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的“干净”要求

朱康有

【摘要】廉洁作为官员这一特殊群体职业道德的第一要求，是为政所不可须臾或缺的品德支撑。只有具备“廉”德才可能有清明政治，其他政务才会有实效。因此，要将廉洁纳入官员选拔、任用的基本标准和主要依据，并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廉政制度。

【关键词】官员 廉洁 品德

【中国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古代官员身处“名利场”之中，能否“干干净净做事”，无论对统治者治理天下、管理民众，还是对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都具有重要意义。

廉洁是入仕从政的道德起点、治国门坎

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基本规范，廉洁既被视为“国之大维”“仕者之德”，又被看作“人生大纲”。“人生大纲”有四：曰忠，曰孝，曰廉，曰节，是廉吏与忠臣、孝子、节烈并重也。儒家文化一方面从道德伦理层面来认识、界定“廉”德内涵，将之定义为人之为人所必须追求的品德目标，具有做人普遍要求的意蕴，即生活在群体和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具备的基本品质——清清白白;另一方面又强调“清廉”是士君子群体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操守，主张“欲而不贪”，以此作为入仕从政的道德起点、治国门坎。

《墨子·修身》说，“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认为君子人格要郑重修养廉、义、爱、哀四德。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竹林》中认为，“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者，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上天的意志体现在人身上，是使人有廉耻，有廉耻的人，不会在奇耻大辱中求生。换言之，有廉耻之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标志。宋代真德秀在《西山政训》中也指出：“士之不廉，犹女之不洁。不洁之女，虽功容绝人，不足自赎。不廉之士，纵有他美，何足道哉？”对于一个士人君子来说，不廉洁就如同不贞洁的女子一样，虽有其他方面的优点，那也不值得称道。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观念，具有潜移默化作用。因此，即使在傳统社会“家天下”的背景下，也孕育出了很多廉吏。然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生活方式、行为习惯、风俗习惯长期积累的结果，其中既包含了积极的因素，但也不乏消极的因素，例如，在很大程度上业已被转义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钱能使鬼推磨”“千里来做官，为的是吃和穿”等谬论，这些东西在人们观念上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从文化层面反思腐败行为，不难看出：官本位思想、特权意识、人治观念等消极方面正是现实生活中腐败滋长蔓延的文化根据。这些落后腐朽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扭曲着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正是我们今天在汲取历史文化因素时应当摒弃的。

官场的清廉与否，决定着整个社会的风气

传统文化认为，做官的人掌握公权，“廉”德修养、“干净”的要求比一般人更重要。比如，两汉实行察举制，其中重要一科即“举孝廉”科，以国家根本制度形式将“廉”纳入官员选拔、任用的基本标准和主要依据，“清正廉洁”的品德要求直接与治国理政的现实政治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晋代的阮种认为：“夫廉耻之于政，犹树艺之有丰壤，良岁之有膏泽，其生物必油然茂矣。”廉洁之于为政，就像土壤和雨露于生物，必不可少——时刻不可离。一旦具备这一条件，政治生活即进入良性循环，优异的政绩可期。到宋代更突出强调官吏的清廉品质，朱熹说，“如今做官，须是恁地廉勤”，指出他所在的时代为官清廉勤勉的品质显得特别重要。清代王永吉指出，“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洽民，则风俗必坏”，认为官场是否清明在于朝廷能否做到清正廉洁，而官场的清廉与否则决定着整个社会的风气是否淳厚。

官德虽有很多要求，但“廉”则是官员这一特殊群体职业道德的第一要求。一方面，因为一个普通社会成员是否廉洁，对社会政治生态的影响可以说并不大，但领导干部是否廉洁，却关系到政党乃至国家的生死存亡。《管子·牧民》中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也就是说，“廉”与“礼”“义”“耻”共同被视为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四大支柱。《汉书·宣帝纪》中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为官从政者“廉”德缺失，必定导致吏治腐败、社会治道衰落。另一方面，如果不廉洁，就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上。在《宋元学案》卷三十六中提到：“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意指在“三事”中，清廉排在第一位，说它可以得“上”得“下”，并自保平安。张伯行是清朝康熙年间的重要官员，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官”。他曾先后在福建和江苏任职，总揽两省的吏治、刑狱、军事、经济等事务。期间，官僚门生等多有私事请托者，常携礼拜访。为杜绝接踵而来的送礼者，张伯行自书《禁止馈送檄》一文，张贴在巡抚署衙门外，其文曰：“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那些送礼者见此犀利檄文，或是良心发现，或是自惭形秽，不敢自讨没趣，悄然离去。

具备“廉”德才可能有清明政治，其他政务才会有实效

“廉”不只是体现在管理活动中，也表现于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直至“八小时之外”。《吏学指南·吏员三尚》提到，“谓甘心淡薄，绝意粉华;不纳苞苴，不受贿赂;门无请谒，身无嫌疑;饮食宴会，稍以非义，皆谢却之”。《宋元学案》卷三十六指出，“然世之仕者，临财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事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己，故设心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官员“廉”德修持，切勿抱侥幸心理，一定要防微杜渐。“廉生威”是明代嘉靖年间无极县知县郭允礼《官箴》中的经典语句。这句话曾刻为他的“居官座右铭”，为后人所欣赏和仰慕：“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做人廉洁就能够形成威力，能够让人心服，能够得到百姓的厚爱。

从儒家“内圣”所强调的人性修养看，“廉”是士、君子、贤人、大人、大丈夫、圣人等修身养性、成就完美品格的必然要求，是不可或缺的基本道德操守;从“外王”所强调的治国理政实务看，“廉”是为政所不可须臾或缺的品德支撑。具备“廉”德才可能有清明政治，其他政务才会有实效。也就是说，清正廉洁是合法行政的最根本条件之一。《荀子·君道》有言，“君子者，治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历朝历代还做出许多设计，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廉政制度，包括官吏选用与管理制度、廉政保障制度、监察与权力制衡制度、乡论及舆论监督制度、奖惩与养廉制度等。如《汉律》的《传食律》对官吏出行消费的细目都有记录，唐代《职制律》中也有根据等级使用车马船的规定，元代法令规定官吏出行接受宴请馈赠均要论罪，等等。不仅如此，历代统治阶层还十分重视对廉吏进行褒奖，考核优秀者将获得升迁、赐爵、赏金、画像、立祠、下诏书表扬，甚至死后还追加谥号、荣誉官职等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