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何为根？如何扎根？

刘燕

摘 要：我国社会素有植物型“根”文化的传统思维，不管是落叶归根还是落地生根，“根”观念对城市新移民融入本地都十分重要。本研究针对我国青年新移民“以何为根”与“如何扎根”两个命题，采用顺序式混合研究方法，对我国城市青年新移民的根文化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根文化观念由六个方面构成，青年新移民可以划分为树型、蒲公英型和浮萍型三种根文化类型，当前，他们的根文化观念正在从传统的恋地情结向恋亲情结转变，要促进青年新移民融入所在地，要解决新移民融入中的三大根文化障碍。

关键词：城市青年新移民；根文化观念；孝道观念；“触根之痛”

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全面深入，一个新兴的人群——城市青年新移民，在全国城市之间频繁流动。他们中超过1亿人口出生于1980年代以后，其中不仅有新生代农民工、还包括了大量的青年创业人群、青年白领精英以及自由职业者，构建了一副巨大且不容忽视的中国当代流动社会的图景。从环境心理学角度来看，人居住在一个地方就会对该地产生认知和情感上的联系，从而会赋予这个地方某种意义，对某地的认同，有助于自我回答“我将归属在哪里”的身份命题。在中央大力推进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新时代之下，要让流动的新移民能够尽快扎根当地，就要从根子上了解这群庞大的城市新移民群体在根文化观念上的新动向，了解他们究竟以何为“根”，方能解决他们如何扎根的命题。

一、“根文化”研究的文献综述

（一）根文化观念

根文化的观念可以归纳为四种。第一种是故土观念。这源于中国长期农耕社会形成的植物性社会传统，人们热恋故土，安土重迁。农耕社会人口流动缓慢，大部分人从出生到终老都未曾离开过故乡，逐渐形成了生与斯、长于斯、归于斯的以故土为根的文化观念。

第二种是归宿观念，认为根就是归宿（Permanent home），是最终的着落，这一根文化观念的集中表现是对最终或永久安稳的家的选择。这种永恒性的归宿观，在旧户籍制度和日益加深的社会流动性的矛盾中，影响了许多新移民。仰和芝、赵玲玲（2011）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宿研究中把新生代农民工分为落地生根型、落叶归根型和漂泊无根型，他们的研究发现：在要么回家、要么在当地务工城市生活之间，漂泊无根才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当前根文化归属的典型现状。

第三种是家的地理观念（Home Place），认为根就是家及家所产生的地理关系。Wang（1985）研究了1840年代到1970年代美国华人的根观念，发现他们受政治、经济、文化、家庭因素、跨文化意识和文化适应能力的影响，对根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1940年以前第一代的美国华人还秉持“落叶归根”的观念；但受政治影响，1950年代的第二代华人已开始选择“落地生根”，开始产生以美国为根的家的地理觀念，过激者甚至还有“斩草除根”的观念；但到1970年，随着华裔地位和权力的提高，华人又有“寻根问祖”的观念，又反过来追溯血脉、文化和历史上与中国的根文化渊源关系。

（二）根文化观念与社会融入

在有关社会融入的研究中，根文化的研究并没有以概念的形式显现出来，只出现在部分的研究中，如风笑天《落地生根？——三峡移民的社会适应》的九个测量三峡移民在迁入地融入的状况，其中有两个指标“是否想念搬迁前的熟人、是否怀念搬迁前居住的地方”，都涉及根文化观念。关于根文化，较多使用的相似性概念是乡土性认同和家乡认同。乡土性认同，主要表现为对故土以及故乡人、事、情的留恋，有一定程度的乡愁情结。在时间维度上具有对故乡的怀旧情感，地理空间维度上具有恋地情结。家乡认同，主要表现为对家乡人的族群和群体身份的认同及回乡定居的意向。由于地缘关系是血缘关系的投影，传统上对故土的重视，家乡认同又使人们比较重视同乡关系，这使许多新移民移入所在城市后喜欢和老乡同学等熟人居住在一起，出现了许多基于族群关系的乡缘性社区，如北京的浙江村、广州的湖北村。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根文化观念看似是个很普通的概念，但从研究角度来看却没有比较明确的定义。Brewer和Hunter（1989）指出，各种社会科学方法不应被视为相互排斥、非此即彼的选项，Denzin（1978）认为综合多种研究方法对同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将多种资料来源结合起来，有助于全面认识研究问题。围绕“根文化”观念，本研究采用顺序型混合式研究方法，按照定性——定量的先后次序，结合两种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二）混合式研究方法设计

1.定性研究阶段。扎根理论被认为是定性研究中最科学的方法论，被誉为“定性革命”的先声。本研究按照扎根理论的方法，主要采用深入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按照扎根理论进行一级编码、二级编码和三级编码，归纳出相关的概念、次要类属和核心类属。

2.定量研究阶段。在定性研究的结果基础上，拟定根文化测量的量表和相关测量问题、设计调查问卷，接着向目标人群发放问卷，最后回收数据，得出研究结果。

（三）数据来源与采集过程

1.定性数据采集。在2016年1月到-2017年7月间，从“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城市中选择了广州、上海、杭州、深圳、厦门、海口6个青年新移民较集中的沿海地区，按照滚雪球的方式，抽取了39名出生在1980年以后、户口没有落户在该城市的新移民实施深度访谈。初始抽样28人，主要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白领。一边访谈撰写备忘录，一边编码分析，初步形成核心类属后，再进行理论抽样。理论抽样以青年创业者、自由职业者为主要群体，访谈至11人，通过编码分析发现不再出现新类属，判断已经达到理论饱和，随即停止抽样。共形成39个访谈文本，平均每个访谈约1.1个小时，每个文本约1万字。其中，男性24人，女性15人；单身17人，已婚无孩子10人，已婚有孩子12人。新生代农民工14人，城市白领14人，青年创业者和自由职业者11人。

2.定量数据采集。问卷调查在2017年3月-4月进行，主要委托问卷星公司严格按照问卷要求，通过网络向1980年以后出生，年龄在18-34周岁，在全国大中城市工作生活至少一年以上，但目前户籍并不在该城市的青年群体，随机发放问卷110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039份，回收率为94.45%。在被调查者中，男性占51.2%，女性占48.8%；单身占43.3%，已婚无孩子占11.1%，已婚有孩子占40.8%，其他婚姻状况的占4.8%；户籍在本省的占38.4%，户籍在外省的占61.6%。

三、数据分析过程与结果

（一）定性数据分析

从39个访谈文本中选择与根文化观念有关的数据，按照扎根理论的要求进行三级编码。

1.开放性编码。按照逐句编码和逐事件编码的方式，对文本资料进行贴标签，从资料中获取和发展概念；然后再从概念中发现类属和类属的维度与属性。在一级编码中共形成78个概念和20个类属。（见表1）

2.主轴编码。按照“条件—行动/互动策略——结果”的典型范式模型，将开放性编码的类属关联起来，找到主要类属与次要类属，并按照范式的逻辑关系将它们联接在一起。通过这一过程，共得到6个主类属，分别为环境变迁、根文化观念、困境、身份资源、求助、根文化身份生存。这些主要类属的典范模型及类属关系见表2。

3.选择性编码。选择性编码就是选择核心类属，通过它将其他所有的类属串成一个整体，并有系统地和其他类属予以联系，验证类属间的关系，并把概念化尚未发展完备的类属补充整齐的过程。选择性编码的主要工作是用搜集来的资料及编码形成的类属和关系来思考一个可以扼要说明全部现象的核心，即故事线。

从类属之间的关系可见，新移民在城市中面临一个“触根之痛”的文化現象，“痛根”可以作为核心类属，故事线如下：因为生存、发展等需要，新移民在城市中找到了生存迁移的机会，但不可避免带来“环境变迁”。这多少都会让新移民出现不适的症状，尤其是在面对生存、情感、事业发展、家庭发展、疾病等“困境”中，新移民会更强烈地感到“根文化观念”深藏在个人和社会的每个方面。为度过“困境”，青年新移民通常会利用老乡、亲情、朋友、社会、媒体等的“身份资源”来寻求帮助，通过对家人亲戚、朋友、宗教、组织机构、自我学习的“求助”，他们逐渐接受、说服、内化、平衡和认同了自己的根文化身份，在本地形成了稳定的“根文化身份生存”方式。（见表3）

（二）定量数据分析

根据扎根理论归纳出来的“根文化”观念，拟定“根文化”观念测量量表，全部使用Likert5点量表，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分别赋值1-5分。包括6个项目：孝道观念、家族亲情观念、故土情结、地缘族群观念、祖根归属情结、熟悉社会依赖，每个项目由一个核心问题测量。（见表4）

对回收的所有有效数据使用SPSS 21.0进行分析，并对根文化观念测量量表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通过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Cronbach α系数值为0.873，高于0.8，说明信度水平很好。探索性因子分析的KMO值为0.832，也大于0.8，说明结构效度良好。

1.根文化观念的认可度

从对根文化观念的测量来看（见表4），总体平均分值是3.90分，可见青年新移民对定性研究中界定的根文化观念有着较高的认可度。尤其是孝道观念和家庭亲情观念这两项，有着非常高的认可度，平均得分值分别是4.25分和4.23分。

这说明这两项是青年新移民根文化观念中十分重要的构成因素。故土情结和熟人社会也有着较高的认可度，相对来看，新移民对地缘族群观念和祖根归属情结这两项的认可态度一般。

2.“根”的重要载体

从对“根文化”观念相关问题的测量结果来看，父母、亲戚朋友、配偶子女是新移民心中比较牵挂的对象（如图1，2）。尤其是父母，令近9成的新移民十分挂心。相比之下，他们不太关心家乡发展、福利保障、房子、田地等。在现居地，虽然和老乡的交往比较多，但更多的人经常和父母亲戚来往，常和父母来往的占到46.1%，可以说，父母是根文化观念中最重要的载体。

3.父母、老家对“根”的独特的意义

一半以上的青年新移民认为老家意味着父母，认为老家是归宿的只有21.8%，认为老家是自己成长过去的只有16.5%，把老家当做避风港的只有9.7%。对于回老家定居，一半以上的青年新移民持观望态度，肯定回去和有计划回去的加起来共有36.7%，不到四成。可见，在大部分青年新移民心中，老家与父母有紧密的关系，但老家却很难吸引他们下定决定回乡定居。

4.触“根”的频次和深度

青年新移民离家出外的时间都较长，离开老家3年以上的人群高达63.6%。但每年有94.7%的人会回老家一次，每年回老家多次的人甚至超过一半。此外，青年新移民还惯常使用微信、QQ等社交媒体，打电话联络这两种方式与老家保持联系。这表明，青年新移民虽然离家久，但与老家的直接性和间接性的联络还是十分频繁的。

和老家的朋友亲人在社交媒体上互动，这种与家乡的间接性联络，几乎触动了近九成青年新移民的根文化意识，并带来对家乡身份的暗示和强化。联络过后，35.2%的人对老家很思念、29%的人想回去看看、25%的人认为自己是老家人。

四、综合讨论分析

（一）青年新移民根文化观念的构成要素、信念与根文化类型

青年新移民仍有浓厚的根文化观念，按照根系构成的影响程度强弱排序，依次是孝道观念、家族亲情观念、故土情结、熟悉社会依赖、地缘族群观念、祖根归属情结。其中孝道观念、家族亲情观念影响最深。尤其是孝道观念，是新移民根文化观念构成中的关键因素。总是牵挂老家的父母亲人，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造成了新移民无法完全在本地扎根的心理压力。

根据青年新移民对生活、工作、身份、家乡信念，可以将他们分为三种根文化类型：树型、浮萍型、蒲公英型，主导他们的观念分别是“叶落归根”、“随遇而安”、“落地生根”，他们面对新环境的融入倾向分别为“不管多好，最后还是要回老家”、“走一步算一步”、“努力融入本地”。从定量研究的结果来看，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属于树型新移民，约有近七层的人是浮萍型新移民，只有少量是蒲公英型的新移民。（见表5）

（二）“触根之痛”与融入障碍

“根就是故乡”的地方认同观念在弱化，根的主要意义不再是家乡、血脉、族群，而是以孝道和亲情为基础的人伦之根，“根即家，家即父母亲人”。不过，由于根文化观念构成的六个根系并非独立，而是互相关联，当一个根系被触动，仍会触动整个根文化观念网络。触根总会引起伤痛，勾起新移民关于不适应、冲突和在当地面临的生存、情感、事业发展、家庭发展、疾病等困境的痛苦记忆，进一步加深他们对自己“根文化”身份的情感认知、法律身份的认知和家乡认同，也让他们更加意识到自己与本地人在身份上的不平等。（见表6）

“触根之痛”还让青年新移民学会身份尊严的保护。对树型青年新移民，触根之痛强化了他们的家乡意识，他们更愿意跟老乡、亲戚等熟悉的人居住和交往，更愿意关注老家的新闻信息，生活与消费方式也倾向于保留着老家的习惯，更喜欢以打电话的方式与老家亲人溝通。浮萍型则转向社交媒体，他们更多地使用微信、qq等社交媒体与家乡和本地保持着双向联系，安慰着漂浮在城市上空的伤痛。蒲公英型比其他二种类型适应性更强，不仅积极融入当地的生活方式，还主动地回老家，在家乡与本地身份之间找到平衡。

（三）生根与融入

家乡对青年新移民的吸引力在减弱。相比于当前所在的城市的经济发展、未来机遇，家乡是一种诱惑力较弱的文化，不能激发青年新移民的向往感。而快捷便利的交通、高效方便的通讯技术和社交媒体手段，让他们能时常回家乡并实时同步了解家乡的动态，这些都减弱了他们对故乡人事物的思念，家乡因而变得更加没有神秘感和吸引力。除了对父母亲人的情感无法真实触及并得到满足外，家乡已经不再成为新移民首要的“根”归属之地。

要解决此问题需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解决“触根之痛”，创造包容的城市环境，让新移民在城市中获得平等的城市居民待遇，减少不适、冲突和困境中带来的根文化记忆创伤。二是解决新移民尽孝的根文化需要，让新移民能与父母同城工作生活，帮助新移民父母留在现居地生活，把老根留下来，促进新根生长。三是转变根文化信念，鼓励新移民树立积极奋斗、积极融入本地主流社会而不是融入原生本土的观念，让他们摆脱恋地情结，重新建立基于独立自我的根文化身份。

五、结论

本研究采用混合式研究方法，对我国城市青年新移民根文化观念的构成要素、根文化信念、根文化类型、融入本地的根文化障碍因素进行了研究。本研究在定性和定量数据的分析深度上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但定量研究的效度和信度均符合研究要求，定性研究的数据均为一手数据，且充分描述了类属，提供了对日常生活的揭示，基本上达到了扎根理论可信性、原创性、共鸣和有用性的评价标准，混合研究的结果也具有合理的外推性。在理论和应用上，本研究对探讨新移民的社会融入具有贡献，对制定新移民融入政策也具有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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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仰和芝、赵玲玲：《落地生根还是落叶归根抑或漂泊无根：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宿展望——基于江西省吉安市的调查研究》，载《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2011，第52页.

[5]Wang L C.，“ Roots and Changing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Daedalus， 1991， 120（2）：18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