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云隙的微光

薛忠文�オ�

当中国农民进入经济变革时期，长久的传统观念，僵化的体制的统治在现代思潮冲击下开始松动，他们在传统的封建意识形态桎梏下解放出来以后，便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对个性、价值和人的尊严的求索和思考。新的生产力发展引起生产关系变化的社会运动，进而引起新旧势力冲突中的主流趋势——价值观念体系的根本转变。这同样反映在贾平凹关于婚恋主题的小说中。

从《小月前本》①到《鸡窝洼的人家》②他写青年女子择偶时的徘徊与决断，写两个家庭的破裂到重新组合，在看似平淡无奇的情节下面，透露出令人欣喜的信息：人的觉醒、人的自我发现、人的价值的自觉追求，构成了这几篇作品的共同思想内核，反映了贾平凹力图运用当代意识去观照生活的意图，而且这种对人的价值的思考，主要是通过人的感情世界、心理状态的深层开掘显示的。人物的外部活动与行为描写依然受到重视，但作家更为关注的却是这些活动、行为的心理根据。从这些作品，人们明显地感觉到贾平凹的一种创作倾向，即对于“不规不则的生活 ”、“ 不伦不类的人物”，也就是奇异与怪诞的热衷与偏爱。他能在奇中写出真情，弥漫在他作品的淳朴的野性的美与情趣，又或浓或淡地折射着时代的波光，历史的投影，体现了他的审美追求。

在《小月前本》中，那种超越个体意志的普遍的历史意志，具现在小月对构成家庭结构一极的丈夫这个角色的明智而又伴随着痛苦的选择上。离开安分守己恪守传统生活秩序的才才，走向拥有开拓对山地人来说纯属未知世界的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机智和能力的门门。小说的每一笔都在写小月与才才、门门之间的爱情发展，在展示三个农村青年聚散，吸斥之间内在的感情发展逻辑。但小说的每一笔又都恰切地让人感到是在写社会，在揭示整个农村社会变革潮流中内在的生活发展趋向，使小月与门门流出的爱的晶莹的珠泪胀满了这样丰实、深邃的社会内容。

门门并不是如向他扔石头的村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用小月的话说，他不过是表面上有点“油”气，好抽烟好喝酒，生活顺遂时说话气粗占地方而已。如果我们把衡量人的陈年古尺放在一边，而用一种恢宏的、宽容的、新的时代尺度去衡量他，就会承认小月确有慧眼。她看出了他是比才才那种老实死板的好农民更好的好人，是“好的正是时候”的好人。门门极聪明、极活络，他不甘心于在分给他的几亩山地上扒食，不倦地寻找着新的发展机会：丹江河上撑排搞贩运，抗旱时节租赁抽水机，买磨面机开磨坊，为山村推销弥猴桃换取木材指标……他展开了闭塞的乡亲们所不敢想、不敢做的多种多样的经济活动。他还是偌大一个村里唯一订一份《人民日报》的农民。他是中国农村长期被禁锢的活力和智力的种子，沐了春雨冒出的最初的幼芽。他的经济活动还是零碎无一定的方向，孤立而无声势的，但它已经显示出了强悍的生命力和难以抵御的吸引力。王和尚和才才虽然对门门百般看不惯，不也在门门搞来的抽水机面前服了输吗？小月正是从门门身上看到了摆脱她爹（包括才才）那种三亩地一头牛的苦受的生活方式的希望，才把她那少女的心向门门倾侧过去的。她在爱情选择面前的抉择，是一个聪敏的农村少女挣脱几千年来相沿成习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充满激情的尝试。

表面看来，门门和才才在爱情上的不同命运似乎是由他们不同的气质所致，门门大胆泼辣得近乎轻狂的进攻，才才拘谨得近乎呆鸟的行径，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往深层看，难道才才在生活和爱情中表现出的颟顸和胆怯，不正是他的生产经营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陕隘和守旧的一种沉积和延伸吗？小月的最终选择，不正是时代对于人的选择吗？冥冥中是有只无形的社会时代之手在选择。“才才娘是个寡妇，丈夫去世过了四年，她和才才还穿着白鞋守孝，才才从小长的瘦猫似的，病闹个不停，人们都说‘怕要绳从细处断，才才娘日夜提心吊胆，总是给他穿花衣服，留辫子头，想叫他‘男占女位，祛灾消祸”③。在这样的氛围中及至长大，才才还不及王和尚的一个翻板，他只会象牛一样的下死力，凡与老规矩不一样的事一律做反对派。他一心爱着小月，“但是一等到只有他们两个人了，才才就不敢看她，出一头的汗”④，明明知道门门也在爱着小月，却不会想事和分析原因，只会一叠声的骂一个词“流氓”。小月夹在两个人中间，矛盾异常、思绪万千，情绪翻云覆雨，而当被围观时“才才去关了院门，堵住了街坊四邻来看动静的孩子，木呆呆的站在院里，抱着头倒在一堆柴草窝里，眼泪从脸上滚下来”⑤。待到小月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比较、思考，将一腔热情全部倾注到门门身上时，他也只会“谁也不理会，一声不吭地钻到坑上去，哇地一声哭了。”才才为了一条犁沟可以与人打架，头破血流，但为了爱情却不能。小月和门门以他们的愈是压抑愈猛烈的爱情的内心风暴，向农村生活中封建落后的东西，作了令人痛快的、勇敢的冲击。他们的结合，当然非常遗憾的给善良的才才、王和尚、才才娘造成了深重的伤害，为此，他们也犹豫、自责，脑海中甚至不止一次地浮现过有罪的意识，门门也因此受到村民的打击、指责和排斥。但是生活的逻辑是客观的，不可逆转的，不管他们主观上对自己的大胆行为的畏惧和逃避，终将他们推向如火如荼的结合，这是多么的令人深思啊！

再看回回（《鸡窝洼的人家》），三十几岁，年富力强，正是劳动致富的大好时光，却连这一理想也没有，梦中没有，醒来干活时更没有。他所有的只是一个“饱”字！或许还有一个“暖”字。不过，他在这方面的要求非常低，浑身上下都被粪便熏得臭烘烘的，老婆烟峰叫他勤洗着点，他不但不以为然，反而振振有词：“农民嘛，有垢甲有福嘛”！他这三十多岁的生命旅程，基本上是在“ 集体化”的道路上熬过来的。那种“穷过渡”的“左”的路线和政策，根本不可能引导他产生为自家创业更为国家和集体创业的理想。无权支配土地和农产品的经历，尤其是反复出现的吃不饱肚皮的痛苦生活，使他的头脑中出现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也是最牢固的观念，仅仅是“人就图个有粮食吃”。他笃信土地是命根的生活观念。山地人异常的耐力、谨慎、节俭和坚韧以及健忘，土地的贫瘠和生计的艰难，迫使他们将使用于日常性事物的韧劲和节俭也同样移植于精神的张扬。几乎怀着单纯以至于单调的观念生活着，劳动即是生活的手段，也是生活的目的。沉重的劳作吸收去他们几乎全部充沛的精力和山地智慧，将他们的人生空间填塞的即充实又简单。他们的快乐和苦恼的内涵及其表达方式，意志，原则，怀疑和信仰，特别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务实的生活本性和某些准宗教的超脱感，在他们的生活中沉积下来，成为一种持续不变的心理：随遇而安，守旧本份，接受并无限度的承担生活的窘迫的耐力。它闷住了自己的正常欲求，容忍那种缺乏活力，长久凝滞的自然经济规范继续绵延的厚重堕性。他“向土坷垃要吃要喝”的古朴生活信条，他对子嗣的重视，对伦理关系狭隘的理解，对世俗舆论的畏惧、尊重、认同都集合成一个和固有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整体观念。这个观念牢牢的限制着他，使他的精神无力冲破自身狭隘的经验世界。这个完全处于盲目的习惯状态的可怜农民，无法理解禾禾的追求，更无法理解妻子烟峰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而感情他属。他深深地惶惑着，对极剧变动的生活极度的不适应，他以往的经验已无法帮助他们解释时代深刻的变革。贾平凹明显的意识到，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对中国农民最大的催残就是智慧的流失。

与回回相反，时代垂青的是禾禾式的农民。由于政策的改变，生产责任制的实行，某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正在起着变化，这明显的表现在禾禾的“瞎折腾”以及鸡窝洼的乡亲们对他看法上的改变上。禾禾曾在河西走廊当过几年兵，回到陕南山区后，在麦绒家当了“倒插门”女婿。他不满足于死守着几亩山地，谋划着养蚕致富。为了攒到养蚕的本钱，他和麦绒一起到白塔镇上烙油饼出售，也曾借钱买来压面机给人压面条。但不仅没赚到钱，反而将一个颇为殷实的农家折腾的败落了下来，以致想偷偷卖掉被麦绒视为命根子的那头牛抵债，最终将自己的婚姻也断送了。在鸡窝洼禾禾一度成了落魄的“浪子”，无家可归，寄宿在回回家。但他天生不安分，并没有灰心丧气，反而更放手的折腾起来：他打狐子、卖豆腐、贩麦种、放柞蚕、植山桑、买拖拉机跑运输，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失败，再不断的进取。炸狐子没炸着倒炸了狗，卖豆腐没赚着钱倒养肥了回回家的猪，更大的打击在等着他。丰收在望的柞蚕被一群飞来的乌鸦片刻间啄得一干二净，数十个日日夜夜辛勤劳动的成果毁于一旦，越来越厉害的舆论压力，被断然拒绝的复婚要求，想改变一下生活的方式真真是不容易。禾禾从他所择定的新的生产方式再三再四的挫败、困顿中，也从不理解他而对他采取疏离、冷漠态度的乡邻们的成见中，乃至从个人最隐秘的内心的失意、沮丧、疲惫和感情的痛苦、烦恼中，坚定不移地出发，认准舍此之外别无他路可走，他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向乡邻们证明了在他们的出生地上是完全可以开始一种比现有境况合理得多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而他最终也以很会谋划安排生活的智慧和韧劲以及希望别人同他一道过上好日子的真诚心肠，扭转了鸡窝洼人心的向背。商州山地发生的生活秩序和价值观念的更易，并不单纯只是一个外面世界对商州的单向输入过程。若是没有禾禾们，没有绝大多数山地人身上拥有的趋赴现代生活的主动意向，没有具备承受住难以尽述的来自环境和自身压力和痛苦的意志，外部现代社会的影响或刺激恐怕很难指望 会在这里激发出多少使人乐观的反应。可以看出麦绒与禾禾离婚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不同生活境界的向往和不同的追求。这无疑是两种历史力量，以两种生活观念的形态，在时代变革中表现出来的基本冲突。两个家庭因不同的向往和追求而破裂了，又由于共同的志趣和生活方式适得其所地重新组合起来。这种被传统观念所鄙弃的换婚近在咫尺地发生了，没有引起震动，村民们很快便认可了，并产生了早该如此的想法，这不是人心向背吗？这不是历史、社会、时代发展的选择吗？

[注释]

①《贾平凹集》海峡文艺出版社

②《贾平凹集》海峡文艺出版社

③《小月前本》《贾平凹集》第8页，海峡文艺出版社

④《小月前本》《贾平凹集》第56页，海峡文艺出版社

⑤《小月前本》《贾平凹集》第79页，海峡文艺出版社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所，山东 济南 2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