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释放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力

刘鹰

【摘要】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是以小企业占多数的经济体系，和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体系。支撑着两个体系的必须是一个充分释放创新力的市场体系，其中私人企业所有权是普遍的，小规模的、具有土著性的，是得到法律保護的，是保证高质量发展的最核心的充分条件。

【关键词】创新力 小企业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小企业早已成为个人智慧和创新力的载体，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拼搏奋进

在一个鼓励创新生产、法治健全的社会里，人们的创新活动可以用政府部门注册的企业作为载体。在笔者的长期研究中，用“企业密度”，即每千人的企业数来量化一个社会的创新力。这里要注意的是，中国的统计部门并没有将所有非常活跃地参加经济活动的组织包括在国家的企业统计数据之中，例如大量城镇的个体户和乡村的农户。他们在创造中国的经济总量中起到非常独特和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的贡献却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力的释放，中国从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发展到今天多种所有制企业并存的经济体系，非国有部门创造了七成以上的GDP。“企业”是来自西方工业化国家生产组织的概念，对于依然有超过40%农村人口、信息革命重新定义生产组织的中国，如何量化和估算农村、乡镇、正在城市化的郊区，以及不同规模城市的具有中国传统的创新能力，是我们要给予充分关注的重大课题。

小企业早已成为个人智慧和创新力的载体，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拼搏奋进。以美国为例，那些具有颠覆性的创新型企业，例如苹果、微软、联邦快递、谷歌、贝宝以及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都是成长自小企业。笔者的研究结果表明，高收入的社会一定有高密度的受到法律保护的企业所有权。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来鼓励小企业的发展和成长。例如，《小企业法》规定联邦政府物资和服务采购总额的23%要由小企业完成，其中5%是妇女企业、3%是少数民族企业，3%是退伍军人企业等。再如，为了发挥小企业在技术发明创新、商品转化中的作用，很多联邦政府部门与美国联邦小企业署合作基金项目，鼓励和支持小企业参与联邦政府的研发项目，并在商业转化中获取利润。

小企业总体大约占全社会企业总数的99%以上；绝大多数小企业分布在企业运营资本不高的服务产业。小企业动态发展具有典型的变化特点，一般来讲新增数略大于关闭数。在经济上行时新增企业要明显大于关闭的企业，经济下行时则可能相反。绝大部分小企业在启动后不久就会因为不能成长而被动关闭，或因故不愿持续经营而主动关闭，或因为业主希望保持一种稳定经营、不求增长的“生活方式型运营”，等等。生活方式型的小企业在高收入国家比较盛行，例如在瑞典的夏天，多数国人会外出休假，许多小商铺会因此而关门歇业。

无数草根创业家借助信息技术，带领农户进行跨越式发展

在质疑有着重大发明创造贡献传统的中国为什么没有首发工业革命的同时，国内外学者们也赞叹中华经济和文化的稳定和持久。事实上，如果没有农户作为创新力释放的载体，就难以解释中国数千年小农经济的稳定发展以及大量的技术发明的原动力。经济发展使中国经济活动的载体得以扩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为农村的城镇化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自然资源、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完全没有平等通道的环境下，这些小企业成为当地从农业和小手工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转型的标杆。掌握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乡村草根创新力迅速得以释放，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发展奇迹。

在乡村，无数草根创业家借助信息技术，带领农户进行跨越式发展。例如，借助电子商务生态萌芽成长起来、极具土著性的“淘宝村”犹如雨后春笋，正在全国各地经历草根创业、集群成长、社区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阿里研究院报告，自2009年首次发现坐落乡村、年销售额超过一千万元、至少有十分之一村户参与的三个案例以来，全国淘宝村的数目呈现指数成长，从2013年的20个增长到2018年的3202个，其中的 643个是原先的贫困村。值得一提的是，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不再以“仕途”为奋斗目标，而是敏锐地观察市场，积极投入盈利商业或非盈利公益的创业活动。根据民政部提供的数据，截至2018年12月底，志愿者注册人数达1.1亿，志愿团体总数为54万，志愿项目总数为177万。大规模的年轻人自愿投身到乡村的各种经济活动、充分释放他们的创新力，是社会进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展现。

激励机制是决定社会创新力属性的最重要因素

创新力的释放需要有适当的生态环境，如果一个社会的宪法和制度有利于保护创新力赖以生存和释放的生态环境，那么经济就会保持可持续发展，人民的福祉不断得以改善。如果说万物生长的生态环境的基本要素是土地、阳光和水的话，那么释放创新力的生态环境的基本要素是自由经营和自由竞争。在这种自由的条件下，活跃的创新创业活动反映人们在马斯洛需求升级过程中内生的努力与付出，从而带来整个经济绩效的提升和社会福祉的改善。

美国研究创新力的大师威廉·鲍莫尔教授在1990年就指出，社会创新力有不同的属性，有的是建设性的，也有非建设性的，甚至还有破坏性的。社会的属性、尤其是激励机制的设置决定创新力的属性。例如，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濒于崩溃，具有创新精神的政治家将改革开放定为国策，破坏已久的创新力生态体系慢慢得以修复，久违的建设性创新力在中国大地得以释放，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经济增长奇迹。鲍莫尔教授在《创新力微观经济理论》第九章特别强调，“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企业家的行为很大程度取决于当时的‘游戏规则，即经济体对创业的奖励结构”。20世纪70年代末以及改革开放后的数十年，中国经济以GDP为指标、以“高速度”为导向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今非昔比，然而高速度发展思维和套路依然严重影响着中国的未来发展政策制定。

除了大量公益组织的出现和成熟，近年来中国正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智库的涌现。大量民间智库机构参与各项方针政策的研究和讨论，释放它们在激励机制设置中的创新力，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中之重。这些民间智库机构是小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法人资格，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他们的政策建议或其他研究成果作为法人的财产，是他们对于所在领域创新意愿、能力和志向的表达，应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没有以提供最自由、最科学、最客观、最有效、最有竞争力的激励机制设置为己任的专业智库体系，及其与国内外同仁的自由交流、以及与相关政府机构的平等对话，引导中国社会创新力的建设性属性就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值得赞赏的是，中国智库体系中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和宽容度。

中国历史上有过世界无与伦比的发明创造，有过引以为豪的大国辉煌。但是也有由于缺乏充分论证、决策失误而带来国人的苦难。活跃在不同行业和部门的专家是各个领域创新力属性的探索者和研究者，他们创新力的释放是高质量稳定平衡发展的保证。工业革命创造了“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市场，信息革命则创造了“看不见的道德准则”来规范人的行为。相信可以自我调节的市场，相信可以遵守道德准则的创新劳动者。政府充分赋能社会创新力释放，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带领人民用高质量发展的实力、高收入国家的素养融入国际大家庭。中国在信息时代逐渐展示先发优势，我们有千载难逢的机遇赢得属于中华民族的尊严。

（作者为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