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自我概念取向研究综述

林雨雁 胡志伟

摘 要：自我概念是自我的核心成分，它既是自我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自我体验和自我调节的基础。自我概念取向研究将个体置于社会的大环境之下，在社会事件中研究个体在某种稳定的心理因素驱动下形成的心理和行为倾向规律。近年来，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外来文化大量引入，给当前国内文化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本文试图探索中国人自我的特点与现状。

关键词：文化；自我概念；自我建构

在文化与自我概念的关系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自我建构理论模型。Markus和日本学者Kitayama在进行了大量的自我概念跨文化研究后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文化与自我概念模型。这一模型极大的推动了心理学界从寻找自我概念的普遍模型，到探索大的文化背景下自我概念的具体探索。

Markus从文化的角度区分了两种文化下的自我概念典型特点。亚洲文化下个体强调个体与他人的关系，注重和谐友好的人际交往氛围，在人际关系的背景下建立自我表征，Markus将这种自我概念表征方式称为依存型自我建构（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与之相对应的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追求个体的独特性，以个人的能力发展、爱好特点和人格特质建立个体的自我表征。这种强调独立自我的概念表征方式被称为独立型自我建构（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

与Markus自我建构理论体系相一致的还有Brewer和Gardner提出个体建構自我概念的三个来源：个体自我、关系自我、集体自我。由于个体特质的不同，自我建构的来源强度上存在差异。Brewer与Markus的理论较为一致，在三个类别上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Sedikides 等人将这一理论体系命名为三重自我建构理论（the tripartite model of self-construal）。

对于东西方被试在自我建构上的差异，有研究者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提出了解释。Peng和Nisbett指出这种差异是民族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形成的元认知模型的体现。这一历史的沉淀过程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等。东亚文化以农耕文化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由于农耕活动的复杂性，相信万物皆有联系，没有独立存在的事物。而西方文化从游牧或渔猎文化发展而来，以世界不变的观念为主，凸显个人能力。

Peng和Nisbett 从文化的历史演变的角度探讨了东西方文化在自我上的差异，在对文化和自我的探讨中提出了朴素辩证思维的理论，即东方农耕文化以事物联系，且世界在不断变化的文化角度，在自我概念方面体现为东方文化群体下的个体在自我认知中存在着更多矛盾的、变化的信息，而西方文化下的个体并不具备这种特征。随后，研究者在决策判断，个人情绪体验、自我的研究领域中都验证了这一差异。柏阳，彭凯平等以IAT范式为研究工具的内隐辩证自我研究中也证明了这一差异，即中国被试将自我与辩证性的概念联系得更紧密。

我国的心理学对自我本土化的探讨开始得较晚。从台湾学者黄瑞焕（1973），杨国枢（1974）开始才逐渐开始对自我的研究。而正式开始具有中国特点的本土化自我研究开始于杨中芳（1991）的《回顾港台“自我”研究：反省与展望》一文。同年杨中芳在另一篇文章《试论中国人的“自己”：理论与研究方向》中提及中国人自我的概念分析：（1）华人的自我发展由道德标准和社会规范内化形成道德自我；（2）华人自我在任何情境下都依礼行事，维护社会秩序；（3）华人期待经历复杂的自我修养，通过克制、改进、超越自我来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4）针对个人错误，华人重视以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的方式；（5）自我的界限有伸缩性，在心理上包括多人，甚至一个团体，形成一个大的自我；（6）华人的公开自我和私密自我差异甚大，他们接受并善于忍受二者之间的矛盾及冲突。杨中芳为自我的本土化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的研究中陆续从以上提及的几个方面展开。

杨国枢对中国人自我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并以社会取向论为主要基础建构了华人的“自我四元论”。即中国人的社会取向包括四个次级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家族取向、他人取向。关系取向是个体在与跟自己平行的人际交往中的互动；权威取向是个体在与垂直式的上级及相关他人的相处；家族取向即以大家庭或者衍生到公司等团体内的互动模式；而他人取向则是一种非特定的他人，概化的他人，如“别人”“江东父老”。这四种取向与Markus和Sedikides 等人自我建构中的依存型自我建构有着相似之处，都对自我概念中的建构模型进行了探讨。杨国枢的社会取向更详细地以权威、家族、他人（尤其是非特定他人）更贴合中国人的特点。

在跨文化研究中，以东西方文化的对立为脉络，探索两种文化下的个体在自我与周围环境和人际关系上的不同（互依自我和独立自我）。当前，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当下身处文化冲击中的中国人的自我概念是否受到现代的“个人主义”文化冲击而发生变化呢？

西方学者Triandis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现代化的进程，集体主义下的互依自我会被个人主义文化的独立自我所取代。杨国枢等人在最初建构理论时也将社会和个人作为一个维度的两极，之后在研究中不断修正理论，扬弃了古典现代化理论。随后确定传统与现代是两组独立的类型，在不同的文化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因而，杨国枢建立了社会取向个人取向的二维模型，认为二者可以并存，他将兼容了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自我称为“双文化自我”。

Markus与Kitayama在“自我建构理论”中，曾假设“独立我”和“互依我”是两套可以并存于同一文化中的自我，只是由于个体差异，具体表现会有不同。陆洛等人在以台湾地区的个体为对象的一系列研究中发现，互依自我和独立自我这两套自我系统的“自我融合”现象极为明显。但是文化差异依然显著存在：台湾地区“互依自我”比“独立自我”要更强。陆洛在对台湾个体与英国个体的自我概念的研究后指出，在文化融合交流的背景下，原生文化体系仍然会保持它的主流地位。

陆洛针对自我社会性和个人性融合的现象提出了“折衷自我”（composite self）概念。现代生活中，中国人也呈现出越来越多传统性与现代性共存的现象。集体主义文化下，某些生活的场所（如需要独立行为的工作环境）中个体也需要培养独立的自我概念。陆洛认为当下的中国人，一方面以文化传承的方式，保持着传统的互依包容的自我，借以维持适当的人际交往；另一方面，由于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变迁，生活在现代文化下的中国人也需要借取独立自我中的元素，来追求个人的成就，注重做事的效率。这一自我融合的现象也在更多的实证研究中得以证实。

杨中芳从传统文化的角度，以及中国人在自我上极其矛盾的表现提出了中国人的自我是一种“中庸式自我”。她在与林升栋对自我建构进行研究，他们指出在自评问卷上两极量表中间打钩的人并不能按照量表分类归为无自我概念组，他们可能只是自身融合了很多看似矛盾甚至对立的特质。他们提出这群人的自我概念可能是在社会环境和自我之间寻找平衡的中庸自我。他们的这一论断挑战了自我建构的二维假设，而以中庸自我的特征来解释中国人一些极具中国特色，却又无法为西方所理解的行为模式。杨中芳的研究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配合现代化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对中国人特有的中庸自我進行系统研究，组成了“中庸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杨中芳认为，中国人特有的中庸世界观体现的是情境与自我的交融、交变、交感。个体在“过”与“不及”之间“拿捏分寸”，视对立面阴阳两极为“状态”，能够接受即此又彼的状态，行动的目标是要达到“和谐”。她与赵志裕编制了中庸量表，并建构了中庸实践思维体系构念图。其中构念图中包含着13个关键的构念包括两极感知，转换感知，待人守则，拿捏意识，处世信念，趋势掌握，公我意识，私我意识。

在心理学本土化的过程中，许多学者主张“多元典范的研究取向”，即视问题情况的需要，采取最适当的研究典范，遵循该一典范的游戏规则，并用严格的判准，来评估学术研究成果。。

自古以来，中国人奉行着一套迥异于西方的自己的行为模式，处事风格、思维习惯不是西方心理学界依据自我建构的思想所界定的“互依型自我”所能概括，也非集体主义文化下的自我能够解释。中国人自我中的两面性是几千年文化沉淀的结果。“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等两面性的俗语在中国人中却有十分广阔的市场。这牵扯出中国人丰满、迂回、动态、有深度的自我概念。

参考文献：

[1]李承贵.“自我认知范式”的形成、意义与问题[J].天津社会科学，2019（02）：33-43.

[2]肖前国.正念自我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8.

[3]郭本禹，修巧艳.马库斯的自我社会认知论[J].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1）：17-21.

[4]潘志然，崔红.独立型与依赖型自我：Markus等的自我结构研究[J].心理与行为研究，2004（02）：465-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