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扶贫的必要性和伦理价值

刘妍

摘 要：打赢扶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战略部署。慈善助推扶贫攻坚既有现实和理论的必要性，也具有深远的伦理价值。慈善扶贫是对马克思主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宗旨的继承与发展；有利于缓和贫富之间的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弘扬传统美德，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利于提升个体的道德境界，强化个体社会责任意识。

关键词：慈善；扶贫；伦理

帮助弱势群体本是慈善事业的天职。在这场帮助弱势群体摆脱贫困的攻坚战中，慈善无法也不可能袖手旁观，相反作为扶贫的一种方式，它在政府主导力量之余可以有效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凝心聚力共同完成2020年全面脱贫的既定目标。慈善扶贫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实践探索的现实需求，同时也能为社会形成扶贫长效机制奠定良好的伦理基础。

一、 慈善扶贫是对马克思主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宗旨的继承与发展。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运动本质特征的科学揭示，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1]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而作为“绝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被资本家剥削，长期处于贫困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的本质原因，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制是导致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消灭剥削制度是改变无产阶级经济地位，使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贫困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才逐步建构起来并走向成熟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使无产阶级从贫困中解脱出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主要契机，也成为检验和区分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因而，我们党始终坚持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将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过上幸福的日子作为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的责任。慈善扶贫与我们党坚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立场原则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宗旨，立足中国贫困问题的现状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不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推向前进。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探索，他以农村为起点，从土地改革、医疗、教育等方面出发进行了新中国最初的扶贫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使人民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与世界其他国家拉开了距离。改革开放后，立足于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况，邓小平认为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来谈社会主义，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2]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上，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他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改变贫困现状，为广大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提供物质基础和保障，这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4]从邓小平时代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时代的“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5]，“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梦更无从谈起。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探索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使7亿农村人口摆脱了贫困。联合国高度评价了中国在全球减贫事业上的贡献，《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指出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在全球减贫中发挥了核心作用[6]。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我国的扶贫开发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扶贫任务依然很艰巨。截至2016年底，全国还有贫困人口4200万人左右，其中还不包括因各种原因脱贫后返贫的人数。在余下不足四年的时间里，每年至少需要解决1000多万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才能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让一个人掉队的预期目标，任务难度可想而知。特别是当下，扶贫已经不再是仅仅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更重要的如何巩固温饱、提高贫困地区发展能力、加快脱贫致富、缩小发展差距。以往粗放式的扶贫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只有建立有针对性、长效性、可持续性的精准扶贫机制，才能有效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脱贫攻坚需要以政府力量为主导，但是完全寄希望于政府“全方位兜底”式的扶贫方式来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是不够的。只有形成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扶贫格局，才能尽快推进当前的扶贫工作。慈善扶贫注重参与个体的道德意愿，强调在主观自愿基础上产生的助他行为。在脱贫攻坚和倡导精准扶贫的今天，慈善扶贫可以通过发动广大有志于慈善事业的社会成员来增强扶贫力量，并以其自身专业化和多元性的优势，最大可能的弥补过去粗放扶贫大而不精的缺陷，从而使扶贫发力上更为精确化，更具实效性。

二、 慈善扶贫有利于缓和贫富之间的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滞后。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6》显示，改革开放后农村家庭收入增长比城市地区要快，农村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却在增加。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贫富分化成为当前中国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大量刚刚摆脱贫困状态的阶层，面临着难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窘迫境地。特别是那些无力改变自身困境的弱势群体，在社会的排斥中而逐渐被边缘化。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影响下，底层民众产生了相对剥夺感。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会导致其对身边群体敌视或不满，并随之产生了一种“仇富情结”，也就是所谓的仇富心理。曾有一项调查显示，在问及“您认为在如今社会上的富人中，有多少通过正当手段致富？”仅有5.3%的人回答“有很多”，“富人的钱，干净吗？”成为了公众普遍的质疑。[7]有些社会底层人员在仇富心理的作祟下，采用暴力手段袭击富人、或破坏富人的财物的方式来发泄不满情绪，以致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社会的和谐有序是建立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良性互动，感情融洽基础上的。然而，当前贫富阶层之间感情上的对立给和谐社会的建设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成为阻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不安因素。慈善扶贫通过动员社会力量架起了贫富之间沟通的桥梁，在贫富的直接互动中加强了两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富人通过参与慈善扶贫，自愿捐献自己的一部分收入，用于帮助有困难的弱势群体。与政府力量为主导的扶贫行为相比，这种以社会力量为主的慈善扶贫更有利于减弱贫富阶层的对抗心理，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 慈善扶贫有利于弘扬传统美德，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慈善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性善文化的基础上，经过儒、佛、道三家相互融合而成。在历史的沉淀中，慈善文化凝练出乐善好施、恤老扶幼、扶贫济困的观念与行为，逐步成为中国传统美德的一部分，进而成为中国人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其自身固有的趋利性逐渐显现出来，加之诸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多元文化思潮的侵入，导致了道德严重失衡。在利益的驱使下，人们的仁义、诚信等道德意识逐渐弱化，甚至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最近，媒体报道的一起“女子斑马线遭二次碾轧丧命”交通事故，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女子在斑马线附近第一次被撞倒后，有20辆左右的车选择绕行，20个左右行人缓步走过，但却没有人主动上前施救或拦住过往车辆。对被撞倒在地的女子，旁观者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应。直至第二次碾压，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旁观者的冷漠”中消失。这又是一次“小悦悦事件”，每一次类似事件的发生都让人扼腕惋惜，同时又让人错愕于世人的冷漠。对于“道德滑坡”的救治，慈善无疑是一剂良方。中国的慈善文化是一种性善文化，它倡导和鼓励人们能够身体力行的多做善事，关心爱护他人，以强扶弱，救助他人。通过弘扬宣传慈善文化、发展慈善事业，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良知，让济人危难、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回归人性。而当每个人都能这种传统美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时，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相互帮助、相互关爱、不求回报的良好社会氛围，这恰恰也是党和社会凝心合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必要条件之一。

四、 慈善扶贫有利于提升个体的道德境界，强化个体社会责任意识。

慈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利他行为，是人们心目中最能体现道德境界的一种行为方式。个体道德境界越高，在正能量的引导下会产生越来越多恰当并且正确的慈善行为，相反个体道德境界越低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慈善行为的产生。慈善扶贫则为实现道德积累，提升个体道德境界提供一条有效途径。

以往谈起慈善，人们常常将其归结为富人的游戏，认为只有富人才有资格从事慈善。这是一个误区，慈善行为的产生并非由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少来决定，而是取决于个体道德境界的高低。慈善无门槛，只要心怀善心，人人皆可为慈善。正如季羡林先生“为慈善付出的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少，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时间、精神，层次很多，幅度很大，不管在什么条件下，出于什么动机，只要他参与了，他就开始了他的道德积累”[8]。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有很多种，富人们可以通过转让收入来实现分配的公平、助推扶贫政策的落实，而普通百姓也可以参加公益活动，通过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来帮助他人。但无论哪一种方式，其行为产生的价值和意义都是值得肯定的。人们在积善行善的同时，自身的道德良知也会得到有效激发，从而更加深刻的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和义务。

2015年中国有9487.5万名志愿者参与了志愿服务活动，捐赠服务时间达15.59亿小时，为国家贡献国民生产价值600亿元。在接受调查的志愿者中，既有17岁的高中生，也有65岁的退休老人，而其中31%的人表示过去一年中经常参与助老扶贫、扶弱济困、社会建设相关的志愿服务活动。[9]可见，越来越多的人们深刻意识到自己作为公民应肩负的社会责任，自觉加入到慈善的队伍之中，并在实践中发挥着慈善扶贫济困的社会职能。慈善扶贫基于慈善的伦理功能，在实践中提升个体的道德境界，有效强化个体的慈善意识、固化个体的慈善行为。这不仅有利于扶贫长效机制的建立，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83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頁.

[3]《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5]***：《***谈治国理政》. 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页。

[6]张伟：《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新贡献》，《光明日报》2017年6月7日。

[7]高红， 李雪卿： 《论和谐社会视域中的慈善》.《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8]季羡林： 《季羡林谈人生》.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

[9]杨团主编：《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8-95页.

（作者单位：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 20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