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生文学形象的演变

时间：2024-05-04

李东方

摘要：自唐朝元稹的《莺莺传》起，西厢故事就开始广为流传，历代文人也对这一主题做了不同的演绎。从《莺莺传》到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的《西厢记》，张生的形象在不断的变化，由一个“薄情”的负心汉变成一个“专注爱情”的痴情种，这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政治环境和唐元文人的社会地位息息相关。

关键词：张生形象;主题;演变

《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西厢记》讲述的都是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但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现实生活的差异以及作家的思想观念的变化，西厢爱情故事的内容、主题、艺术形式也大不相同。

一、“西厢故事”的发展演变

“西厢故事”最早源于唐元稹所写的唐传奇《莺莺传》。它描写张生在蒲州普救寺寄寓时和莺莺相恋，后又遗弃莺莺的故事。深情但又软弱的莺莺最初在张生追求她时顾虑重重，而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与张生结合。但被张生抛弃后只有哀怨，认为都是自己的错。张生是一个“始乱之，终弃之”的薄情负心的文人，遗弃莺莺后，竟反诬莺莺是“妖孽”，为自己辩解。到了金代和南宋时期，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以唱本和戏文的形式流传开来，如《莺莺六幺》、《张珙西厢记》、《西厢记》等，但流传下来的只有以说唱形式表演的《西厢记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是金章宗时董解元所作，简称《董西厢》①。董解元不落窠臼，把莺莺惨遭抛弃的悲剧改写成张生和莺莺共同反对封建礼教、主张婚姻自由的爱情喜剧。张生不再是始乱终弃的无德文人，而是用情专一的痴情男子。莺莺也不是逆来顺受、怨而不怒的女性，变成了执着追求爱情、敢爱敢恨的相国小姐。但是作者把莺莺对张生的爱与“报德”连在一起。同时把红娘、老妇人、普救寺法聪和尚的形象都作了改动，推动着情节的发展。这些改动大大丰富并深化了原作的思想内容。元朝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继承了《董西厢》的写作脉络并进行了改造。剧中的张生、莺莺固然是才子佳人，但才与貌并非是他们结合的唯一纽带。王实甫强调一见钟情，“情”一发难收，张生和莺莺的自由恋爱受到封建家长的阻挠，于是他们做出冲破礼教樊篱的举动，作者把他们塑造成了封建礼教的叛逆者。王实甫充分肯定真挚的爱情，无需“报恩”。张生作为关键人物，他的思想态度、言行举止都关乎着情节的发展，下面就以这三部作品为例分析张生文学形象的演变及其变化的原因。

二、从“忍情”到“志诚”

不论在唐传奇《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还是杂剧《西厢记》中张生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三部作品中他都被塑造的很丰富饱满却又迥然不同，有明显的演变过程。

《莺莺传》中作者开篇就写道：“性温茂，美丰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知者诘之，谢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②，刻画了一位遵守礼法，有良好品行和操守的青年儒生形象。后来张生在普救寺救助郑氏母子又给他增添了些许英雄气概和胆识，他给读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在张生见到莺莺之后贼性也慢慢表现出来：初见莺莺便被她的美貌所吸引，一时间把礼教都抛于脑后，对莺莺展开热烈的追求。求之不得又向红娘诉说衷肠，当红娘让他明媒正娶先去提亲时，张生如此说道：“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时纨绮闲居，曾莫流盼，不为当年，终有所蔽。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尔其谓我何？”③，这段话使他辛辛苦苦维护的形象坍塌了，三媒六证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而他等不及！张生恨不得马上就能得到莺莺，满足他的欲望。从赠送《春词》到西厢幽会，他的目的达成了，而后以赶考的借口离开了一次、两次，最后彻底的抛弃了莺莺，反而将她比作“尤物”，视她为“祸水”。明目张胆的为自己辩解“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张生对莺莺的“钟情”最终变成了“忍情”。《莺莺传》中的张生是一个极重功名前程，始乱终弃，玩弄女性，负心薄情的文人形象。

《西厢记诸宫调》中董解元以大胆追求婚姻自由为基调，彻底改造了“西厢故事”，张生形象也得以重新塑造。《董西厢》中张生是一个有情有义，忠于爱情但又有一些缺点的痴情郎。西洛名儒张生四海游学，当他游学至蒲州，在普救寺对崔莺莺一见倾心，自此便无心考取功名，整天守着莺莺发痴，被红娘戏谑的称为“傻角”。在以老夫人为首的封建家长面前艰难的维护着他们的爱情，对莺莺也有始有终。但是他也有一些缺点，比如：叛军将领孙飞虎带领重兵要强娶崔莺莺为妻，寺内众人为此发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可张生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崔夫人与我无亲，崔相与我无旧。素不往来，救之何益？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他想通过救人得到点什么，于是崔氏迫不得已答应张生：祸灭身安，继子为亲，把莺莺嫁给他。张生虽解救了崔家家眷，但却是趁人之危。张生还有一大缺点就是 “呆傻”，致使他在爱情中比较软弱，遇到困难易退缩。例如他面对老夫人悔婚先是无计可施“没留没乱，不言不语”，在心里暗暗责备老夫人棒打鸳鸯;然后含泪下跪，请求老夫人成全姻缘，遭到拒绝才罢手离席而去;再有郑恒骗婚，张生思量再三也只是说：莺莺既然早就许了人家，我们之间的兄妹礼节，不可废也。董解元把张生塑造成为对爱情矢志不渝的坚定守护者，他对莺莺用情专一，有始有终，让他的形象慢慢向“志诚”靠拢。由于表现形式和语言艺术上的缺点，使得董解元笔下的张生形象不是特别完美，这给王实甫《西厢记》的创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王实甫用他深厚的才学和文字功底精心的设置故事情节，把张生塑造成了“志诚种”，使张生形象在《西厢记》中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地。王实甫继承了《董西厢》中对张生的改编，也改变着张生的缺点，使张生多了些许刚强和果断，用实际行动捍卫和莺莺的爱情。在孙飞虎抢亲的危急情况下，老夫人主动提出：有退兵之策的，断送莺莺与他为妻;张生立即站出来说他有退兵之策，这样的情节安排让张生的趁人之危变成了见义勇为。面对老夫人赖婚，张生立即与老夫人正面交锋，质问她：能退贼者，娶莺莺为妻的诺言去了哪里？回房后又对红娘哭诉“小生为小姐昼夜忘餐废寝，魂劳梦断，常忽忽如有所失”④说着便起了轻生的念头，要了却他对莺莺的一片真心。又遇郑恒骗婚，不明真相的老夫人责问张生时，他立即发毒誓“小生若求了媳妇，则目下便身殂”⑤。而且找了杜太守与郑恒当面对质，理亏的郑恒只好撞树而死。此时的张生不再懦弱，面对困难敢于挑战，用实际行动去维护爱情。王实甫也让张生这样一个才子在爱情面前变成了一个“傻子”，张生接到莺莺的约会请柬“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⑥，这夜莺莺在后花园烧香，园子的角门儿是掩着的，可是张生却跳墙而入。原来张生一时欣喜，让爱情冲昏了头脑，错解了诗才跳墙进入园子。他这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虽然痴傻却也不失可爱。满腹诗书在爱情面前也轻如鸿毛了。《王西厢》中的张生痴情、重情，不会为了仕途放弃爱情。他对莺莺一心一意，不怕封建家长的阻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们的爱情是经得住考验的。

三、从“顺从”到“反抗”

从元稹的《莺莺传》到王实甫的《西厢记》，读者了解到“西厢”故事的发展脉络，除了了解故事的梗概、人物形象的变化这些因素之外，我们更应该注重文章所要表达的主题。

《莺莺传》中描写了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悲剧并且塑造的主人公张生是一个玩弄女性的封建文人形象。元稹借张生之口表达了他的一些看法：“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⑦。元稹将莺莺同“殷之辛，周之幽”作比较，认为女人是祸水，把国家的兴亡归在女人身上，却没有批判张生侮辱、抛弃女性的行为，反而在作品末尾将他的背信弃义赞为“善于补过”，表达了他作为士大夫前途高于爱情的观点，同时也体现了他的封建思想。我们要讨论唐传奇《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就得结合整个时代背景去看。

唐朝科举取士越来越成熟，唐代文人们崇尚“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⑧的思想。唐朝在思想文化上尊崇儒家文化，儒家思想讲求的是“出仕”，要求读书人积极做官报效国家;而且在唐朝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国家强大、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这为唐代文人考取功名奠定了有利的社会基础。这些因素大大的推动了唐朝文人的仕途观念，他们争相考取功名，追求荣华富贵。出身庶族的知识分子通过考取功名实现了自身理想，提高了社会地位和身价，他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产生了变化。当他们做了官之后再面对仕途与爱情的两难选择时，他们绝大多数都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自己的前途而抛弃爱情。《莺莺传》中的张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礼教的影响下，对莺莺始乱终弃，选择了世人认可的价值观。

《西厢记诸宫调》出现在北方女真族统治的金代，此时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互交融影响，传统思想文化受到了冲击。金代统治者有时采用科举制度选拔官员，很多知识分子依旧抱有科考成名的想法。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董西厢》中将爱情悲剧改写为以崔张二人美满团圆的爱情喜剧，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厢故事的主题。它既不像《莺莺传》那样夹杂陈腐的观念，也不像《商调蝶恋花词》那样对莺莺被抛弃的遭遇显得无可奈何，而是热情的歌颂爱情，赞扬青年男女对封建礼教的反抗。董解元对原作中的人物形象、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等做了大幅度的改造，把故事的地点改成了普救寺，让故事在庄严的佛家禁地开展进行。崔莺莺身为相国之女，美貌与才德兼备而且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当母亲悔婚时敢于抗争，并且和张生私奔请求白马将军的帮助，最终两人喜结连理。张生虽看重科举，但更看重爱情，“烦为我言之：功名世所甚重，背而弃之，贱丈夫也。我当发策决科，策名仕版，谢原宪之圭窦，衣买臣之锦衣，待此取莺，惬余素愿。”⑨。他虽有缺点，但在他科考及第之后迎娶了莺莺，瑕不掩瑜。《董西厢》以大胆追求婚姻自由为基调，充满乐观进取精神的爱情故事，也体现了董解元的进步思想。

元朝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蒙古族统一了国家，建立了新的政权。虽然元代思想文化政策比较宽松、开放，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大大增强，对杂剧的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统治者极力推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由于元朝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统治者为了更好的维护自己的统治，管理各族人民，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这是带有浓重民族歧视意味的政策。统治者将全国人口分为四等：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第三等汉人，第四等南人，在政治、法律上规定不同的待遇。而且统治者在管理国家事务方面大多采取蒙古旧制，比如在用人制度上，统治阶级很少举行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汉人士大夫受到猜忌和排挤，不能很好地履行他们的社会职责。元朝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底下并且科举制度较长时间的废止迫使很多文人走向勾栏瓦肆，与艺人合作，创作剧本。从宋入元，社会思潮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教条，越来越松弛无力;另一方面，在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日益壮大的情况下，尊重个人意愿、感情乃至欲望，开始成为人们自觉的要求。文学作品中强调“情”的自主，所以元朝文人一改唐朝文人追求仕途而抛弃爱情的做法，在文学作品中大多表达以“才子佳人”为主的爱情故事。

在这种思想的渗透下，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具有比《董西厢》更鲜明、更深刻的反封建的主题。张生和莺莺的爱情故事不再停留在“才子佳人”上，没有“门当户对”的限制，也没有把“夫贵妻荣”作为婚姻的理想。作者否定了封建社会传统的婚姻方式，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爱情高于功名利禄。《西厢记》结尾写道：“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⑩，表达了反对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封建等级制度的进步主张，鼓励着青年男女为争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而不懈的斗争。

从元稹的唐传奇《莺莺传》到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西厢故事”进过了一次次的演化，张生这一典型的人物形象，进过不断的流传和改造，塑造起了立体性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生形象的演变不仅对戏剧情节、结构、结局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而且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人们思想观念、礼教信仰的发展和进步。张生形象的演变是戏剧创作的进步，更是社会发展的进步。

[注释]

①顾建华：《中国元代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

②③⑦元稹：《莺莺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第72页，第75页。

④⑤⑥⑩王实甫：《西厢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第66页，第35页，第68页。

⑧李双君：《“忍情”与“志诚”——从张生形象看唐元文士心理》，载《青春岁月》，2013年第3期第41页。

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

[参考文献]

[1]王实甫：《西厢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2]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3]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顾建华：《中国元代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中国全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