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眠症与隐喻癖

厉天程

摘 要：《变形记》内容上呈现出向上和向下两个向度：前者表现为总体象征手法的运用，或称之为隐喻癖；后者体现在作品反映出的“受困”状态中，这又与卡夫卡本人昼夜颠倒的生活及失眠症有关。此二向度又体现在《诉讼》、《美国》、《中国长城建造时》等作品中。把握之，有助于深入体验卡夫卡作品。

关键词：卡夫卡；总体象征；受困

一、三向度

国内外对卡夫卡的研究历来层出不穷，笔者查阅文献，并参考谢莹莹在《Kafkaesque——卡夫卡的作品与现实》中所列举的观点，将之分为三个向度：

其一，关涉内容的。批评者往往从卡夫卡作品呈现的事件及事件的组成要素中发现问题并作出批判，最终指向问题的改善。假若以作品中主人公生存现状为基点，这一向度又可被称作“向上的”。

以《美国》为例，Virgil Nemoianu论说道，该作作为反乌托邦（dystopia）传统中的一员，通过对卡尔在美国一系列不幸遭遇的展现，揭露出将新大陆——美国当成“乌托邦”的虚妄；此外，读者亦不难读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对人性的扭曲，是为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批评。

其二，关涉作家的，即探究组织文本时作家的精神状态，在广义上包括作家的生平，但一来偏向病理学、精神分析，二来不包括作家创作时可能预设的主题（这归入第一类）。在谈到病理学时，笔者固然指的是异于大众一般水平的精神状态，但正如某些异常精神状态将带来神秘体验、人们却不因此否认后者一样，作家创作时异常的精神状态也可能暴露真相。因此，虽然参考第一类，将此类称为“向下的”，却不意味着它比前者卑劣。

此向度鲜见于国内研究，但在国际上，Aaron L Mishara见载于Philosophy， Ethics， and Humanities in Medicine的Kafka， paranoic doubles and the brain：hypnagogic vs. hyper-reflexive models of disrupted self in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 and anomalous conscious states中即运用神经科学理论对卡夫卡作品中的精神病症作了详尽阐述，其部分观点将用在本文以后的讨论上，故暂不表。

最后，关涉文本的。此类着眼点从修辞、语序过渡到音韵、节律，即将内容逐渐从形式中抽离出来。当然，只要内容尚未被抽空，这类研究就难免与前两者相纠缠。方便起见，笔者在下文将不涉及这一向度。

稍作小结，则对卡夫卡的研究可分为“向上的”与“向下的”两个向度。将前者推到极点，是玄学上的思考——即不仅探究呈现出的事件、事件的组成要素（比如官僚体制效率低下）、思考事件的成因（权力分配问题），更体会出事件组合之总体象征意义（如果存在的话，指的是宗教维度）；至于后者，则指向潜藏于意识之下的深渊。

由此，本文将在对卡夫卡作品进行文本细读时，兼顾此二向度，既寻求总体象征意义，又探究精神状态。同时，对于后者，除借鉴Mishara病理学方面的知识外，笔者更看重阅读过程中的体验——正如卡夫卡本人所叙，阅读是体验而非理解。这事实上也是对意识之外的存在可采取的态度。

二、《变形记》

（一）向下的向度

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

这声音是他以前的声音，但掺杂了一种来自下面的、未被压低的虫声，这虫声只有在开始的瞬间是清楚的，其脱音却是模糊不清了……

在每个不眠之夜，写作都是唯一的解脱，它帮助作家“挣脱目前的生活”，通向“生存”之途。

与作家生活习性相反，职业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按时作息、从不怠懒，每时每刻都以对工作的无限勤恳与对家人无可挑剔的责任感约束言行，可惜的是，打小说开头起，他就不再呈现人形。

没有惊疑，他无怨尤地接受了甲虫形态，这种不参考经验的单向思维（single mindedness）往往出现在梦中；而当他试图向家人说明情况时，他回话的声音“掺杂了一种来自下面的、未被压低的虫声”——起初，他尚能通过尽量简短的语词传达意义，但当公司代表前来问讯时，他的嗓子却只能发出一串怪异的噪音。这正是梦中的体验：每一串声音发出后都落入深渊，没有回声（no echo），沟通的可能亦遭切断。此时，格里高尔被“困”在梦中。

然而，身而为虫的萨姆沙，思考的却是作为人形时的种种事务——工作、还债、家人、艺术，过去的经验在他开始焦虑时便悉数倒灌。于是，他被困在“人”与“虫”亦即“梦”与“醒”之间（stuck between waking and dreaming）。

Mishara在称述这一感受时用了“stuck”一词，单从发音时气流的舒徐上就不难体会出“/Λ/”的孤立无援：唯一的元音困在漫长的擦音與短促的塞音之间，正如格里高尔那被束缚在甲虫体内无法述说的灵魂，窒息感在父母与妹妹恐惧或厌恶的神情里屡屡袭来。

若承认作家精神状态对作品的干涉，则这正是卡夫卡“困”在失眠（sleep-deprived）后遗症中的体验：固然，卡夫卡本人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写作之中，读者不难从其作品里读出刻意安排的事件；然而每日颠倒的作息令他无力以人类平均水平参考经验认识事物——所幸他选择的只是机械重复的工作，故，读者又不得不被作家召唤着“体验”他的受困与无援。同样的体验将在K面对无限推延的审判、鼹鼠徒劳地听着越来越近的响声与卡尔走过无休无止的黑暗的回廊时涌现出来。

批评家与学者体验到这焦虑并试图以存在主义、社会与法、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为之赋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首先是向下的、病理的：Mishara有意将“受困感”与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相系联，理据之一是卡夫卡作品中的“双重自我（double self）”现象，即在主人公之外再设一个镜像般的人物，后者是前者精神状态的人格化。

若“双重自我”应用在《变形记》中，则有助于解决“三房客”问题：

借“三位一体”的说法，将三人看作一个，则房客在家中占据的是格里高尔原本的位置：这不光体现在他自如地使用房间、享受晚餐上，也从家人对他的态度中透露出来——那赫然是对萨姆沙的态度，只不过更谨慎。

但更重要的是，他代替了萨姆沙向父亲发难，就像卡夫卡以写作《致父亲》来述说不满一样。至于他们的结局：半是自愿半是遭逐地离开，也与萨姆沙由死亡而离开家庭暗中相合，两者的离去共同为父母妹三人的幸福生活砌砖添瓦——无论是否讽刺，房客与萨姆沙在地位、言行、思想上都是相似的。

换言之，房客有可能是卡夫卡有意无意为萨姆沙塑造出的另一个自我，一方面两者具有至少三种相似之处，另一方面房客又代萨姆沙实践了他心中隐含难发的想法。

回到“受困（stuck）”体验上，不难发现，当格里高尔顺从虫的习性爬行、食腐、避光时，他的行动总是比遵循人性来得自如，仿佛虚空中有无形的路径，只要他情愿按部就班便能自得其所。事实上在家人逐渐放弃他“复原”希望的同时，他自身也渐渐习惯了作为甲虫而生活。唯一一次朝向过去生活的斗争——保护画像，也以失败告终。末了，当他出于动物天性、受音乐刺激而胆敢侵犯家人的尊严、爬入客厅时，家人终于全然视他为虫，而他也再没有了对往日生活的怀念。既然暗中达成的“互不侵犯”契约已被打破，甲虫与家人就无须再相互忍耐。此时，格里高尔彻底从“困”中解脱，虽难逃一死，却也好歹令过去的他能被家人偶尔“怀念”。

卡夫卡在《致父亲》中说道，父亲对自己绝对权威的固守，令儿子感到在家中“没有位置”，这大概解释了格里高尔在最终丧失家人期待之后、自觉又沉默地死去这一情节——死去反倒成就了家人的幸福。

这涉及到向上的向度，将在下一节继续探讨。

（二）向上的向度

如前所述，卡夫卡小说中总体象征手法的运用并不罕见。以《变形记》为例，则格里高尔的“变形”令家人失去经济来源、开始陷入困境，这对应着从伊甸园堕落；父母与妹妹或早或晚地意识到工作的必要，并通过自己的辛劳改善家境——人们借在尘世的努力往天国复归；家境变得比格里高尔为人时更好，三人在这过程中形成更紧密的情感联结——“人间天国”的建立。整个过程明显呈现出“U型结构”。

甚至，若悬置人们惯有的情感态度（同情格里高尔而未免批判家人），将发现，原本被推到家中最高地位的格里高尔，在因不能养家而逐渐丧失权力的过程中显得越发多余，并最终死去——似乎格里高尔才是阻碍家人更好生活的元凶。作为补偿，幸福降临到家人头上。同时，父亲也从缺位状态回归到家中权力至高点。

笔者難以判定卡夫卡令主人公走向这一结局，究竟是因为他自身面对父亲时果然感到自己的“多余”、当真以为离开家庭会令家人更幸福，并将这一想法投射到格里高尔身上，还是借此表现自己因无法与家人建立情感联结而产生的焦虑，并嘲讽家人“寄生虫”般的行径。卡夫卡早期的作品《判决》支持前者而更直白：意识到自身于家中没有地位、一言一行皆在父亲统摄之下的乔治径自走出家门、“扑通”一声跳入水中。这几乎是格里高尔遭遇的“拟人”版；支持后者的则是读者的情感态度。

在此，笔者出于对《变形记》中流露出的受困感之体验，倾向于前者，但没有更多证据。

此外，如上文涉及到的，整个故事也象征了“权力”的转移，就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赚钱养家的能力。转移的结果是，重获权力的父亲带领全家过上更幸福的生活，丧失或逃避了权力的格里高尔则不免死去。

总之，基于“U型结构”，读者将从《变形记》中读出《圣经》或犹太人漂泊史；着眼“权力转移”，批评家又可阐释出父权制进而思考社会架构。这些归于向上向度的考量无疑增添了卡夫卡作品的魅力，却也难免妨碍体验。

三、《审判》、《美国》及其他

以下将运用《变形记》中向下和向上两个向度分析卡夫卡其他代表作。

（一）《审判》（诉讼）

一天早上，约瑟夫.K被宣布他已进入审判，除此之外，他一无所知。此后，在与法院间或打交道过程中，困惑、焦虑、愤怒、恐惧齐齐袭来，将他裹挟入身不由己的深渊。终于，在风雨如晦的时刻，他听到教堂神父叙说那如他一生的《在法律门前》。当第三十一个生日降临，他被神秘人带走并杀死在石块上。弥留之际，远方灯火中似透出召唤，他于是高举双臂直入苍穹。

在K与法院的一次次往来无果中，读者将更易体会到主人公的诸般情感，但这并非本文所要探讨的。

如前所述，《审判》中仍透出无边的“受困感”：自从审判降下，K就游走于日常生活与官司事务之间，并在后者中越卷越深，其情感也由最初的愤怒转为焦虑、困惑、恐惧，此刻，他被“困”在日常生活与异常状态间，而随着与法院的来往，异常状态渐渐浸入日常生活，官司成为他每一次选择的基点；同时，对于这场官司，起码就所展现的内容看，K只知道它的存在，却对其所从来、所将去、自己在当中的位置一无所知，可又时刻受之牵动，这般为官司所“困”的体验透过文字传递到读者心头。

值得注意的是，在困境中，他近乎本能地寻求每个女性的援助：从房东太太到毕尔斯纳小姐，自女洗衣妇至老律师的女仆爱莎，然而每个最初似乎有意帮扶的女性最终都被证明是天生的引诱与被引诱者，亦即仅仅听从欲望的召唤。唯一例外的B小姐，在K末路时不自知地为他选择了方向。单看“寻求女性援助”一点，似乎易采取“俄狄浦斯情节”进路，但以上的分析又说明并非如此简单。结合《美国》来看，女性于卡夫卡作品中应倾向于扮演“助恶者”（站在主人公立场看）角色，然亦有中介人也似的B小姐。

转到向上向度。固然读者可以从官司的冗长中读出法律制度、官僚体系的问题，但却错过了《审判》中最富魅力的隐喻维——老律师对K说道，他的官司有三条进路：

1.完全的审判；

2.无限的拖延；

3.表面的审判。

第一条几乎是不可能的，它超越了权限；第二条与第三条其实是一回事。这三者的列举极具暗示性，正如虔诚又理智的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所相信的：

法律分为四个层次，最高的是永恒准则（Eternal law），由上帝颁布，超越人类理性；《圣经》中宣示的是第二层次的法；人间的律法（Human Law）——即便它们合于最高法，也只能位于最后一层。一切人间法律，无论它们的表象如何各不相同，奠定其合法性的总是上帝的律令。

对K与人间任何一员而言，“完全的审判”——上天国还是下地狱，只能发生在死后；于人间能做的，无非是不断与上帝的“中介”——《圣经》与教会打交道，在一次次忏悔中暂时涤除罪恶而不面对最终审判，这无休止的劳作只有在死后才能判出价值。

然而，卡夫卡似乎愿意给K一个希望隐现的结局：在与法院——教会、律师——神父、画家——通灵者、神父——神秘启示接连打交道之后，K虽终不免于受难，却于朦胧中撞见灯火，令伸出的双臂有所朝向。这大约是种安慰。

（二）《美国》（失踪者）

在《美国》中，卡尔的情感体验随章节转换而迥异：为司炉申辩时焦虑不安、与舅舅相逢后平和愉快、半自愿半遭设计离开庇护后愤怒而迷茫，这之后他勤勉工作，一度生活稳定，遭打断后又在大学生的启示下倾心投入生活。从小说残章看，似乎卡尔终于与第二次不幸的来源——女歌手结成了情感联系。

第一次受困感来自轮船上无尽的房间。卡尔轻易迷路，却在司炉的引领下抵达船长室，遇见舅舅雅各布。在困顿中支持卡尔行动的无非是他被司炉的叙述激起的同情心，这同情心——通俗点讲，根植于他的善良本性，于是他被舅舅选中，脱离困境。在舅舅家他似乎初次抵达了“天国”，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每一行动都在舅舅的监管之下，而当卡尔初次自愿违逆后者的心意、作出自己的选择时，他便已失去了舅舅的庇护，从“天国”永远堕落。

第二次受困较明显的标志是克拉拉家黑暗的楼梯。了解《创世纪》的读者自然可从相关情节里读出引诱、诡计与堕落，但不可忽视的是卡尔在此过程中并非不自愿。因此，说是卡尔自己导致了“堕落”也并不为过。这次受困持续到与两流浪汉拆伙并加入酒店职工团。

以上，卡尔从“U型结构”的左侧堕落，达到最低点——照片丢失时，又受到厨房女总管的怜悯，生活稍趋平稳，首先程度较小的回升。

这之后，流浪汉因女歌手之故来寻卡尔，搅乱他正当伊始的生活，这一次的“U型”在遇见对面阳台上的大学生时达到最低点，但又在灯下神启般的话语中实现回升。

在残章中，卡尔与女歌手情感相连、互为彼此考虑，他似乎感化了自己不幸的来源。这照应了《圣经》的观点：从天国中堕落的人类，唯有依靠改变自身态度并积极劳作，才能建成“人间天国”。人类的自由意志固然可能导向恶，但也会带来无尽的善与幸福。从受困感中脱离的不二法门乃是朝向某个目的行动。

卡尔在改变自身与积极劳作中，从“困——梦”中解脱出来，似乎获得了光明的结局。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卡夫卡一贯的嘲谑笔调与其他作品如《审判》中的情节，当善良的读者亦受卡尔感动，打算相信那套得救学说时，却又不得不回忆起这所谓的“解脱”只是审判的延迟，无论如何，这是无法保证最终无罪的。

可以看到，在《美国》中，向下与向上向度的交织更为明显。

此外，如前所述，Virgil Nemoianu认为，小说中卡尔的种种遭遇正反映出西方文学的“反乌托邦（dystopia）”传统，即从卡尔的不幸中解构人们对于“新大陆”的幻想：天国不在彼处。这与其他对工业社会的批判一道属于向上向度，但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主人公的体验。

（三）其他

《乡村教师》：困于自身，无法交流的思想。

《判决》：一方面是乔治单向、不反省的精神状态，这带来节奏性极强的叙述：起初是缓慢平静的，与父亲对话后转而急促高亢，此时受困感亦达到巅峰，接着，乔治受情感震动余波的影响，自然而然地跳河自尽——通过死亡否定或逃避了“受困”状态；另一方面，从向上的维度看，该小说又可作父权制批判用。

四、本文小结

总之，本文在总结国内外部分卡夫卡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可将其作品分为向上和向下两个向度，前者是体验的、病理学的，后者是玄学的、总体象征的。对后者的把握至多只能梳理出作品的象征结构——即事实层面，对前者的体验却能帮助读者确定作者的态度——即情感层面。

正如休谟所言，事实是一回事，但不能推导出“應该”如何；而“应该”，其实则人们的情感倾向。但这并不代表情感毫无意义。相反，正是因为情感赋予事实以意义，人们才能作出选择并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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