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考鄂州剪纸民俗

陈笛

摘要：梳理《荆楚岁时记》与《武昌县志》中的剪纸记载，考证鄂州剪纸流行的时间及其民俗意义。

关键词：鄂州剪纸;民俗

鄂州剪纸，是湖北剪纸中的一支。《鄂州档案存真》依据南北朝梁宗懔撰写的《荆楚岁时记》中所提剪纸习俗，论证南北朝时鄂州就已出现“彩幡剪纸”。并就诗人李商隐《人日即事》中有“镂金作胜传荆俗，剪纸为人起晋风”之句例证，在唐代时鄂州剪纸与地方民俗文化紧密相

连。[1]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兴起，剪纸与地方性民俗文化的关系日益引起学者关注，但由于地方性剪纸的文献记载稀少，考订鄂州剪纸民俗专文未见。本文试图以剪纸在《荆楚岁时记》与《武昌县志》中的记载为主要线索，结合相关诗词、民间传说和歌谣探明其最早见载时间其民俗演变过程。

一、 湖北剪纸民俗——《荆楚岁时记》

南方剪纸研究在剪纸历史溯源时，最常引用的为南北朝时期梁宗懔撰写的《荆楚岁时记》。该书是我国现存最早专门记载荆楚地区时令风俗的著作，作者宗懔（约公元502-565 年），字元懔，祖籍南阳涅阳（今属河南南阳市），其八世祖宗承。晋永嘉之乱时，以参与平定割据江东的陈敏有功，封柴桑县侯，除任宜都（今湖北宜都市）郡守，后子孙皆定居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宗懔将前人记载和自己亲身所闻所见结合，著成此书。[2]《荆楚岁时记》中有四段关于剪纸的记载：

其一：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薄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招华胜以相遗。登高赋诗。[3]

该句为剪纸历史考证的高频引用句，在此稍作梳理。根据《九家集注杜诗》36卷记载，七日为董勋《问礼俗》所曰：“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则正旦鸡于门，七日镂人于上良，为此也菜羹金胜岁时记，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花胜以相遗，或镂金薄为人胜以瑞图之形”。《问礼俗》的作者董勋为晋时期人士，“七日镂人于上良”说明晋时已经有以剪纸为人形作为节日表现形式的人日民俗。“花胜”与“人胜”是用不同材质制作不同图案的剪纸作品的分类名称。《荆楚岁时记》中的“华胜”，其意或是同“花胜”，或是花胜与人胜的统称。此书这一版本，将隋朝杜公瞻对此段原文的注解附在一旁：“华胜，起于晋代，见贾允《李夫人典戒》云：‘像瑞图金胜之形，又取像西王母戴胜也。”[4]，此为剪纸及其相关民俗起源可溯至晋代的一证。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人日即事》：“文王喻复今朝是，子晋吹笙此日同。舜格有苗旬太远，周称流火月难穷。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独想道衡诗思苦，离家恨得二年中。”则是对荆有镂金作胜的民俗，并起于晋，又添一证。

剪纸与“人日”的民俗。人日，意指“人的生日”，相傳女娲在开天辟地之时，第一件事是炼石补天，第二件事是创造地上生物，每一天创造一种生物，依次是：鸡、狗、猪、羊、牛、马，然后在第七日时，创造了“人”。在人日这天，人们有用剪刀和刻刀在彩绸、彩纸和薄纸金属片上剪制和镂刻成人形、花鸟形，并将它们贴于门户、屏、帐之上，或佩戴于头鬓、相互馈赠的习俗。并且根据董勋《问礼俗》记载，“剪彩人者，人入新年，形容改从新也”，制作剪纸的人，在制作剪纸时，期盼着进入新的一年，能更好的面对生活。另有“七日不行刑”，人日不行刑，不杀人，以及“春日登临”，正月七日登高作诗的民俗。

其二：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亲朋会宴，啗春饼、生菜，帖“宜春”二字。或错缉为幡胜，谓之春幡。

立春是二十四个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象征着一年农事的开始。该节气的相关仪式于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华夏民族至关重要。根据杜公瞻在一旁的注解：“按‘宜春二字，傅咸《燕赋》有其言矣。赋曰‘四时代至，敬逆其始。彼应运于东方，乃设燕以迎至。翬[5]轻翼之歧歧，若将飞而未起。何夫人之功巧，式仪形之有似。御青书以赞诗，著宜春之嘉祉”。在此可对“剪彩为燕以戴之”解之为：将纸剪成燕子形状佩戴于身，燕子于春季飞回，作为春季来临的象征。“或错缉为幡胜，谓之春幡”，据南宋吴自牧所著笔记《梦粱录》卷一“立春”条曰：“临安府进春牛于禁庭。立春前一日，以镇鼓锣吹妓乐迎春牛，往府衙前迎春馆内。至日侵早，郡守率僚佐以彩仗鞭春，如方州仪。太史局例于禁中殿陛下，奏律管吹灰，应阳春之象。街市以花装栏，坐乘小春牛，及春幡春胜，各相献遗于贵家宅舍，示丰稔之兆。”其意为在立春日，剪缯绢成小幡挂于树梢，迎春示丰稔之兆，故将此日幡胜名为“春幡”。立春日，除了运用剪纸图案的象征意义迎春，还有亲朋会宴，啗春饼、生菜，帖“宜春”之民俗。

其三：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荆楚人并踏百草。又有门百草之戏。采艾为人形，县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

浴兰节，又称端午节、五月节、蒲节、女儿节等。据杜公瞻在一旁所注：“按宗则字文度，常以五月五鸡为鸣时采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用灸有验。师旷占曰：‘岁多病，则艾草先生是也。今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对原文“采艾为人形，县门户上”，对其解为：人们在五月五日鸡鸣时，出门寻找似人形的艾叶，用来针灸效果显著。后来，则是采似虎形的艾叶，或者将纸剪成小老虎的形状粘在艾叶上，佩戴于身，用来辟邪。此外，端午节这天还有“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对此，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端阳》有相关描述：“午前细切蒲根，伴以雄黄，暴而浸酒。饮余则涂抹儿童面颊耳鼻，并挥酒床帐间，以避毒虫”。如今，在端午节这天，人们已经普遍将这两种端午节日仪式作进一步演变，是以雄黄酒在小孩额头处写“王”拟作虎，用以镇邪驱毒。

其四：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

据隋朝杜公瞻的注解：“按《盂兰盆经》云：‘有七叶功德，并幡花歌鼓果食送之蓋由此也。《经》云：目连见其亡母在饿鬼中，即钵盛饭，往饷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连大叫，驰还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奈何，当需十方众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当为七代父母厄难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佛敕众僧，皆为施主祝愿七代父母行禅定意，然后受食。是时目连母得脱一切饿鬼之苦。目连白佛：‘未来世佛弟子行孝顺者，亦应奉盂兰盆供养。佛言：‘大善！故后人因此广为华饰，乃至刻木割竹，饴蜡剪彩，模花叶之形，极工妙之巧。”注解讲述了目连救母形成了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的习俗的故事。此时，模花叶之形的剪彩已经极工妙之巧。

二、 鄂州剪纸民俗——《武昌县志》

鄂州乃楚东之门户，荆楚之望地。殷商时为鄂国，西周时，楚君熊渠伐扬越至鄂，封中子红为鄂王，并在此筑城。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行郡县制，置鄂县于此，两汉袭之。三国时期，吴王孙权改鄂县为武昌，南宋时曾改名武昌军、寿昌军。元、明、清时又改名为武昌县。一九一三年改名寿昌县，次年又恢复鄂城县。一九七九年，设立鄂城市、鄂城县，成立省辖鄂州市。[6]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上浣日，权知县事华阳钟桐山修成《武昌县志》。其中卷三《风俗篇》，记录武昌（今鄂州）岁时令及其民俗，其中与“剪纸”相关的原文如下：

清明扫墓，挂纸钱，男女出郊踏春，儿童为纸鸢之戏，乡人捣软曲草汁和面作饼饵。

端阳縣蒲艾，食角黍，泛雄黄酒，系彩辟恶。近水居民竞龙舟，舟绘黄红青三色，沿岸分曹以角胜负，或餉以酒食，胜者得之，曰“夺标”。

（七月）十四五日祀祖，焚纸钱，浮屠为盂兰会。儿童焚纸钱于山林墟墓间，曰“放野钱”。

除日，张春联于门，具酒饌，曰“年更饭”。蓋以更漏未尽，即起而食也。除夕镂楮为钱，徧黏户牑，曰“封门钱”。[7]

如上所述，清明与七月十四五日，剪纸作纸钱，祀祖。端午系彩辟恶。五月十七有纸舫祈神之会。除夕镂楮为钱，徧黏户牑，曰“封门钱”。

剪纸为钱形，有二用，一为祀祖，二为除夕封门钱。祀祖功能主要为清明与七月十五日所用，并有两民间传说故事与之相应，分别是“蔡伦炸死”和“李世民游地府”。两个故事皆是将纸钱作为死者世界的通行货币，与现实世界对应，暗示纸钱对冥间之人必需性。在固定的时日，通过焚纸钱这一仪式，抒发生者对死者的情感，反映了活动者的世界观，不在人世的人存在于另一个空间，两个空间可以通过部分媒介建立联系。无论政权怎样的起始更迭，生活在此的人们，始终顽强的保守祖先崇拜信仰。清明节时间在农历春分后第15日，公立4月5日前后，《淮南子·天文训》有言：“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岁时百问》：“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可见作为二十四节气中时序标志的清明，被视为清爽明净之风来到的一天，春光明媚，万物复苏，气候宜人，因此该日人们也有出郊踏春的习俗。

七月十五日，又称“七月半”，涉及三个节日：佛教的“盂兰盆节”、道教的“中元节”以及民间的“鬼节”。“盂兰”为梵语音译，为“倒悬”意，佛教认为“盂兰盆”可解亡人倒悬之苦。据《盂兰盆经》记载，目连见其母在饿鬼之中受苦，经佛祖指点，在七月十五日“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于是“目连母得脱一切饿鬼之苦”。后来的子弟便也在这一天“奉盂兰盆供养”，以行孝顺。在道教中，“三官”与“三元”对应，正月、七月、十月的望日（十五日）分别被视作天官、地官、水官（“三官”）的诞辰，也就是上元、中元、下元三节。道教认为，“中元之节，地官校阅搜选众人，分别善恶...十方大圣，高咏灵篇，囚徒饿鬼，当时解脱”，中元节也就有了祭拜地官、祭慰孤鬼的传统。在民间，古来就有“秋尝”祭祀的风习：“古者岁四祭...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蒸，此言不失其时，以奉祭先祖也。过时不祭，则失为人子之道也”。“秋尝”祭祖逐渐固定在七月望日，又受到此时地官赦罪、鬼门打开之说的影响，“七月半”便成为民间祭祀亡灵的三大“鬼节”之

一。[8]鄂州的七月半节日习俗便是将此三个节日整合为一，焚纸钱，即有将纸钱包裹一起，写清姓名的祀祖，也有专门准备给祭拜地官、祭慰孤鬼的“放野钱”。并且，关于“放野钱”，鄂州还有首《野鬼得钱》的歌谣：“孤山野鬼，来得钱啦啊！隔山的爬啦，隔水的划

啦！”[9]

除夕镂楮为钱，徧黏户牑，曰“封门钱”。除夕封门，传说本是为了避年兽，后逐渐发展，有除夕封财门愿来年大吉之意，因当地人们普遍将除夕这日视为一年讨债的最后时机，有封门钱一贴，债主不得再上门讨债的约定习俗。无独有偶，青海省贵德县也有类似习俗，当地歌谣中“三十晚上贴钱马，才知道过年的了”，意指每年除夕下午五时开始将钱马贴在门正中，债主看到门上的钱马便不得上门讨债，穷人就可安心过年。钱马是用正方形的黄表纸，按对角线折成三角形。[10]

端午系彩辟恶，《荆楚岁时记》中有载，其中内容稍有变化。是将剪彩为虎以镇邪驱毒的形式，拆分为二，剪纸为虎形改为用雄黄酒在小孩额头处写“王”拟作虎，而端午系彩辟恶，则是根据自己个人喜好选择辟邪图案佩戴于身。

三、小结

剪纸不仅仅是一种装饰性物件，其形状与用途均有所指意义。在《荆楚岁时记》与《武昌县志》中，对剪纸的记载均是集中在岁时节令，且稍作追溯，均可见其与原始宗教信仰密切相关。“正月七日剪彩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该举动是基于对女娲第七日造人的认识。但是，节日仪式活动如果仅仅是表达着信仰世界是不足以流传数载，还需要结合对现实世界的期盼。即，对过去的认识，对未来的愿望，两者结合才能促成人们当下的活动。因此，有正月七日“剪彩人者，人入信念，形容该从新也”。

剪纸作为传统民俗活动的表达形式，与其他的“传统”之物一样，有表层的变与深层的不变两个层次。始终在发生变化的，是其外在的呈现方式，端午节的“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到“系彩辟恶”，以及如今在小儿头额雄黄酒写“王”拟虎，便是如此。而其核心的“辟恶”之意，始终未变。

“传统”在起点时产生，便将初始之意作为核心内容，而后根据不同的历史时局环境种种因素，着上不同的外壳样式。在这不斷的纵轴线的运行的过程中，动力来源主要来自核心，但其表层外貌又必须适应时代背景发生变化。两者若一方受到偏颇，随即便会在这历史长河中消散难觅。

[参考文献]

[1]由鄂州民俗专家邵老师提供.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湖北卷·鄂州剪纸[M]，暂未出版.

[2]李裕民.宗懔及其《荆楚岁时记》考述[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

[3]梁，宗懔，撰. 隋，杜公瞻，注. 姜彦稚（1955～），辑注.荆楚岁时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8月北京第1版，2019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

[4]笔者认为，该版本对此句的标点符号的放置存在问题。应该是：华胜，起于晋代，见贾允李夫人《典戒》.

[5]笔者注：翬，在此应意为“快速飞行的样子”.

[6]2010年再版《武昌县志》，时任市长陶宏作序，P1～2.

[7]钟桐山，主编.《武昌县志》，光绪十一年十二月.

[8]徐一超.“七月半”：节俗、变迁与大众文化想象[J].文化艺术研究，2013年4月.

[9]饶浩洲，主编.鄂州民间歌谣[M].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

[10]何柏生.除夕：中国传统的讨债日[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大学，湖北 恩施 44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