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职业为何不断涌现

耿强

2019年4月1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13个新职业，刷新了普罗大众眼中的“三百六十行”。从经济学供需平衡的框架来看，新职业不断涌现是供给侧与需求端合力作用的结果。

首先，从供给角度来看，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核心突破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带来很多新职业的供给。人类发展史不仅是技术革命史，还是在其背景下的职业迭代史。新职业诞生的直接诱因是技术革命。然而，技术革命往往带有颠覆性。新职业者的高薪就业和被颠覆旧产业的员工下岗失业，这种现象在时间与空间内显然是可以共存的。由技术革命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和众多新增岗位，在形式上虽是互补的，但在内容上是新职业替代旧职业的伟大变革。新职业的不断涌现也是中国进入新时代、供给层面不断涌现技术创新的结果。

其次，从需求端着眼，新职业脱胎于消费者对服务需求的不断升级。伴随消费者个人收入稳步增加，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越发呈现多样化、层次化和品质化的趋势。对服务业需求的大规模增加衍生出了新职业，职业分化的延展更会产生细分。市场化触及之地，许多原来归属于自己家庭的劳务、休闲娱乐等均被细分出去变成新职业。帮人看孩子的月嫂、帮人打游戏的代练、帮人开车的代驾、帮人刷粉丝的运营商、给人拍照的电商模特……这些服务本质上也可看作是一种服务升级，或者说是供给、需求同时相互作用产生的新行业。比如网红、游戏、网课，以及由它衍生出的直播、短视频，甚至开辟了大批如自媒体、公众号运营等新职业。受制于传统观念，一开始这些职业大都不被大众接受，但慢慢便会发现这些行业可能会吸纳更多就业人口。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的开头三章便阐述了他的分工理论，社会分工会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甚至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从微观角度看，新职业就是来源于新需求的不断分化与分工的细密化。

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着眼未来职业发展导向，把人的主观积极性从不合理的人才评价体制中解放出来。这就需要通过政府的穿针引线、引导嫁接，创造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更多的企业、非营利组织、从业者等市场主体投身到高新技术产业中，共同发挥自身优势，服务新行业、新产业，不断释放经济活力。

政策建议一：政府应提前预备和出台新兴职业的培训纲要，以应对职业人才向新行业动态流动。事实表明，新旧职业的迭代过程仅依靠市场力是不够的，必须引入政府的调控手段，从市场和政府两个方向同时发力。同时，要针对就业市场的规律，并对从业者工资水平、福利条件、幸福指数等情况抽样统计，严格掌握新行业的就业动态。对被颠覆的行业，政府要积极进行劳动力的技能培养和培训，一方面要让旧行业从业者更加顺利地转入新职业中，另一方面要给暂时处于失业培训状态的人员适当补贴与救济。

政策建议二：政府应适时地给一些新职业的协会、自组织等发放牌照，恰当规范新职业的行会组织。政府的角色不仅是要对这些自组织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与帮助，而且要形成二者双向互动的信息互馈机制，打通政府与行业协会、新职业从业者与行业协会之间的沟通障碍。辅助新职业的协会参与到新兴职业资格标准的研究和制定中去，并结合实际情况，给新职业的发展多提指导性意见，增强政策的时效性和实践性，渐次提升新职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政策建议三：政府当遵循市场化的职业发展导向，保证自身职权既不越界，也不缺位。科学合理地转变政府职能，适当培育第三方的人才评价组织与专业性机构，确保社会化评价的科学性与权威性。切实保障和落实用人单位的人才评价自主权，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激发各新兴行业人才的创新动力，规范人才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要求。坚持服务社会的职责属性，把公正、公平、公开置于评价的首位，为行业、为国家评出高质量、高水平的现代化职业人才。推进人才评价、经济水平与社会进步协同共进，不断优化从业环境，让各行业的从业者都能“人尽其才，实现梦想”。

（作者为南京大学商學院教授、人口所所长；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邬嘉晟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