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鼓动：屯溪版《文天祥正气歌（美术字）》出版的启示

谭小飞

（安徽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在重庆市图书馆1958年编辑的《抗战时期出版图书书目1937—1945第二辑（初稿）》中，载有1943年由屯溪火炬周刊社出版、署名王书年的一本《文天祥正气歌（美术字）》一书①。与抗战时期一般美术字类书籍不同，从书名上看，《文天祥正气歌（美术字）》是以美术字的形式宣传《正气歌》的传统价值；其次，作者根据《正气歌》中的60句五言诗的各自词义，分别设计了独立的美术字体。因而，它是一本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美术类书籍。

因为该书出版在抗战正酣的历史时期，或许由于战火的摧毁，翻阅相关资料，很难发现有对《文天祥正气歌（美术字）》的记录。关于作者王书年，也仅能从出版前言中获取零星记载。事实上，《正气歌》作者王书年一共出版过三本书，另有1946年火炬日报社版《美术字正气歌》、1951年新华书店皖南分店版《新美术字》。其中，1946年版《美术字正气歌》就是1943年《文天祥正气歌（美术字）》的再版，出版机构“火炬日报社”也是1946年由屯溪迁往芜湖的原“火炬周刊社”。从书名的变化还可以看出出版目的的转变，如果说1943年的出版目的是为了传播《正气歌》的话，那么1946年已经转向美术字了。

一般看来，王书年应该是受到首次成功的鼓励，才会激发出他对美术字的探索兴趣。目前鲜有记录反映出关于首版《文天祥正气歌（美术字）》的出版情况，仅在1946年《美术字正气歌》再版说明中有过零星记录，提到首版除少部分送人外，剩余2000余册，被各地书局购去，很快销售一空。事实上，通过考察抗战期间美术字的出版情况可以看出，在为数不多的几本出版物中，也主要限于“大宋体（民主体）”“宋黑体”等几种宣传标语常用字体写法的介绍。那么问题在于，王书年的《文天祥正气歌（美术字）》以60种字体表达同一首诗歌，反映出战时宣传究竟有何特殊之处？

一、固有民族意识与“禁用美术字”政令

首先，需要对王书年的身份进行考察。据《文天祥正气歌（美术字）》出版说明中记载，王书年时年供职于安徽屯溪“伤兵之友社”，任宣传干事。“伤兵之友社”起源于1938年湖南衡阳发起的“伤兵之友运动”②。1940年2月19日，新生活运动六周年纪念时，在重庆成立“伤兵之友总社”，随后，国外成立分社六处，国内七十五处，目的在于为大量因抗战而受伤的士兵进行募捐、推行伤兵复原后的职业培训与就业安置。

其次，伤兵之友社与新生活运动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也是需要进一步厘清的。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五）》中，载有一篇名为“新运总会伤兵之友总社七年来工作概况总结报告”③，报告不仅记录了伤兵之友总社自1940至1946年间的发展历程，还介绍了直接参与伤兵之友总社工作的人员，其中包括蒋中正、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孔祥熙、何应钦、陈立夫、冯玉祥等军政要员、贤达。从机构从属关系上看，伤兵之友总社是隶属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因而，伤兵之友社实质是新生活运动的一个拓展，它们在结构上属于上、下级关系。

最后，鉴于伤兵之友社与新生活运动的关系，有必要对新生活运动的主张进行考察。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蒋介石作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结合蒋此次演讲与随后发布的《新生活运动纲要》，可以看出，新生活运动意在“以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义廉耻’的基准上，重整道德，革新国民的生活习惯，改造社会风气。”新生活运动发起约两个月后，江西省教育厅针对所辖部门下达了一项指令：

“各种书刊封面，报纸题字标语等，概不准用立体阴阳花色字体，及外国文，而于文中中国问题，更不得用西历年号，以重民族意识。”④

因指令系“顷奉委员长蒋谕”，随后得以在上海、北平、广东、福建、安徽、河南等省市的政府公报中刊载。新生活运动的主张在于恢复“固有民族意识”，有过日本留学经历的蒋介石很清楚，具有“立体阴阳花色”特征的美术字，其来源与日本脱离不了干系，尤其在日本造成的中华民族危机的时代，禁用美术字，一方面是出于民族性考虑，另一方面，还出于“书同文”对全国统一战线的策略的思考。

可见，《文天祥正气歌（美术字）》诞生在民族情绪高涨的抗战时期，作为外来文化的“美术字”，在当时是被官方排斥的。最高领袖所发出的指令，究竟对王书年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限于材料，本文将从《文天祥正气歌（美术字）》出版后的经历中，一窥这一行政指令在屯溪深山中的执行情况。

二、王书年的“美术字观”

对于国民政府而言，禁用外国文的推行难度相对较低，但对禁用美术字来说，却是很难把握。立体阴阳花色字体是对美术字的描述，但对于具体执行者而言，试图对这些文字设计做出美学层面的判断，无疑是隔行隔山。对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美术设计的从业人员来说，美术字尚且都可算是一门新学问⑤。一个有趣的细节就是，该政令在传达的过程中还曾多次出现表述上的错误，广东、上海、河南、安徽、北平、察哈尔等地的政府公报，在抄转政令的内容时，把“立体”误写为“主体”，随后《广东省政府公报》（1934年257期）、《察哈尔省政府公报》（1934年425期）、《上海市政府公报》（1934年144期）、《北平市政府公报》（1934年240期）有专门发文改正。这个细节透露出两点信息，第一，地方省市对于美术字的具体知识不了解；第二，对于禁用美术字的政令不够重视。这两点似乎决定了来自南昌行营最高领袖的谕令的最终命运。

对于王书年而言，目前没要材料表明他是否接触到来自领袖的谕令。我们考察王书年对美术字功能的认识，只要从两个方面即可，即他的观点与行为。

从观点上看，王书年对美术字的功能和特点是有一定认识的，王书年在1951年《新美术字》的“写在前面”中提到：

“美术字是将方块汉字加以适当变化的装饰而成的字体。它有加强文字内容效果的作用，鲜明美观，生动有力，对看的人能挑起一种愉快的情绪。在文化宣传上它是相当效益的。”⑥

不难看出，王书年对美术的认识，基本上都是从国家宣传机构的角度来看的，这符合王本人的身份。在他看来，美术字更是一种文化宣传工具，具有一定的煽动效果。

从行为上看，王书年总共编辑过两本美术字书籍，都是经微调后重复再版，时间跨越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前后约10年。首本内容为《正气歌》，第二本内容为毛泽东诗词。从形式上看，两本书籍的编辑手法完全一致，都是为每句诗词设计一种独立美术字体。从出版时间上来看，《正气歌》处在1943年的抗战危急环境中，其中的60种美术字体不是“立体”就是“阴阳”，间以“花色”，对于蒋谕中提到的“以重民族意识”，基本选择无视。可见，在王书年看来，美术字作为一种宣传武器，不能完全否认它对于抗战的意义，毕竟它也是一种视觉传播的工具。

而《新美术字》出版在1951年初，王书年选择毛泽东诗词作为传播美术字的载体，提升了形式背后的思想性。据我所掌握的材料，《新美术字》在1951年至少重印了3次，印数也从初版的2000册上升到7000册，对于当时条件下的芜湖来说，应该说还是成功的。无独有偶，中共对于美术字的态度，基本是建立在1942年2月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著名演讲，和同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基础之上的。这两篇讲话表达出无论是写大字标语做宣传，还是搞文艺创作，不让老百姓看懂，不为工农兵服务都是不行的⑦。这一观点还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美术字书写的规范。显然，王书年当时并没有受到这两篇文献的影响。

事实上，自1940年戏剧家吴祖光完成话剧《正气歌》之后，在全国各地得到排练、演出，用以宣传爱国正义、鼓励抗日，王书年也在这种氛围下，觉察到美术字《正气歌》对于抗战宣传的有效。从事宣传业务工作的干事一职，王书年深谙如何去利用时势来加强宣传，《文天祥正气歌（美术字）》获得成功本身就是最有效例证。

三、《美术字·文天祥正气歌》出版后的际遇

周博在《字体家国——汉文正楷与现代中文字体设计中的民族国家意识》一文中，认为蒋介石禁用“立体阴阳花色字体”的指令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由于操作难度，只能捡重点出版物加以管理，至于一般书刊杂志，在禁令发出之后也没有什么变化，一仍其旧⑧。事实上，在民营出版业兴盛的时期，禁令的执行难度可想而知。据《屯溪文史》和《歙县文史资料》记载，《文天祥正气歌（美术字）》的出版机构火炬周刊社系由“CC系”出资创办。由此可见，火炬周刊社不同于一般民营刊物，它与政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如此，火炬周刊社在出版《文天祥正气歌（美术字）》的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出任何挣扎。

王书年本人在抗战结束复员后，并没有因为违反禁用美术字禁令而受到任何影响，他在1949年后进入新华书店皖南分店后，仍保持着“利用工余时间创作美术字的习惯”。

蒋介石意识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危急局面的造成原因，是由于中国文化中“固有德性”的丧失，以恢复儒家道德“固有文化”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是谋求救亡图存的“根本之道”。蒋介石的谕令还表现出，他已经敏锐地觉察到，“立体阴阳花色字体”中所包含的精神，与“外国文”“西历年号”等异质因素一样，对“民族意识”构成了冲击。由此可见，蒋谕中对于“固有民族意识”的提倡，与战时宣传实际需求是有一定冲突的。蒋在思想深处对于时局的看法，包含了强烈的个人意志，这些极具文化正统性的观念，体现出蒋试图以恢复传统伦理的方式来提升民族的凝聚力，以抵御外敌。事实上，新生活运动之所以“收效甚微”，还在于它违背了战时宣传的基本逻辑。对此，蒋本人似乎也觉得“实在是力不从心”。

四、传播与鼓动——战时宣传的内在逻辑

1934年，传播学鼻祖哈罗德·D·拉斯韦尔修正了宣传的定义：“宣传，从最广泛的含义来说，就是以操纵表述来影响人们行为的技巧。”⑨可是，就宣传活动而言，它应该有更明确的层次划分，《苏联百科词典》中对宣传与鼓动的细分更接近它的本质，“宣传表示广泛的传播需要深入而有详细讲解的思想、理论和学说，以形成一定的世界观为目的。”⑩1464鼓动则是“通过演讲和各种群众性报道手段传播一种思想，以影响群众的认识、情绪和社会积极性。”⑩469

德国名将埃里希·鲁登道夫把现代战争称之为“总体战”，意即在“总体战”时代，不仅各参战国的军队在相互厮杀，竭力毁灭对方，而且人民也在为战争效力。至于考察宣传是否奏效？采用何种技巧以激起人民对敌的仇恨？拉斯韦尔认为重点在于“控制意见”。战时宣传所追求的应该是以影响群众的认识、情绪和社会积极性为目的，宣传的结果应该是“参与性”。因而，仅仅诉诸于“传播”——让群众知道，无疑是于事无补的，“鼓动”才是战时宣传的重点。“鼓动比任何事情都密切地与现实群众运动相联系，它诉诸情感。”从字体设计的角度来看，字体在文字传播的过程中，如同承担着类似讲话时所用的“语气”这一功能，它可以是平铺直叙，也可以富有感染力、煽动性。如果将汉文正楷字体与传播等同，那么，美术字无疑则能够与鼓动划上等号，它如同一个极富感染力的演说家一般，牢牢控制着群众的观点，以达到鼓动的目的。

王书年《文天祥正气歌（美术字）》的出版活动，凸显了抗战宣传的基本诉求。王作为屯溪伤兵之友社的一名基层宣传干事，本着逐级负责的原则，对于他所提出的宣传方案，应由上级主管部门审定后方可实施。在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思考，60种美术字，字数达到300个，加之需要对每句诗的词义进行揣摩、设计，以王书年一己之力，自然会耗费大量时间。因而推测，不会是在美术字全文完成之后，再去上报、审核。基本上，王书年应该是拿出了一个初步设想，加之几句诗的字体方案，当即就得到上级部门的认可。尽管上级主管宣传的部门对于在出版宣传领域禁用美术字的禁令不会不知晓，但是王书年的出版物还是获得了准生证。

结语

在战时语境下，话剧《正气歌》经过官方的系统组织、反复排演，将国人耳熟能详的一首5言诗，应用于号召抵御外敌上，它的情节、动作、对白，乃至于演员的装扮，都有标准化的模式。与之相比较，《文天祥正气歌（美术字）》没有可参考的蓝本，只能试图以话剧《正气歌》为参照，将文字内容与话剧情节相结合，加之美术家的个人判断，形成具有情感鼓动的美术字集。从这个角度上看，它与话剧版《正气歌》是相互呼应的。可见，国家机器对宣传的管控是严格的，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弹性，尤其在抗战时期，更多的时候还取决于具体执行者的态度。一方面，像《文天祥正气歌（美术字）》这种配合话剧《正气歌》类型的突击宣传，具有临时性的特点，短期内的有效性是它的主旨；另一方面，宣传工作的执行者本身对美术字就缺乏了解，无从介入。从宣传实效来看，声情并茂的美术字，自然比平铺直叙的正楷字要有效，它在传达了传统正义价值观的同时，达到鼓动群众真实参与到战争中来的目的。宣传活动由于具体的实效性，反过来对决策者的态度也形成一定的影响，从蒋本人“过去的事已成过去，我们也不必再说的态度中，可以看出，这也意味着一种默许。

注释：

①重庆市图书馆.抗战时期出版图书书目1937-1945第二辑（初稿）[M].屯溪：火炬周刊社，1958：186.

②本会同人.祝上海伤残服务处成立[J].残不废月刊（第一卷第6期），1947.6.30：1.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五）[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316.

④江苏教育旬刊.第九卷第7期.1934：12.

⑤周博，吴帆，刘畅.字体摩登：字体书与中国现代文字设计的再发现[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9.

⑥王书年.新美术字[M].芜湖：新华书店皖南分店，1951：2.

⑦周博.中国现代文字设计图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216.

⑧周博.字体家国——汉文正楷与现代中文字体设计中的民族国家意识[J].美术研究，2013（1）：21-22.

⑨〔美〕沃纳·J·赛费林，〔美〕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103.

⑩〔苏〕A.M.普罗霍洛夫.苏联百科词典[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