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地区回鹘文碑铭文献研究

崔焱

摘 要：河西地区曾出土大量回鹘文碑铭文献，这些回鹘文献的碑铭的发现与研究给国内外突厥学界增添了宝贵的研究材料。本文详细介绍了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与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的发现与保存情况。

关键词：河西地区；回鹘；碑铭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河西地区出土了数量极为丰富的古代回鹘文献、碑铭。其中包括收藏于甘肃省酒泉市文化馆的汉文—回鹘文合璧碑铭《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发现于甘肃省武威市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等。

这些回鹘文献的碑铭的发现与研究给国内外突厥学界增添了宝贵的研究材料。深入对河西地区的回鹘文碑铭题记的调查与研究，这将为研究古代维吾尔族，特别是为元代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字提供重要材料，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

河西回鹘是9世纪晚期至1028年间由河西地区的回鹘人以甘州为中心建立的民族政权，又称甘州回鹘。甘州回鹘人在9世纪40年代迁入河西走廊时，先归吐蕃所属，转而又受到归义军政权的统治。9世纪晚期，河西回鹘的势力得到迅速发展，终于摆脱了归义军政权的统治，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

回鹘一名为我国史籍上对现代新疆维吾尔族和甘肃裕固族先人的称呼（或更正确地说是汉文中的写法）。公元七到八世纪时，回鹘人游牧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一带。公元744年回鹘取代突厥，在漠北建立了回鹘汗国（公元744一840年）。九世纪中期，回鹘汗国爆发内乱。在黯戛斯人（今柯尔克孜族的祖先）的攻击下灭亡。回鹘各部四处逃散，一支到了今甘肃河西走廊，建立了甘州回鹘王国，领有瓜、沙、肃、甘等地。后来由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伊斯兰化，又有许多所谓黄头回鹘不愿接受伊斯兰教而东迁，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河西一带回鹘人的

势力。

宋元时期回鹘语文成了河西一带的通行语言。敦煌也为河西回鹘佛教的中心之一，这期间用回鹘文（取代漠北时期使用的古突厥文）记录和创作了许多作品，并进行了颇具规摸的佛典翻译工作。明清以后随同河西回鹘势力的衰微，回鹘文逐渐被忘却，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文献也随之归于湮灭。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甘肃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才有一部分回鹘文文献问世。通过对这些回鹘文献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宋元时期河西回鹘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知识：他们像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回鹘语文献一样，是十分珍贵的研究资料。

一、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发现于武威城北十五公里的石碑沟（今武威市凉州区永昌镇石碑村）。碑右边侧有武威人贾坛、唐发科于1934年所刻的跋文。据此可知这块碑在清朝时被埋没地下，后来上下两段被当地群众挖出凿成磨盘，直到1933年仅存的中段才在当地被挖出。1934年由酷爱金石的地方人士贾坛和唐发科移至县教育馆（今文庙）保存。碑中间有一裂痕，是当时为了运输方便，从中间断开的。该碑上半段不知何时遗失，现存下段，碑下部微有折阙，最下面一行字迹只有上半部分该碑高1.82米，宽1.73米，厚0.47米，两面撰文。正面汉字36行，行残存41字。碑背面镌刻回鹘文。回鹘文部分分栏书写（原碑似分为十栏）每栏五十一或五十二行，现存该碑后一部分的四栏半。由于碑文回鹘部分有些地方过于漫漶不清，致使多处文义无法了解，但其整个内容基本是清楚的。有人根据该碑正面汉文全文及字形大小推断，碑通高当在6米以上。1964年，甘肃省博物馆在此发掘出该碑碑首，为蟠螭，运回文庙同该碑放在一起。该碑由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篆文，礼部尚书、元代大书法家书写，翰林学士承旨，奎章阁大学士赵世炎撰额。该碑是元文宗为了表彰帖木儿补花的政绩，以及从巴尔术阿而忒的斤到帖木儿补花，六世效忠元朝的功勋而立的。元统二年（1334年），帖木儿补花亲自来永昌扫墓时树立该碑。

碑文汉字端厚雄浑，回鹘文流畅自如，对研究高昌回鹘的历史、元代文学、书法等都有重要的价值。碑文所用文字为一种后期的木刻体回鹘文。像其它元代回鹘文文献一样，碑文在正字法上的特点是：s和?，c和z?不加区分，t在元音间和浊辅音后浊化为d，?若有时代替z，q字母通常在左方加两点，n字母有时在左方加一点。全碑记载着西域高昌回鹘的历史起源以及他们为元代开国建立的功勋，是现存元代碑刻中较为重要、史学价值很高的一块碑。明洪武初，宋濂等修《元史》时，《巴尔术阿而忒的斤传》就是取材于《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该碑已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世勋碑》的汉文部分最早见于元朝人虞集的《道园学古录》，之后如《元文类》、《陇右金石录》、《武威县志》等书也有著录。一九六四年黄文弼先生对此碑的汉文部分进行了复原和校勘，同时首次刊布了该碑残存的回鹘文部分的图版。 《世勋碑》为研究古代维吾尔族，特别是元代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字提供了重要材料，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二、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回鹘文《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现存甘肃肃南县博物馆，碑文用汉文和回鹘文书写。此碑立于元顺帝至元21年（1361年），立碑人为唐兀（西夏）族人善居。此碑记录了一个唐兀族家族自西夏灭亡后，到元朝末年150年间六代13人的官职世袭及其仕世元朝的情况，为我们了解元代河西走廊地区唐兀族的活动和回鹘语文的使用情况提供了珍贵史料。据学者研究，此碑的汉文为释教禅师所书，回鹘文撰写者是肃州信奉佛教的裕固族先民撒里畏兀人。

1976年夏秋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白滨二先生在河西走廊作西夏文史考察工作时，于酒泉市文化馆访得两条碑石，据该馆同志介绍，此即1962年扩建市区时由酒泉城东门洞壁内拆出之碑石。细审此碑，碑阳汉文，题《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以下简称《肃州碑》），碑阴为回鹘文。《陇右金石录》误回鹘文为蒙古文。现在此碑作为馆藏文物收藏于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并不对外展出。《肃州碑》记录一个党项家族（唐兀人，即建立西夏政权的主体民族）自西夏灭亡至元朝末年一百三十多年间，历六代（十三人）的职官世袭及其活动。这种比较完整地反映元代党项家族谱系和少数民族历史人物活动的记载是非常珍贵的。它对研究西夏灭亡后一部份党项人的下落、元代党项人在河西的活动、元代的民族关系、民族同化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①

《肃州碑》提供了西夏灭亡后河西、陇右一带党项人居留活动的重要资料，还反映了元代党项人一个家族世守其地的情况。1979年史金波﹑白滨二先生撰文首次向学界刊布了此前已被注意到的，汉文——回鹘文合璧碑铭《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的现存全部汉文录文，并根据其有关内容考证了该碑树立时间﹑立碑人情况和其中所记传主家族活动等一系列问题，为我们了解定居于元代河西走廊的党项后裔的活动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现存碑无碑额，一分为二作两长方体石柱状。碑身高2.36米，宽0.91米；碑阳汉文24行，左石13行，右石11行，每行字數不等；碑阴回鹘文32行。此碑在解石作柱时，中间有凿毁处，碑阳损汉字数十。碑阴长期外露，磨损甚残，回鹘文字迹难辨；嵌于墙内之汉文，磨损较少，但因石质粗劣，字迹亦不清晰，然大部尚可辨认。《肃州碑》以一面刊刻回鹘文，反映出直到元朝末年仍有相当数量的回鹘人居住在肃州一带，并使用此种回鹘文。《肃州碑》的汉文为释教禅师所书，撰此回鹘文者或为肃州信奉佛教的撒里畏兀人。《肃州碑》记唐兀氏世系以汉文、回鹘文同刊一碑，反映出此时此地党项民族与回鹘民族的密切友好关系。②

耿世民先生做了回鹘文部分的译释，《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碑阴回鹘文部分共三十二行。第一块十六行文字、仅有上边约三分之一部分。第二块十六行只上边约一半文字勉强可读。碑文字体为后期回鹘文碑刻体。③

这些回鹘文献的碑铭的发现与研究给国内外突厥学界增添了宝贵的研究材料。深入对河西地区及敦煌的回鹘文碑铭题记的调查与研究，这将为研究古代维吾尔族，特别是为元代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字提供重要材料，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

注释：

①钟焓：《从“海内汗”到转轮王———回鹘文<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中的元朝皇帝称衔考释》， 《民族研究》2010年第6期。

②史金波﹑白滨：《汉文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

③耿世民：《回鹘文〈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译释》，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文集》，第440-45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