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和谐观为什么历千年而弥新

王庆西 蒋孝军

【摘要】和谐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命题，也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理想追求。和谐观念的哲学基础是仁爱，和谐就是对仁爱的领会和践行。在当今社会，“差异和谐”的观念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和谐思想，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差异性和同一性的关系。

【关键词】和谐观 仁爱 差异性 同一性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当今世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的状况愈加复杂，人类社会诸领域存在着各种难以克服的困境与冲突，概括起来，这些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与冲突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人类与自然的冲突、个人和社会的冲突、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人类内心的精神困境与冲突等。鉴于人类社会中现存的问题，人们渴求达到身体与精神、个人与社会、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在人类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独有的和谐思想，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且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和谐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的重要理念

《尚书·尧典》中提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在《尧典》这句话中，“明俊德”“亲九族”“睦百姓”乃至“协和万邦”，皆体现了和谐的思想，最后达到“黎民于变时雍”的理想境界。对于《尧典》这段话，东汉学者应劭解释道：“黎，众也。时，是也。雍，和也。言众民于是变化，用是大和也。”可见《尧典》提到的“和”是一种能够顺时应势、与时变化的“大和”。《尚书·尧典》中的和谐观所包含的内心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世界的和谐之理想，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思想智慧。

和谐作为中国人的文化理想，首先被认为是制度与生活之间的调适剂，比如《论语》提到的“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这个意思。《尚书·尧典》强调从“克明俊德”的基础上来“亲睦”与“协和”，这也体现了和谐的积极作用。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制度的建构与约束，但是某种生活制度一旦建立，往往就会变成人们行为规范的“硬约束”。所以，“和为贵”便显得极为必要，因为通过“和”的调节，僵化的制度便有了润滑剂。

此外，“和为贵”还有一层意思，即作为政治制度核心的“礼乐”之所以能够建立，不仅建基于“和”或者说“和谐”，同时“和”与“和谐”也是其终极的社会理想追求。换句话说，“礼”的出现源于“和”，亦止于“和”。

这一层面的“和”的意蕴，其实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在孔子看来，这种哲学层面的“和”就是“仁”。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认为，礼乐并不只是钟鼓玉帛這样的外在形式，因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正是有了对“仁”的领会理解，礼乐制度才能作为人类利益和资源的调节器而产生；也正是由于对“仁”的践行，礼乐制度才不会成为虚文和生硬的规则；同样，因为有了“仁”的参与，礼乐制度才能顺时应变，不断达到“和乐”的境界。

现代和谐是基于对差异与融合的辩证理解

中国古代和谐观侧重于人伦和谐，所以，尽管中国传统思想中存在着某些颇具特色的“差异和谐”的观点，但却不是古代和谐思想的重点，因为在传统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人伦关系中，人们并不主张事事物物都必须具备基于自身的个性特征而产生的与外物截然不同的本质差异，只承认以阴阳为基础的人伦之间的差异和调和。

理解“差异和谐”，首先需要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承认事物普遍存在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性是不能被抹平和消除的。在承认这一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差异和谐”观认为，尽管事事物物各有不同，但依然包含了实现和谐的现实可能性和必要性，人类应把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之间的普遍和谐作为至高的理想追求。

所以，相比古代侧重于“克明俊德，以亲九族”的人伦和谐观念，现代和谐观对事物差异的理解更加抽象化和哲学化。这种抽象化和哲学化的理解，体现了今天强调个性的时代特征，这也意味着在多元文明共存的现代世界中，“差异和谐”观强调了对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等群体生存差异的认同与尊重。尽管当代中国的“差异和谐”思想极具现代色彩，但又往往借助传统经典文献来论证，比如今天中国人一提到“和谐”，会很自然地想到孔子提到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以及《国语·郑语》所说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等思想。

所谓“同”，即同质和无差别的意思，“和”是指有差别的事物之间的融合。同样的事物简单地叠加在一起，难以产生有机和融合的作用，只有不同事物之间彼此作用、互相影响，方能产生奇妙的互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方克立认为，“和”包含着差异、矛盾与多样性，强调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同一性，而“同”则是形而上学的无差别同一，简单重复，绝对等同。方克立这一说法是以“矛盾”的“对立统一”与发展的辩证法观点来理解传统和谐观念。据此，方克立对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说法给出了他自己的修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如果说“对立统一”是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理解“和谐”，那么这一理解的基础就是对事物差异的承认，也即承认“矛盾对立”的普遍性。

矛盾不是静止的存在，也已经包含在事物的运动过程中，现代“差异和谐”观也认为，差异已然包含了融合、和合的运动过程。从“和合”的角度看，如果说“和”是指不同事物之间融合而产生能相合的新事物，那么“合”便是指结合、融合、合作这一过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认为，“合”的本义是上下唇的合拢，所以，“和合”是指存在差异的事物间的融合而至和谐的过程与结果，这一过程在现代人类社会中无处不在。

另外，在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中，由于自身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中国人对“差异和谐”的理解十分深刻，现代中国人的各种社会政治实践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和处世哲学，比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就体现了人们对事物差异性的深刻认识，即不同国家间虽然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与阶段存在不同，但并不能阻碍国家间对“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理想的追求。

今天，差异无处不在：个体之间的差异、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异、不同行业的差异、不同地域的差异。在这些横向差异中，还包含了时间纵向的差异，即古今的差异，这些差异在自我呈现的同时，也要求彼此之间实现和谐相处、融合无间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天追求的和谐，乃是在古今、中西这样的多重视野的交流影响下形成的共存、共赢的时代理想，这自然需要一些基本原则互相配合，从而共同实现和谐融洽这一时代理想。如果说承认事物差异是重要的差异性原则，那么对于时代和人性的共识则属于现代和谐观的同一性原则。

差异性与同一性是现代和谐观的两条基本原则

中国传统和谐观念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深入研究，和谐思想也被赋予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重任。在努力实现国家富强、增强软实力的进程中，和谐观念能否形成一种有益的思想指南，从而促进当代中国社会的建设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是传统和谐文化现代化转型所面对的重要问题。

在不同时代，人们对相同的观念之理解会有所偏重，这与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结构相关，和谐观念即是如此。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和谐观念强调“阴阳和合”，这种观念产生于中国以血缘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比如《周易》就通过“一阴一阳”“和合化生”这一理论演绎出一个阴阳调谐的意义世界，对传统社会产生了实质的影响。在今天，以男性社会为基础的“阴阳”传统和谐观念已然过时，所以更加抽象化的“差异和谐”观念才是与现代世界相适应的和谐内涵。

从建构现代世界的和谐图景来看，当今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基于这样一个生存事实：世界上人类文明状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不一致，不仅包含对抗和冲突，而且包括交流、协调、互动与融合的内容，“差异和谐”的和谐观正是一种强调接纳异质、融合差异的思想。同时，“差异和谐”观还应包括同一性原则，可以说，现代世界的和谐图景以差异性和同一性两大原则为基石。

所谓差异性原则，是指接受世界多样化这一客观现实，并且承认多样化的价值合理性。在全球化进程开始之前，人类文明以地域为基础，呈块状化分布。尽管人类文明早就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但由于历史原因，人类文明一直以复数形式存在于相对封闭的不同地域中，而在地域内部，文化差异尽管存在但并不明显，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文明之间的边缘地带。但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类频繁的迁徙也把各自的文明基因带到不同文明内部，差异性才因此显现，使得对差异性原则的认可和尊重成为迫切需求。如果按照“和而不同”这一角度理解，差异性原则就是“和而不同”中的“不同”性原则。

所谓同一性原则，并不是“同则不继”之“同”，乃是认可和接受现代世界中存在着一些人类共同承认和接受的特征。事实上，在任何时代，和谐都首先意味着对一种共同性观念的认可，也就是说，人们需要持有一种能够互相接纳和交流的心理文化话语系统，鸡同鸭讲不可能产生“和”的状态，只会导致猜忌和互相伤害，达不到思想和文化之共鸣。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同一性原则的中国传统话语表达，从中国哲学来看，之所以存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样的同一性原则，在于人类共同的仁爱情感，比如孔子强调的“不安”以及孟子提到的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便构成了一种同情与理解的人性基础。事实上，“仁爱”思想与西方的“同情”思想一样，为人类沟通对话建构了一个可以彼此理解的情感基础。所以，孔子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仁”就是接纳这种仁爱的同一性，而“不仁”就是否认这种仁爱与同情的同一性。

对差异性原则和同一性原则的尊重也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考察现代性哲学的诸多流派，我们发现，现代性一个极为重要的共同特征在于，人类单子化生存和主客二元对立的世界观愈来愈明显。单子化的主体在现代世界中的凸显使自然不断被客体化，这也导致自然世界不仅没有获得“二元”之一元的地位，反而成为人类随意改造的对象，造成人与自然的隔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与现代和谐观念相关的差异性与同一性原则意味着对“民胞物与”的再度接纳，民与物之所以能够成为同胞和同类，在于己与民、与物之间的同一性。同一性是一种自我认同感，在这种认同感的基础上推己及人，从而达成协调一致；而差异性则意味着对不同见解的肯定。所以，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结合，意味着调和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周易·系辞下》认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所谓“同归”，意味着人们具有同樣的对仁爱、和平和幸福的渴望，这种感受甚至能推及到万物。但是如何实现，其路径可以不完全相同。《周易·彖传》也是这样理解“和谐”的理想状态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在同与不同之间，万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这也就能实现和谐观念中的终极理想追求：即“保合太和”“天人合一”这样的至高理想境界。

总之，中国传统和谐思想之所以能够历千年而弥新，就在于它能够与中国从古至今不同时代的人类生存特性进行不断结合，从而融汇产生了适应时代的“和合”理想境界。和谐、和合的实质是仁爱的自然表露，因而具有强大的理论概括力和构建未来社会的引导力。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探讨传统和谐思想的现代传承与转型，有利于当今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构建，也有利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分别为中国民航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民航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②方克立：《“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观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