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成语中身体-情感转喻分析

王紫妍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成语中身体-情感表达中的的转喻关系理想认知模型和其中隐转喻互动机制，发现成语中身体-情感表达与转喻理想认知模型间不是一对一的关系：都基于因果转喻，可分为生理的和非生理的：生理的因果转喻中可发现使役模型、事物模型和范畴-属性模型;非生理的因果转喻中能发现使役模型和复杂事件模型;表达中隐转喻两种认知方式共同参与了其意义识解：来自转喻的隐喻和隐喻内的转喻是主要的互动方式，且转喻处于基础地位，可以为隐喻提供源域或者目标域。

关键词：转喻;身体-情感表达;汉语成语;隐转喻

1. 引言

转喻和隐喻一样，都经历了从传统修辞学到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自Lakoff&Johnson《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发表后，隐喻和转喻研究逐渐发展到认知层面。国内外都存在中隐喻轻转喻的研究倾向，然而，许多语言学家认为，转喻可能是比隐喻更为基本的认知方式（Taylor， 1989）。转喻的认知研究涉及到了包括转喻理论（Lakoff，2003;Kvecses&Radden，1998;毛帅梅， 2009）、隐转喻关系（Jakobson，1956; Warren，1999）、转喻与语用（Thornburg&Panther，1997;张辉，2007）、语法转喻（Ruiz de Mendoza，2001;李勇忠，2005）等。尤其是利用轉喻理论解释分析具体语言或现象的研究，在近年来成果颇多。

情感（emotion，也译为“情绪”）的认知研究也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部分，众多学者将隐喻练引入情感之中，但是情感在转喻方面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Lakoff和Kvecses（1987）指出，英语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转喻原则，即用处于某种感情或情绪时人体的特殊生理变化来表达情感。Ungerer&Schmid（2006：134）指出了“情感的生理转喻”这一术语来表示情感的生理反应现象。Ning Yu（2002）利用习语分析了身体-情感语言表达，指出徐盛桓（2016b：1）认为，身体-情感语言表达是一种用身体行为或状态行为作为心理情感写照的语言表达。身体-情感语言表达分为两类：1）身体-情感转喻：以身体的躯体、四肢、脸部表现出行为或状态，转喻心理状态;2）身体-情感隐喻：以身体的内脏表现出行为或状态，所构成隐喻来喻示情感。

这些情感的认知研究认为身体-情感表达存在转喻关系，并对其有大致分类。但是，具体的语料应该有更为具体的分类，这些研究未涉及对具体语料中身体情感转喻的具体分类，且其中隐转喻互动的研究也鲜有见到。为了进一步探讨和完善身体-情感表达转喻的普遍性和具体性的研究，以及其中隐转喻互动机制，本文利用ICM（理想化认知模型）理论、Ning Yu（2002）和徐盛桓（2016b）对于身体-情感语言表达大致分类的思路，选择汉语成语这一具有语言普适性的中国语言文化宝库作为语料，分析成语中身体-情感表达的转喻关系理想认知模型，又以Goossens的隐转喻理论，分析了其成语中身体-情感表达的隐转喻互动。

2. 相关理论

Lakoff（1987）最先提出理想化认知模型（ICM）这一术语，他认为转喻是“理想的认知模型”的一种类型，构建了转喻认知模型。Kvecses&Radden（1999：30-43）以ICM为理论基础，对转喻进行全面分析。他们认为哪里有ICM，哪里就有转喻。他们根据本体与喻体在统一理想化认知模式中相互作用的关系，把转喻分成两大类：整体与部分的转喻和整体中的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转喻。其中，整体与部分的转喻包括：事物模型、等级模型、构造模型、复杂事件模型、范畴-成员模型、范畴-属性模型、缩写模型;整体中的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转喻包括行为模型、感知模型、使役模型、产品模型、控制模型、领属模型、容器模型、地点模型、符号和指称模型、修饰模型。

3. 汉语成语中的身体-情感转喻及理想认知模型

汉语成语作为中国语言文化的瑰宝，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转喻。本文使用《分类汉语成语大词典》作为语料，选取该语料中情感类成语共563个，共12类：喜悦欢乐、忧虑愁苦、激愤恼怒、悲伤哭泣、怨恨相仇、后悔忏悔、惊恐惧怕、惶惶不安、害羞惭愧、惊讶诧异、情感复杂以及其他。根据徐盛桓（2016b）关于身体-情感语言表达的分类，收集情感类成语中带有由身体躯体、四肢、脸部表现出行为或状态的意义的成语共244个。这些成语构成身体-情感转喻关系，选取喜、怒、悲、惧最基本的情感举例，各自有较为突显的身体部位进行表达：“喜”主要由笑行为、眉眼状态、面色状态、四肢行为表现，构成转喻，分别占身体-喜情感转喻的41.2%、13.7%、25.4%、23.5%（一个情感类成语可能由几种身体部位的行为状态来表达）;“怒”主要由眉眼状态、四肢行为状态、面色状态表现，分别占身体-怒情感转喻的25.9%、22.2%、22.2%;“哀”主要由哭行为表现，构成转喻，占身体-哀情感转喻的87.5%;“惧”主要由四肢行为状态（包括发抖等）、眼睛状态、面色状态等行为表现，分别占身体-惧情感转喻的63.3%、16.1%、16.1%。

从这些成语中的能发现的转喻关系有多种。沈家煊（1999：4）认为转喻好像没有规律，但转喻又不安全是任意的;Ungerer&Schmid（2001）在研究情感生理时，发现一种情感里可以包含多种转喻。因此，不能认为转喻关系同理想认知模型是一对一的关系。我们在分析时，将这些转喻关系分成两类：生理的因果转喻和非生理的因果转喻。第一类生理的因果转喻是身体-情感转喻中的主要转喻关系，分为两层：第一层是基于使役模型（Causation ICM）。第二层在第一层使役模型的基础上展开，包括：事物模型、范畴-属性模型 ; 第二类非生理的因果转喻关系基于使役模型，虽占少数，但仍能发现其他模型：复杂事件模型（Event ICM）。雅各布（Jacob，1997：205-222）认为，对行为的因果解释分为：过程解释、程序解释或功能解释。汉语成语中身体-情感语言表达都可以归类到因果转喻关系。生理因果转喻的解释属于程序或功能的：人体生理机制的因;非生理的因果转喻的解释属于过程的：典故、历史等以往事件而约定俗成的因。这两种因都可能得到情感的果。

3.1 生理的因果转喻

A. 使役模型（Causation ICM）

心理学家沙赫特的情绪三因素理论认为对于特定的情绪有三个不可缺少的因素，第一，个体必须体验到高度的生理唤醒，如心率加快、手出汗、胃收缩、呼吸急促等;第二，个体必须对生理状态的变化进行认知性的唤醒;第三，相应的环境因素。情绪状态是由认知过程、生理状态和环境因素在大脑皮层中整合的结果。人甚至一些生物处于特定环境，通过认知获得体验，相应的刺激因素通过感受器向大脑皮层输入外界信息;身体在植物性神经系统、下丘脑和边缘系统的作用下产生了一系列的生理唤醒和情绪典型外部行为，如惊恐时的脸色变白、紧张时的心跳加快、发怒时的怒吼、竖毛甚至进行攻击行为等。我们进行语料分类时，将基于身体的生理机制而产生的生理唤醒和情绪典型的外部行为作为标准，共发现具有生理因果转喻关系的成语共177个，几类典型例子如表1所示：

在汉语成语中身体-情感转喻为因和果的关系，在使役模型下该转喻关系的原则是：用情绪产生的生理效应代替情绪。身体-情感并非互为因果关系，而是单向的因果，即情绪导致了身体的行为状态的变化。从“身体”角度来看，语料中基于生理因果（生理唤醒和情绪典型的外部行为）转喻：头部状态行为有144个，其余四肢等部位状态行为有33个。综上，头部状态行为代替情绪的生理因果转喻占主要部分，且非头部状态行为的生理因果转喻大多集中于代替惊恐惧怕不安的情绪中。

B. 事物模型（Thing-and-Part ICM）

转喻好像没有规律，但转喻又不安全是任意的（沈家煊，1999：4）。不能认为转喻关系同理想认知模型是一对一的关系。在上文具有生理因果转喻关系的177个成语中，仍能发现其他转喻关系的理想认知模型，第一个是事物模型。

事物模型（Thing-and Part ICM）分为两种：整体代替部分以及部分代替整体。情绪既是主观感受，又是客观生理反应。情绪有五个基本元素：认知评估、身体反应、感受、表达、行动的倾向。这里的身体反应可视为情绪引发的生理唤醒和情绪典型的外部行为。因此，这些生理唤醒和外部行为正是情绪的一要素。这一要素通过人体的躯体来表现，例如脸部、头部、四肢、背部等。情绪的表达可以由多个感觉器官获知，人们会选择较为凸显、联系更加紧密的行为或状态用于表达。所以在此事物模型中，转喻关系为：生理唤醒和外部行为（整体）中包含凸显的生理唤醒和外部行为（部分），凸显的生理唤醒和外部行为（部分）代替情绪（整体）。例如：喜悦能产生笑、跳等行为状态，“喜笑颜开”、“笑逐颜开”等，使用“笑”作为喜悦的凸显生理行为状态;愤怒能产生跳、咬牙、皱眉等行为状态，“面红耳赤”“暴跳如雷”等，使用面红、耳红、跳作为愤怒的凸显生理行为状态。

C. 范畴-属性模型（Category-and Property ICM）

另一个是范畴-属性模型（Category-and Property ICM）：不同的情绪具有其典型的特征属性，不同情绪（范畴）含有多种生理行为变化（属性）。举例说明：“喜”通常表现为心脏轻松、心气舒缓，伴随笑容、眼泪以及其他身体各部分动作，其典型突显特征为笑，眼睛变亮，眉毛舒展，脸色发光等，这些都属于“喜”这一范畴的属性特征。如：“眉开眼笑”、“喜逐颜开”等用眉毛、笑容等“喜”属性来代替“喜”范畴;情绪“怒”通常反应剧烈，一般伴随心跳血液循环加快、体温体压上涨、皮下血流供应量增多、瞪眼、咬牙、声音大、毛发立起等行为变化。如：“暴跳如雷”、“面红耳赤”分别使用跳、面红、耳朵红等属性来代替“怒”这一范畴;“哀”可具有心痛、皱眉、嘴角向下、沉默、流淚等突显属性特征，如“嚎啕大哭”、“泪流满面”使用大声、哭等属性来代替“哀”范畴。

3.2 非生理因果转喻

A. 使役模型（Causation ICM）

情感概念总的喻体的选择不是任意的，而是有一定规律的，在很大程度上受人的生理因素以及日常生活经验的制约和影响（Kvecses，2002）。身体在植物性神经系统、下丘脑和边缘系统的作用下会产生一系列的生理唤醒和情绪典型外部行为。但是有一些身体-情感语言表达并非生理的因果转喻，其身体状态和行为并不是由于生理因素造成的，可能是其他因素。大多成语来自历史事件、 典故、传说、 寓言等， 以个人经验为基础，为大家所了解，在表达情感时通过联想心理状态就有可能使用这些成语了，情感主体并不一定真的产生对应的行为，如：“向隅而泣”这个成语字面意思是一个人面对墙脚哭泣，用于形容没有人理睬，非常孤立，只能绝望地哭泣。“对着墙角哭泣”这一行为转喻悲伤情感。人在悲伤时，生理机制不太会使人做出这一行为，这里形成的转喻关系是由于典故、历史事件，此成语出自汉·刘向《说苑·贵德》：“今有满堂饭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意思就是在饭席上有一个人在角落哭泣就会引得所有人的不快乐。人们由于对此典故的熟悉，当情感主体产生特定情绪，联想到特定的典故历史事件的心理状态，而并不一定有“在墙角哭”这种行为。利用这个熟知典故与悲伤情绪之间的邻近性，使用了此类表达，那么转喻关系就形成了：因为联想到了典故，所以使用这个表达来表现情感。语料中共发现具有非生理的因果转喻关系的成语共67个，例如：“芒刺在背”、“牛衣对泣”、“日坐愁城”“弹冠相庆”等。

B. 复杂事件模型（Event ICM）

在上文具有生理因果转喻关系的67个成语中，仍能发现其他转喻关系的理想认知模型：复杂事件模型。一个事件可以包括很多不同的分事件（Kvecses&Radden，1999），事件和分事件相互代替产生复杂事件转喻。一个典故、历史事件必定包含着不同的分事件，例如“结草衔环”，比喻报恩、感恩戴德，至死不忘，这一成语出自古代报恩的传说，前者讲一个士大夫将其父的爱妾另行嫁人，不使殉葬，爱妾已死去的父亲为替女儿报恩，将地上野草缠成乱结，绊倒恩人的敌手而取胜;后者讲有个儿童挽救了一只受困黄雀的性命，黄雀衔来白环四枚，声言此环可保恩人世代子子洁白，身居高位。在这个成语的复杂事件中包含了许多分事件，如“嫁人”“将野草缠乱成结”等，而人们在表达感恩这一情感时，联想到这些事件后，选择了认为最为突显的“结草”“衔环”这两个行为事件，来代替整个故事的复杂事件，转喻感恩情感。具有同样转喻关系的成语还有：“首丘之情”、“废书而叹”、“一失足成千古恨”等。

4. 汉语成语身体-情感语言表达中的转隐喻互动

根据徐盛桓（2016b：1）的分类，身体-情感转喻是身体的躯体、四肢、脸部行为或状态转喻情感，身体-情感隐喻是身体的内脏行为或状态转喻情感。但是此处只是一个大致的分类，我们都知道隐喻和转喻是人类主要认知识解和思维方式，其常常交织在一起。Goossens（1990：323）指出，虽隐喻和转喻是两个不同的认知过程，但是二者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在语言中常常结合在一起，他用“metaphtonymy”（隐转喻）来表示二者的相互作用。成语具有其表面意义和深层意义，二者常体现出因果关系，于是转喻在其意义识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表层意义向深层意义的发展包含了认知机制的调整，一旦某种识解方式得到了广泛接受，习语的意义就会随之概念化（马辰庭、袁一平，2014：140），于是隐喻在意义识解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两种认知方式共同参与了成语的意义识解。为了进一步了解成语中身体-情感转喻的认知机制，下文将针对其转喻关系中是否结合了隐喻关系以及如何相互作用这两个问题，对汉语成语身体-情感语言表达中的转隐喻互动进行研究。

Goossens以语料库为基础，选取暴力行为、声音和身体部位的例子，得出四类隐转喻互动关系：来自转喻的隐喻（metaphor from metonymy）、隐喻内的转喻（metonymy within metaphor）、转喻内的隐喻（metaphor within metonymy）和来自隐喻的转喻（demetonymyzation inside metaphor）。其中前两类居多，后两类很少甚至没有（张辉、卢卫中，2010：51）。本文采取Goossens的隐转喻互动关系分类，选取前两类常见的关系对成语中身体-情感表达进行分析。

4.1 来自转喻的隐喻

来自转喻的隐喻，可以理解为转喻是隐喻的基础。即语义起源于转喻的思维和预警，但该隐喻与其转喻的起源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张辉、卢卫中，2010：51）。

汉语成语中此类隐转喻多见于内脏和五官的生理变化映射到情感域上，例如成语“面红耳赤”属于来自转喻的隐喻（见图4），其转喻基础来源于人的生理机制：愤怒这一强烈的情感，可以表现为肾上腺素、血管紧张素等激素分泌增加，血压上升、心跳加快。这些反应会让皮肤薄毛细血管多的脸部发红发胀。其体现的是身体生理-情感的转喻，即“面红”和“耳赤”这两种生理状态转喻愤怒。基于此，“面红耳赤”又可看出隐喻关系：人在愤怒时会有一些生理变化和状态特征，于是概念隐喻：“面红等愤怒时的生理特征是愤怒”即“生理上的变化特征是情绪。图5可表明此类隐转喻的认知机制，转喻中的源域和目标域共同作为隐喻的源域。再例如用眉眼行为状态转喻喜悦的：“眉飞色舞”“喜眉笑眼”“喜上眉梢”等，概念隐喻是：“眼睛和眉毛在动是喜悦”（陈家旭，2007：37）;用发抖转喻恐惧情绪的“不寒而栗”，概念隐喻是：“发抖是恐惧”。

4.2 隐喻内的转喻

Goossens（1990：333） 认为隐喻内的转喻是：转喻被嵌入在隐喻中。这种类型经常但并非一定伴随着相关实体源域中的隐喻式再解读。”汉语成语中此类隐转喻多见于一些假托、虚拟行为映射到情感域上。历史、典故中的身体行为或状态并不一定是语言使用者或者情感主体自身真实发生，而是假托、虚拟的。

例如成语“芒刺在背”形容内心惶恐不安，出自《蒲柳人家》：“他本是个整天跑野马的孩子，从早到晚关在家里，难受得屁股下如坐针毡，身上像芒刺在背。”芒刺在背”字面意义是如同有芒刺扎在背上。当人的背部上被刺扎的时候，其处在的环境和内心的感受都不可能是舒适的，因此象征着人处于惶恐不安不安之中，这是隐喻;再根据人们对此典故的了解，又会选取出当时不适不安境况中“刺扎背部”这一令人不适的突显行为。此处的行为并不属于语言使用者，而是其假托的虚拟的，所以使用者利用这个假托行为中的境况和人的心理感受等来代替了整个事件，这是转喻。所以“芒刺在背”引申出的不安情绪的认知机制见图6。

5. 结语

本文使用Kvecses&Radden的转喻和其分类理论对汉语成语中带有身体-情感转喻关系的表达进行了对其理想认知模型的发现和分类，接着使用Goossens的隐转喻理论，分析了汉语成语中身体-情感语言表达中隐喻和转喻的相互作用。研究发现，1）成语中身体-情感表达都具有因果转喻，可分为生理的和非生理的：生理的因果转喻类型属于使役模型，其中又可发现事物模型和范畴-属性模型;非生理的因果转喻也属于使役模型，其中又能发现复杂事件模型;2）根据Kvecses&Radden的转喻的ICM分类，得知因果转喻属于整体与部分的转喻关系，范畴和属性、事件与分事件等又属于整体中部分与部分的转喻关系。而成语中同一身体-情感表达既可以是整体与部分的转喻关系，也可以是整体中部分与部分的转喻关系，即成语中身体-情感表达与转喻理想认知模型并非一对一的关系，且其转喻关系的分类可以是十分灵活的;3）与以往认为习语是建立在隐喻基础上不同的是，在汉语成语身体

-情感语言表达中，隐转喻两种认知方式共同参与了其意义识解;来自转喻的隐喻和隐喻内的转喻是主要的互动方式，且转喻处于基础地位，可以为隐喻提供源域或者目标域。

本文對汉语成语中身体-情感转喻类型的分析仅涉及到使役模型、事物模型、范畴-属性模型、复杂事件模型，至于其他的模型

对身体-情感转喻的解释还有待补充。另外，本文在分析隐转喻时只分析了两种较为常见的互动关系，其余两种罕见关系在汉语成语身体-情感表达中是否存在或者如何存在，仍有待研究。

[参考文献]

[1]Goossens，L. Metaphtonymy： The Interaction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Expression for Linguistic Action [J].Cognitive Linguistics，1990（1-3） ：323-340.

[2]Jacob，P. What Minds Can Do？[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205-222.

[3]Kvecses，Z. Metaphor-A Practical Introduction[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4]Lakoff，G.& Kvecses Z. The Cognitive Model of Anger Inherent in American English[J]. Cultural Models in Languageand Thought，1987： 195-221.

[5]Lakoff，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68-90.

[6]Radden G. &K？vecses Z.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9：17-60.

[7]Ungerer， F.&Schmid，H-J.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2ndedition）[M].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6.

[8]Yu， N. Body and Emotion： Body Parts in Chinese Expression of Emotion[J].Pragmatics &Cognition，2002：341-367.

[9]Yu， N.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A Perspective from Chinese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1998.

[10]陈家旭. 英汉语“喜悦”情感隐喻认知对比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7）：36-37.

[11]马辰庭，袁一平. 隐喻和转喻的交叉互动——隐转喻理论视角下的英语“愤怒”习语研究[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39-144.

[12]沈家煊. 转指和转喻[J]. 当代语言学，1999（1）：3-15.

[13]徐盛桓. 镜像神经元与身体-情感转喻解读[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6a（1）：3-16.

[14]徐盛桓. 心理因果性视域下汉语身体-情感隐喻解读——身体-情感语言表达研究之二[J]. 外語教学，2016b（3）：1-7.

[15]张辉，卢卫中. 认知转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广西 桂林 54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