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六至七世纪高句丽政权北方外交困境

时间：2024-05-04

李卓霖

摘要：六至七世纪高句丽的外交局势面临着极大困境：在这片广大的疆域以北还生活着众多部族，形成了诸多或大或小的民族势力，这些势力与高句丽政权的互动也就构成了其北部外交环境的全貌，甚至我们也可以说这些势力与高句丽政权的外交状态直接决定了高句丽政权北部及东北部边界的安全形势。

关键词：高句丽;外交形势;民族关系

首先我们要知道，公元六到七世纪的高句丽政权的统辖范围基本与前一个时期大致相同，经过自小兽林王到长寿王的长期经营，高句丽政权的疆域基本已经达到其所能达到的极盛状态，即南至今朝鲜半岛中部地区，北至于今吉林省中部以北，西至于辽河流域，东至于今吉林省延吉以东的广大区域[1]。而在这片广大的疆域以北还生活着众多部族，形成了诸多或大或小的民族势力，这些势力与高句丽政权的互动也就构成了其北部外交环境的全貌，甚至我们也可以说这些势力与高句丽政权的外交状态直接决定了高句丽政权北部及东北部边界的安全与否。

一、柔然与突厥

（1）柔然

在北方诸部族中，首先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柔然与高句丽政权的关系，我们可以说他们双方是一种在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同盟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百济王上书魏廷的报告中有所了解。北魏延兴三年（473年）百济王扶余庆遣使控诉高句丽，言“高丽不义，逆诈非一，外慕隗嚣藩卑之辞，内怀凶祸豕突之行。或南通刘氏，或北约蠕蠕，共相唇齿，谋陵王略。”[2]其中所称的“或北约蠕蠕”就是与柔然互有勾结之意。而后当北魏政权准备对北燕政權发动决定性攻击从而一举覆灭北燕政权时，柔然与高句丽的这种默契的联盟就更显得明面化了。在北魏太延二年（436年），北魏对北燕发动了大规模攻势，面对这种情况，柔然在权衡利弊之后立刻破弃了与北魏的联姻关系，出兵北魏对其侧翼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而高句丽也冒着与北魏决裂的风险迎接北燕冯弘入境并拒绝将其交出，即《魏书》中所言的“太延二年，高丽遣将葛卢等率众迎之，人和龙城，脱其弊褐，取文通精仗以赋其众。文通乃拥其城内士女人于高丽。”[3]

虽然从史书记载中我们无法判明高句丽军队是否在接应冯弘的过程中与北魏军队发生过直接冲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次高句丽迎冯弘入境的行为使北魏错失一举擒获北燕王的机会，拥有一定声望并很可能掀起复国运动的冯弘成为了高句丽与北魏博弈中的一颗重要棋子，这对北魏而言可谓是如鲠在喉。同时高句丽此举也意在维持北燕一定程度的存在，保持自己与北魏之间存在一道安全的“防波堤”，从而保障自身西部边境的安全。在北魏对北燕进行最后一击时，可以说高句丽与柔然均插手北燕，使北魏彻底灭亡北燕的计划破产。二者得罪了北魏，也就面临着被北魏征讨的严重后果，相同的境遇及恶劣的外部形势，也迫使高句丽与柔然迅速走向联合。不过可惜的是随着六世纪初突厥取代柔然兴起于草原之上，高句丽与柔然的这种基于共同利益的联盟也正式走到了尽头。

（2）突厥

对于突厥和高句丽政权的关系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应该是在东西突厥正式分裂之前，在这个时期突厥基本上延续了之前柔然与高句丽的交往模式[4]，虽然双方也由于争夺对契丹诸部的统辖权等原因爆发过一定的冲突，但是总体而言双方在向辽西地区进行渗透并支援高保宁集团反抗北周等事务中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合作共赢的，而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史料记载得到一定的证实，据《北齐书·高保宁传》记载“周师将至邺……保宁率骁锐并契丹、靺羯万余骑将赴救。”[5]虽然这段史料中只是说明契丹与靺鞨参与了支持高保宁集团的行动，似乎与高句丽和突厥并无关系。但是在《隋书》以及《旧唐书》中我们可以发现此时“（契丹）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于高丽。”[6]、“（靺鞨）西接突厥，南界高丽，北邻室韦，其国凡为数十部，各有酋帅，或附于高丽，或臣于突厥。”[7]从这两条史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推断出当时高保宁集团的重要支撑力量契丹与靺鞨势力基本上摇摆于突厥与高句丽之间，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断出突厥和高句丽才是此时高保宁集团的真正幕后支持者，二者的势力此时也必然已经渗入了辽西地区。

同时隋文帝为制衡突厥也在积极拉拢高句丽，高句丽此时作为东北地区势力最为强大的地方政权，在隋突博弈中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因此也同时受到了双方的重视，双方也都对高句丽政权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拉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隋书》中记载的自开皇元年（581年）隋与高句丽正式确立册封关系到开皇二十年（600年）高句丽先后十三次高频率向隋朝朝贡并接受隋朝不断册封以及突厥势力多次在高句丽与隋朝发生冲突时出兵牵制隋朝[8]的情况中清楚地推断出来。而高句丽自身也得以利用这种情势不断在双方之间游走，借以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的利益。不过随着开皇十九年（600年），隋朝大破突厥并立亲隋的启民可汗为汗，突厥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高句丽的北方外交形势也随之受到了巨大冲击。由于西突厥距高句丽甚远，因此这一时期高句丽北方外交的重心也就转变为集中于与东突厥往来。在炀帝初年，随着东突厥势力的逐渐恢复以及高句丽向西北方向的不断扩张，双方的领土逐渐接壤，客观互动也不断增多，在同时面对国力日盛、咄咄逼人的隋朝的情况下，联合也就成为了此时东突厥与高句丽心照不宣的一种选择。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隋

书·突厥传》得到证实，即“（大业三年）高丽私通使启民所，启民推诚奉国，不敢隐境外之交。”[9]这里所谓的“高丽私通”也就是高句丽私通东突厥之意，然则为何要“私通”呢，难道隋朝对自己臣属国之间的往来持一种完全禁止的态度么？这很显然并不是实际情况，隋朝并不会禁止自己臣属国之间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正常外交往来，但这里所用的“私”字明显是指高句丽与东突厥的互通存有一种不可告人甚至是严重危害隋朝利益的目的，因此这种互通也就绝不能为隋朝所知。从前述中我们可以推断出，高句丽与东突厥二者在这个时期一定是有一个联合的趋势和需求，而这种联合事实上就是要使高句丽与突厥互为犄角之势，以钳制中原王朝。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此时期的高句丽在事实上已经加入了一个以东突厥为核心的北方诸部弧形包围中原王朝的联盟网络。

不过高句丽与东突厥的这种联合最终也没能长期维持下去，贞观四年（630年）初，唐朝一举击溃了东突厥，擒获了颉利可汗，结束了东突厥长期称霸东北亚的局面。这一举动可以说对高句丽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东突厥这个强援覆灭之后，高句丽急需试探清楚，新上位的太宗皇帝是准备继续秉持之前高祖皇帝的和平政策还是效法隋炀帝准备一举攻灭高句丽，因此才出现了所谓的“献封域图”[10]一事.

总体而言，柔然、突厥与高句丽的外交往来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双边关系，他们之间的分合亲疏往往与中原政权的强弱以及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中原政权对柔然、突厥和高句丽态度的变化直接决定了柔然、突厥与高句丽之间关系的变化。

二、契丹诸部与靺鞨诸部

随着东突厥的灭亡，东北亚的政治版图也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在这场规模浩大的政治变动中，原本以东突厥为核心形成的包括契丹诸部、靺鞨诸部以及高句丽在内的针对唐王朝的弧形包围网瓦解，而此时对于高句丽而言，最为关键的便是要将之前一直在高句丽和突厥之间摇摆不定的契丹和靺鞨诸部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下，避免这两支举棋不定的势力投入唐王朝的怀抱从而彻底丧失北方缓冲地带。换言之只有掌控了这两大部族，高句丽才算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战略纵深并能够保障自己北部边境的绝对安全。而对于契丹和靺鞨诸部而言，没有了强大的北方草原民族的压制他们第一次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而摆在他们面前的一方面是国力蒸蒸日上的中原唐王朝抛出的橄榄枝，而另一方面则是尚有一定实力且距离自己极近的传统地区强权高句麗政权的拉拢，他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选择，一旦选择失误整个部族可能就会因此灰飞烟灭。

（1）契丹诸部

对于契丹诸部而言，这种选择似乎相对较为简单一些，因为早在隋文帝时期契丹诸部便尝试着向隋朝投出过橄榄枝同时也得到了隋朝的积极回应，据记载“开皇四年（585年）（契丹）率诸莫贺弗来谒。五年，悉其众款塞，高祖纳之，听居其故地。六年，其诸部相攻击，久不止，又与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责让之。其国遣使诣阙，顿颡谢罪。其后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高祖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颉之北。”[11]可见在隋文帝时期，隋朝便以积极试图拉拢契丹诸部，并且已经初具成效。但是后来随着隋朝征高句丽失败，契丹诸部不得已之下再次归附突厥，并寇抄隋朝边境，双方关系一度疏远。[12]到隋末唐初时期，契丹的第一个部落联盟即大韦氏部落联盟成立，实力逐渐强盛，有了一定的周旋的资本，另一方面唐朝的国力也在不断上升，在攻灭突厥之后更是隐隐有成为东北亚地区新一代霸主的气象，同时自高祖以来唐朝政府大力拉拢契丹部族的政策也令契丹诸部渐生臣服之心;而反观这场围绕着争取契丹诸部的博弈中的另一方高句丽时我们可以发现，相较于唐朝对契丹诸部的大力拉拢，本就与契丹有过“掳民之仇””的高句丽政权此时竟然试图以武力威胁逼迫契丹诸部归附高句丽，甚至主动出兵试图一并压服契丹与靺鞨诸部，结果在唐朝营州都督张俭的指挥下“营州部与契丹、奚、霫、靺鞨诸蕃切畛，高丽引兵入口，俭率兵破之，斩俘略尽。”[14]这种强烈的对比最终导致了原本“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于高丽”[15]已经基本依附于高句丽的契丹部族彻底背弃高句丽政权，整体再次投奔唐王朝的怀抱，并摇身一变成为了唐朝灭亡高句丽的“马前卒”。契丹的这次内附可以说是高句丽北部外交的一次重大失败，自此高句丽的北部边境多出了一个具有一定实力且对其极端敌视的政治实体，整个北部防御体系出现了巨大的漏洞，形成了自北部和西部对于高句丽边境的双重打击局势，直接导致了唐丽双方平衡状态的打破，为高句丽的最终灭亡埋下了伏笔。

（2）靺鞨诸部

相对于契丹诸部，靺鞨诸部尚未在这个时期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因此其各部的外交政策都有所不同，对待高句丽和中原王朝的态度也有着极大的不同，在这里我们延续范恩实先生的研究，着重对靺鞨诸部中最为强大也是与高句丽来往最为密切的粟末、黑水和白山三部为重点论述对象[16]。

在这三部之中我们首先来看粟末靺鞨，从李延寿所著的《北史》之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粟末部与高句丽是世仇关系“每寇高丽””，甚至一度占领了高句丽故地“夫余地区”即“正始中，宣武于东堂引见其（高句丽）使芮悉弗，进日：‘……黄金出夫余……今夫余为勿吉所逐………[18]。又从《隋书》中可知，当隋炀帝伐高句丽时，粟末部率部来降主动归附隋朝即“（粟末靺鞨）渠帅度地稽帅其部来降。拜为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19]，可见双方积怨之深。因此我们可以说除了在战争中俘虏粟末部之人并强迫其成为高句丽之民这一种手段之外，高句丽几乎不可能以任何形式降服或者与粟末部结成同盟。其次我们再来看黑水部的情况，黑水部本身所居与隋朝及高句丽相隔较远，需要跨越白山部、号室部与粟末部，即《北史》中所载：“然其国与隋悬远，唯粟末、白山为近。”[20]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史书上所载的黑水部与高句丽的直接互动并不十分多，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二者相安无事。在《北史》卷九十四《勿吉传》中我们可以发现黑水部曾经与百济密谋攻取高句丽，即所谓“密共百济谋从水路并力取高句丽”[21]，这里我们还是延续范恩实先生的研究，认为黑水部所要攻取的是被高句丽所同化的沃沮之地[22]，但这也足以证明黑水部与高句丽之关系是远远称不上融洽的甚至可以说黑水靺鞨部始终觊觎着高句丽政权所辖的领土、人口以及财富，时刻准备着从高句丽手中夺取矿藏丰富人口众多的辽东地区。最后我们再来说白山部，可以说白山部是距离高句丽最近的一支靺鞨部族，同时也是由于其过于接近高句丽且国力相对较弱，因此其在这一时期基本上已经被高句丽完全征服，太宗征安市城时前来援助的靺鞨士兵很可能就属于白山靺鞨[23]，而这支靺鞨部族也是唯一被高句丽政权完全征服并能为其所用的靺鞨部族，但我们也可以清楚地认

识到白山靺鞨势力范围狭小，局限于高句丽的东北边境附近[24]，完全无法起到充当高句丽政权与中原王朝及其附属势力战略缓冲区的作用，因此唯一被高句丽政权完全征服并加以利用的白山靺鞨部除了为高句丽提供有限的兵源以外几乎再无其他用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在与靺鞨诸部的交往中，高句丽政权基本上也没能达成自己的目标，与其相邻的靺鞨部族基本都与之处于事实上的敌对关系，而唯一被其征服的白山靺鞨部又无法起到战略缓冲的作用，再加上契丹部族对于唐王朝的一边倒政策，高句丽政权在六到七世纪之间其北部的外交形势已经严重恶化，而这种恶化的起始点或者说转折点就是源自贞观四年东突厥势力的覆灭。

三、对本时期高句丽政权与北方诸民族势力的外交形势的总结

通过以上对于高句丽政权与北方诸民族势力外交形势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六到七世纪高句丽政权一方面逐渐丧失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强力支持以及对中原王朝的强力牵制，另一方面在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式微之后，高句丽政权并没有能抓住机会将摇摆不定的契丹与靺鞨诸部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反而用错误的武力威胁外交政策把他们彻底推入了自己的对立面。经过这一轮激烈的外交博弈之后，高句丽政权基本上已经完全丧失了其北部的战略缓冲带和战略纵深，现在中原王朝的势力已经可以完全覆盖其北部边境，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兵临城下”的危险局面，其灭亡也进入了倒计时阶段。

[参考文献]

[1]马大正李大龙耿铁华权赫秀：《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第176 - 177页。

[2]（北齐）魏收：《魏书》卷一百《百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2218页。

[3]（北齐）魏收：《魏书》卷九十七《海夷冯跋传》，1900页。

[4]刘楠楠：《论隋唐（前期）对高句丽、渤海政策的展开与突厥因素》，第13页。

[5]（唐）李百药：《北齐书》卷四十一《高保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547页。

[6]（唐）魏徵：《隋书》卷八十四《契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81页。

[7]（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九九《靺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58页。

[8]（唐）魏徵：《隋书》卷二《高祖下》，第28 - 59页。

[9]（唐）魏徵：《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第1875页。

[10]（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二十《高句丽本纪第八-建武王传》，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51页。

[11]（唐）魏徵：《隋書》卷八十四《契丹（室韦）传》，第18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