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域中的市民文化审视

贺敏

摘 要：老舍小说以独特的文化视角，深刻剖析了转型期中国市民社会。本文以《四世同堂》为例，从日常生活价值挖掘、“私人利己主义”的审视和传统市民文化现代转型的探求三个方面分析，在呈现小说对市民文化现象揭示的同时，探讨老舍的现代市民社会与市民文化建构思路。

关键词：现代性;市民社会;市民文化

一、引言

现代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完善是现代性追求的重要一翼，而作为中国现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市民文化则一直以来都是学界探讨的核心之一。在这一意义上，老舍小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建构视角。从1925年《老张的哲学》到1961年《正红旗下》，老舍对转型期的中国市民文化做出了深刻的剖析与反思，并尝试在重建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基础上构建现代市民社会与市民文化。

二、现代市民文化审视视角

从学术界普遍的认同来看，现代社会是一个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离而又良性互动的结构体，在市民社会中，个人性得到充分表达。而市民文化则是一种高扬个人主体性和特殊性的文化[1]。然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社会与国家不像西方那样分别对立，中国国家与社会界限不清，“国家消融在社会里面，社会与国家相混融”[2]。20世纪中国市民社会及文化在封建文化、西方文化与殖民文化的多重挤压下并没有达到西方的自主与自制。老舍站在文化的立场，对转型期北京市民文化进行现代反思，用现代精神引导市民阶层向现代化方向转化，简而言之，“现代”是他表现市民生态的一个基本的落脚点。

《四世同堂》是老舍表现北京市民生活的长篇巨制。作品选取西城小羊圈胡同作为城市的缩影，塑造了祁老太爷家、钱吟默家、冠晓荷家等周围几十户家庭一系列性格鲜活的市民群像。不同于同时期其他表现战争的小说，作品并没有将重点放在战争场面和侵略者的罪行的描写上，而是着重挖掘老北京市民的内心，展现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和人生体悟，并进而审视和反思北京市民文化，在揭示北京市民文化的同时，尝试提出自己的现代市民社会建构设想。

三、《四世同堂》的市民文化审视

（一）日常生活价值的挖掘

在五四新文学中，日常生活由于其固有的琐屑和平庸不符合精英话语对“理想”与“启蒙”的追求和探寻，其价值和意义一直被遮蔽、删减乃至于取消。而老舍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挖掘平民百姓日常生活，展现他们对苦难的承受和在主动对抗命运和消解苦难的过程中所爆发出来的不可摧折的生存精神。

《四世同堂》走进抗战时期的北平市民空间，呈现出众多人物的文化心态与生活形态。祁老太爷象征市民生活的厚度。面对战争，“他什么也不怕”，“他是“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的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赶上兵荒马乱，他也自有办法：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家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在他心里，没什么民族国家大义，更没想过会家破人亡。除了祁老太爷，小羊圈胡同马寡妇也这么想的：“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别惹事！反正天下总会有太平了的时候！”[3]正是这种对日常生活坚守的生活意志，祁老太爷和小羊圈胡同平民们成了整个民族存在的“根”。

韵梅是一个“宜室宜家”的传统女性。她掌管全家人的衣食住行，是整个家庭生活的实际维持者。她疼爱丈夫、养育儿女、侍奉公婆与祖父。在祁老太爷的嘱托下，她储备粮食、咸菜，想尽办法让全家人能在战乱中生存下来;她体贴丈夫，自己承受着整个家庭的压力;她保护小顺儿，不让他被别人欺负。韵梅的行为展现了中国传统妇女以日常生活的维持为自身全部要义的生活哲学。

加谬说，在一个人对生命的依恋之中，有着比世界上任何苦难都更强大的东西。《四世同堂》虽然展现了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但着力表现的是老北京市民的世俗生活，在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中展现他们的处世之方。这些普通的市民无法把握时代的更迭和命运的变幻，却可以把握自己的日常生活。正是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富有韧性的坚持，使得他们克服了各种苦难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在这里，普通市民的生存精神在作家人文情怀的观照之下，喷发出质朴、强悍的生命气性，超越了民间生存的粗鄙表象焕发出耀眼的光华。

（二）“私人利己主义”的审视

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是一个“个人的十足的屈从性和非人性”的领域，在这里，个人将自己的世俗化、对象化的存在物——财产、商品、利益等，当作自己的本质与自由，并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收获嗜血般的快感[4]。

祁家二孙媳妇“一天老长在北海、东安市场和——什么电影院”，得了个绰号“胖菊子”。上海沦陷，她第一反应是自己还没逛过;丈夫被免职，她立马投入另一个汉奸的怀抱;凭借着蓝东阳，她当上妓女所长大肆捞取钱财;而当蓝东阳下台后，她又把他一脚踢掉。胖菊子人生的唯一追求就是物质享受。为此，她失去了任何廉耻与道德之心。

冠晓荷、大赤包之流是《四世同堂》“狐狸”“疯狗”和“苍蝇”一类人的代表。他们不仅有着对物质利益的绝对追求，更为突出的是不顾民族尊严，当日本侵略者的汉奸、走狗。大赤包为了谋求物质生活的富足与享受，把握日军入城的契机，不惜与日寇同流合污;为了利用蓝东阳，她不惜用自己的女儿招弟去勾引;为了讨好日本人，冠晓荷告发钱先生，致其入狱，并遭受严刑毒打;为了让大赤包当上妓女检查所的所长，他邀请警察局特高科科长李空山吃饭，并将自己的女儿高弟许给他。这些人在对物质享乐的追求过程中已丧失最基本的人格，是个人享受生活哲学的极端演绎。

对物质享乐和个人利益的追求本是市民文化的一部分，它的存在见出其生活的纯正味。然而，这种“私人利己主义”一旦和民族尊严联系到一起就失去了生活哲学的欲望气息。对于这类人，老舍在并沒有正面去写他们对民族的危害，而是集中展现他们极端追求物质利益和个人享乐的日常生活形态。老舍没有为传达思想、意念而将“生活”扭曲化，而是透过战争语境，呈现转型期中国市民社会复杂多元的生活形态。

（三）传统市民文化现代转型的探求

作为一个深谙北京传统文化，又有国外经历的作家，老舍对传统市民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严格意义上讲，中国传统都市文化基本上还是传统乡村文化的延伸。鸦片战争以来，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外国经济和文化蜂拥而至，现代工业文明得到发展;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张扬下，新文化运动促进了国人思想观念的转变。20世紀30、40年代的老北京已有了现代资本主义都市的元素，新的生活方式应时应势而生。这种转变对于世代生活在这里，并保持了几千年传统生活状态的市民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并使他们感到迷惘。如何应对这场社会转型，老舍记录下了这一时期的市民文化心态，并传达出自己对市民文化现代转型的探索。

钱默吟是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塑造的现代理想市民的典型，他的转变代表了老舍在现代市民文化建构中的思想与路径——在自身的文化体系中寻求新生。

战争爆发前，和传统老派市民一样，钱默吟关心古诗、菊花和自己泡的茵陈酒，对国事与民族前途漠不关心。他少与邻居往来，与世无争、淡然寡言，是胡同中特殊的存在。然而，当战争袭来，面对着国破家亡的惨烈，钱默吟展现了激进式的转变。他否认读书的价值，宣扬武力。他说：“在这年月，有金三爷的身体比有咱这一肚子书强得太多了，三个读书的也比不上一个能打仗的！”“和日本人讲理，等于对一条狗讲唐诗;只有把刀子刺进他们的心窝，他们或者才明白别人并不都是狗与奴才。”他甚至敢于与日本侵略者正面对抗，用手榴弹炸死日本军人，为死去的儿子和妻子报仇。他认为：“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起，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3]既爱好和平，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这就是老舍理想下的现代市民，区别于西方现代市民文化中的个体形象。

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特征。20世纪中国的变化始终伴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这就决定中国不可能建构起西方意义上的严格的现代市民社会。中国市民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形式，它区别于中国传统市井文化，也不全具备西方市民文化的特征。目前，西方发达国家表示了对现代文明与东方古代文明结合的关注，而我们也在努力寻求现代与传统的结合。老舍在80多年前，就以其小说对此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在这个意义上无疑突显了其独特的文化视角和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王晓文.二十世纪中国市民小说论纲[D].济南：山东大学，2006.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18.

[3]老舍.四世同堂[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4]吴建永，刘琪.“私人的利己主义”与“经济的社会形态”——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重新阐释[J].理论月刊，2018（8）：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