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央苏区科普工作的社会环境

钟美珠

摘 要：中央苏区以赣南、闽西为基本区域。这些地区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当地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极端落后。赣南、闽西都是客家人中转和聚居的中心。当地百姓深受客家文化的影响。这些都成为影响中央苏区科普工作的社会环境因素。

关键词：中央苏区；科普工作；社会环境

中央苏区建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地跨赣、闽、粤三省，以赣南、闽西为基本区域。在革命前，赣南、闽西地区皆地处偏僻山区，长期处在封建统治下的封闭、半封闭状态，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极端落后。

一、中央苏区科普工作的政治环境

在近代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客家人聚居的赣南、闽西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经济社会发展缓慢，人民饱受封建宗法制度的束缚。由于客家人习惯聚族而居，宗族姓氏观念强烈，封建宗族统治尤为厉害。族长利用手中的族权和严厉的族规族法，对本村本乡的同姓同胞施以严密控制和盘剥。能够充当族长的基本上都是有钱有势的封建官僚和豪绅地主。这就使封建政权与封建族权紧密结合在一起。

封建统治阶级通过封建族权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大权基本上都操纵的当地的大姓豪绅地主手中，如革命前宁都县城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大权就操纵在温、李、蔡、卢四姓的豪绅手中。各姓豪绅之间既勾心斗角，又勾结利用，共同欺压劳动人民。革命前，瑞金县豪绅所组织的“廉义社”里就汇集有“三虎、六豹、十二狼”，由他们掌握全县的公产、税收、诉讼，控制着全县的政治、经济，压迫和勒索人民。这些封建地主豪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时常制造地区之间、姓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挑起械斗，无端造成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损失。为防卫盗匪和械斗，赣南、闽西各地一般都修建有比较坚固的土围、山寨，组建了大小不一的民团，购枪制炮，操持刀剑，成为豪绅地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工具。

十六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外国传教士的到来，外国教会势力逐步渗透到赣南、闽西地区。他们与中国封建势力和军阀势力勾结在一起，破坏人民的反抗，毒化人民意志，包揽诉讼，干预行政，倾销毒品，加重了对当地人民的盘剥。

辛亥革命后，赣南、闽西同处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北洋军阀与江西、福建封建势力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对人民进行野蛮统治。他们在赣南、赣西和闽省设置道署，在县设立知事衙门，还在各县建立警察队、别动队、保卫局等反动组织，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县以下保留清代建制，行坊、乡、都、图制。各坊、乡、都、图、堡等头目，均为豪绅地主轮流担任。军阀与封建势力结合，形成一个严密的统治网。

由于军阀之间为争权夺利，战争不断，给赣南、闽西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灾难。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赣南、闽西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组织了工会、农会。广大贫苦工农经受了锻炼和考验。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赣南、闽西广大人民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发动了一系列农民武装暴动，摧毁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组织，进行了武装割据，建立了小块梅花状的红色割据区域和少量地方革命武装，为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下山创建中央苏区奠定了基础。

1931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依照中华苏维埃政府组织法，迅速建立了中央、省、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广大贫苦农民在政治上打碎了封建枷锁，翻身作主人，在经济上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为传播和普及先进论理、先进文化、科学技术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二、中央苏区科普工作的经济环境

（一）生产力水平低下

赣南、闽西地区尽管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一地区同全国一样。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下封闭、半封闭状态，腐朽、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生产发展缓慢，没有铁路、公路，没有工厂、没有现代商业。加上地处偏僻，交通闭塞，信息不灵，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长期陷入迟缓状态之中。

（二）农业生产状况

在中央苏区建立之前，赣南、闽西地区的农业耕作技术极端落后，基本是靠人畜拉力，耕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广种薄收，完全靠天吃饭，作物产量低。年成好时，农民能够勉强糊口，遭遇风霜雨雪虫等自然灾害时，几乎颗粒无收，只得以杂粮、野菜充饥。尤其是在偏远山村，生产条件更加恶劣，有的甚至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时代。在封建制度下，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十分牢固，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占人口少数的地主、富农手中。

据毛泽东1930年5月和同年10月先后作的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统计，寻乌县土地，地主占30%，公田（实际为地主、富农把持）占40%，农民只占30%；而该县农村人口中，地主、富农仅占人口总数的7.4%，中农和贫农却占人口总数的88.2%。就是说，占全县人口88%以上的贫农、中农只占有30%的土地，而占人口7.4%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全县70%的土地。兴国县永丰区地主、富农占人口总数的6%，却占有全区80%的土地，而中农、贫农占人口总数的80%，他们只占有全区20%的土地。

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包括實物地租和劳役地租两种。实物地租又有“分租制”和“定租制”两种。

分租制是农民和地主对土地的收获物进行分成，俗称“见面分割”。“见面分割”就是稻谷成熟时，地主与农民同往禾田，农民把打下的谷子与地主对半分成，地主部分由农民送到其家。有些地方在分割之前，由地主先取一担，这一担不在对分数内，这种多半是肥田。这实际是级差地租的体现。分租制有四六分（农民四，地主六，下同）、三七分、甚至二八分的。这种“分租制”在赣南各县实行较多，闽西各县较少。

定租制是按田亩面积固定租额，一般为收获物的五成、六成，有的高达七、八成交给地主。定租制的租额不少地方是铁租，即使在遭灾歉收的年份也不能少。地主还往往虚报田亩面积出租，以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无论是“分租制”还是“定租制”，农民将土地耕种肥了，地主就要将土地收回租给别人，以收获更多的地租。农民交租时，地主用的是大斗大秤，谷子用风车车了又车加重对农民的剥削。除实物地租外，贫苦农民还要承担“劳役地租”，就是无偿地帮地主做工。地主家做红白喜事，农民都要前去帮工，农忙季节农民也要放下自己家的农活为地主干活。在沉重的地租剥削下，贫苦农民所剩无几，维持生存尚且勉强，基本无力改良土壤，改进耕作技术，提高作物产量，只能维持低水平的再生产。

（三）工业生产状况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蚀和外国商品的输入，一方面使赣南、闽西原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破坏，不少传统的手工业被迫破产；另一方面又使这一地区的商品经济逐渐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缓慢萌芽。境内一些较大的城镇如赣州、吉安、龙岩、汀州等地，也办起了一些机器生产的小工厂。

据赣州总工会1926年底的统计，仅赣州城和赣州郊区，雇佣工人和手工业者达18000余人。赣南几个钨矿的采矿民工总计约有上万人。但由于缺乏资本、技术等原因，各地的工厂、作坊规模都很小，机器设备也很落后。直到20世纪初叶，在赣南、闽西也没有现代的铁路、公路、大机器的工业生产，在县城以下甚至没有电力照明。只有一些小织布厂、小炼铁厂、小制锅厂、小造纸厂、小石灰厂、一些刨烟、糕点等手工生产企业，只能生产一些犁耙、锄头等生产工具、以及锅头、土纸、石灰、烟丝日常生活用品。工业化水平极为低下。

尽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尚处在萌芽、初始状态，赣西南、闽西的雇佣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和剥削。他们的技术水平低、劳动条件极差，每天工作12小时甚至16小时以上。而收入却异常微薄，最低的每月只有30斤大米，多的也不过150斤大米左右，根本不够养家糊口。尤其以钨矿工人的命运更为悲惨。当时的矿场都是民窿开采，盘踞矿场的山霸、包工头与资本家勾结在一起，用包棚场、收另砂、放恶债、压砂价等手段，残酷剥削工人，榨取工人血汗。不管哪个行业，工人生存都没有保障。资本家可以任意打骂工人和克扣工人工资。

三、中央苏区科普工作的人文环境

（一）文化教育水平落后

在中央苏区建立之前，赣南、闽西地区因经济发展落后，无法顾及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些地区交通闭塞，民智不开，信息不畅。耕作靠经验，作息看日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病不看医生，求助巫婆神汉；封闭、愚昧现象随处可见。没有铁路、公路，两个地区之间，县与县之间，县与乡之间，只有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能够通行。货物运输，只靠人力肩挑手提，少量借助骡马托运或走水路船运。

赣州城是赣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大革命前，赣州仅有两所中学、两所师范学堂，在校学生不满千人。曾长期作为南安府治所在地的大余县城，仅有一所中学148名学生，其中地主、富农子弟91名，资本家子弟48名，工农子弟仅9名。许多县甚至连一所中学都没有，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所小学校。闽西的文化教育状况与赣南相近。无论是赣南还是闽西，民众90%以上是文盲。当地没有任何文化设施，贫苦工农完全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

至于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更是无从谈起。赣南丰富的钨矿资源，还是德国传教士邬礼亨于1882年率先在大余县西华山发现的。直到邬礼亨非法盗采大量钨砂运回国去后，当地人才知道，这种蕴藏丰富的乌黑“石头”竟然是非常值钱的宝贝。

（二）客家文化的深刻影响

赣南、闽西是客家人中转和聚居的中心。90%以上的居民皆为客家民系。就这一区域的文化特征而言，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客家人文化特征。赣南、闽西客家文化对当地居民有着深刻的影响。客家人是从黄河流域或中原地区逐步南迁，而形成中华民族中的独特民系。从西晋末年开始，为躲辟战乱，当地居民大举南迁。从黄河流域经长江流域，然后抵达江西鄱阳湖之后，溯赣江而上，逐步迁徙到赣南、闽西和广东梅州，再转入东南亚和南洋一带。客家居民的迁入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把黄河流域和中原文明带到了当地。客家民系保留了自己的独特传统和文化，保留自己一整套的风俗习惯。客家人勤劳、勇敢、智慧，坚忍不拔，吃苦耐劳，不畏强暴，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性格和客家人热情好客、为人谦逊、心地善良，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良好家风相互交织。客家人保留了慎终追远、敬畏祖先，光宗耀祖的优良传统文化，而且代代相传。客家人還保留婚丧嫁娶、讲究礼仪、长幼有序、论辈分、行族权等一整套的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2]李国强.中央苏区教育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3]刘善玖，钟继润.中央苏区卫生工作史料汇编（第1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