段，设计也只发挥其制造属性特征。改革开放中期，社会经济同步稳定，中国设计开始发挥了属于设计的创造力。当下改革开放41年，这条道路才刚开始又要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要如何延续我们目前的创造力，让中国设计继续发酵成长，是面向未来需要把握的核心，也是新时代下的设计使命。

一、启示：碰撞中的混乱与多元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一方面，留学归来的青年爱国人士致力于文化救国，开展运动、发扬新思潮；另一方面传教士给“古老”的中国带来“新思想”“新物品”“新方式”，使社会产业结构、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和欧洲工业现代化进程稍显不一的是，此时的中国是以广告、包装、日用品、报纸期刊和小规模手工作坊等行业为主的商业现代化发展。快速发展中的商业化现象使中国从传统的重实用工艺转变为近代装饰美术，设计的解读是“图案”“装饰”“商业美术”“实用美术”“工艺美术”等。工艺美术教育家雷圭元先生在论图案艺术里说道：“图案把美和实用结合，认为广义的图案是工艺美术，是涉及结构、形式、色彩等多方面的设计的通称”。但未能触及到生产方式的改变，工艺美术无法产生像欧洲工业革命般的影响，设计更多还是作用于商业化的范畴。

纵观这一时期设计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在受到日本图案学派的影响，和欧洲包豪斯传播的影响中自由变化的发展。同时，在爱国主义情怀下，本民族的元素、物品、技术被保留和发扬，为中国设计的发展埋下了深深的种子。虽然触及范围有所局限，但是创造力却生机勃勃。一直到今天，在这段碰撞中形成的字体样式就是当代平面设计师们深入挖掘和提取的资源宝藏。

二、停滞：被放大的制造属性

20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中国先后经历了战事频繁、人民生活环境险恶到社会制度变革、生产力和经济恢复的阶段。前文提到的中国设计生机勃勃的创造力被迫中断，设计理论学术出现空白、不稳定的状态。直到60年代左右，社会形势相对稳定，设计的多元领域才逐步完善，到80年代左右有了“工艺美术”“工艺设计”“建筑设计”等学科，因此时理论基础的薄弱和模糊，“装饰美术”“室内装饰”“装潢美术”等名称定位也被使用。这种名称的多样和上段时期不同，大部分都是直接来源于外国名称的套用，少了与本国文化相结合的实践摸索，“设计”被当成一种复制品被迫快速地在全国蔓延开，包豪斯的教学理念也直接被照搬。

少了碰撞和沉淀的中国设计看起来就像是复制品一般，加之接踵而来的电脑技术，让一向注重美术和绘画表现形式的中国设计，走向了制造之路。此时的设计表现是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国现代特色状况，我们不仅不可以简单地以消极的角度看待这一时期的设计发展，还要更加正面地了解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和生活需求。另外，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他们对国际性的敏感以及基于自身的民族情结，发展出了一种融合中国传统元素和文化的现代设计手法，在1990年之后的中国大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变革：开启创造力

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经济呈现稳定发展状态，中国设计迅速开始了自己的思考，设计手段和设计类型也更加多元化，除了上段提到的香港和台湾较为领先的现代设计手法对大陆的影响，中国大陆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具体表现为：

（一）加大对教育的支持

在1990年《装饰》第1期的《求变、求新、求实、求美——在经济改革中商业美术的发展之道》一文中就提出了中国设计的创新性。之后1993年文化部批示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正式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的美术教育模式发生了变化。肩负着“中国”二字的使命感，中国美术学院做出了整体教育改革的回应，明确指出要突出重点学科，构成多元互补综合创造的艺术格局，关键是创造。在现有教学系的基础上，按相近系科组成造型艺术、设计艺术、美术研究三个学部，侧重培养学生的思考方法与创造性思维能力。以中国美术学院为先锋的教育改革，反映了中国设计的发展进一步完善成熟，从工艺美术向现代设计教育转型。

（二）设计实力的提升、学术理论的建立

在教育改革中诞生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设计人，如有为设计学术理论建设做出奠基的王受之，也有通过实践作品获得国内外奖项的王序、吴海燕等等。

另外以深圳、广州为首的一系列设计类展览和比赛也陆续举行。以平面设计为例，1992年深圳的第一届“平面设计在中国展”举行，平面设计这个概念逐渐开始在业界和高等设计教育中得到认可，并逐渐取代了1950年代确立的“装潢设计”概念。

（三）工业经济发展下生产力的提高

设计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力的提高，这一点也是现代设计的特征，中国的制造业在这一时期可谓是飞速发展，几乎全世界所有的衣物鞋履、电子配件都打上了“中国制造”的标签，而从工业生产角度来说，最早提出“中国创造”概念的是2004年国务委员陈至立在对中关村考察时所提出的意见，她明确提出中关村的核心目标就是把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化进行突破，把更多的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此时，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与中国现代文化和工业的发展相一致，虽然它并不是在自己本民族的手工艺基础上发展，而是在西方工业的嫁接之上，但这种嫁接模仿发展是必然而不是常态，势必会随着本国的经济技术发展而诞生出属于本国的设计创造力。

四、创新：创造力的延续

最后再聚焦到近10年，中国设计的创造力已得到了更多方面的体现，学术思想各放光彩，社会形态和科学技术也在发展转变，尤其是以网络媒体发展为支撑的媒体设计在全球现代设计中独树一帜。回顾改革开放41年，同时也是中国设计发展的41年，我们完成了从制造到创造属性的转型。虽然我们的设计创造力还未被完全打开，但在新一轮全球经济共同发展的时代下，我们更应充分认识中国文化和传统的“设计”思维模式，以本国的实际情况作为设计研究对象，打造真正适合本国需求的中国设计。

同时，我们还需要有更多元的理论主张和实践经验，因为设计的学科属性是随社会生产方式和人类具体问题而变化，是需要基于社会学、科学、审美艺术和对技术手段运用之下综合处理的学科。设计中的创造力也并非指完全的创新，是服从于本学科属性之下对社会和人类生活做出更好服务的创新性，这种创新性不在于学科知识结构的创新、不在于审美样式的创新等，而在于对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不同社会需求的判断和预知，在于对本学科属性的最大力量发挥。

综合以上四方面，笔者认为只有客观地去看待中国设计和现代设计，才可以让中国设计发展成为区别于西方设计的理论体系。只有客观地去看待设计概念和设计学科，在实践基础中探索中国设计的现代化表现，才可以使中国设计得到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