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对我最大的影响，是给我自由选择的权利

生命的种子

我的童年是在内蒙古包头度过的，那里的教育水准相对落后。我父母都是中学毕业，但他们很有意识地培养我和弟弟，使我们都上了很好的大学。

我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一直爱看书，也爱买书。所以，我从小在家里能找到的最多的东西就是书，尤其是俄国文学。我读书的种子就是那时种下的。当时家里没有电视，也没录音机，我闲着没事就看书。我在书里得到的乐趣，比做其他事情得到的多很多。

父母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给我自由选择的权利。父母从来不干涉我该学什么、该做什么，他们只是照顾我的生活，我要买书，他们就给我钱。

有一件事应该感谢我父亲。上初中时，父亲给我选了一所他认为不错的学校——那时还没有考大学的事儿。父亲之所以给我选这所学校，只因为他听说这所学校有很多从外地来的老师。父亲一直主张孩子不仅要读书，还要有见识。他认为外地来的老师能给他儿子课本以外更多的东西，所以就把我送到这所学校来读书了。正如我父亲期待的那样，在这所学校里，我遇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老师。他们都是大学生，各有所长，只是由于“政治问题”被下放到包头。

例如教我语文的高老师，他曾是《工人日报》的主笔，非常有名，工资是其他老师的几倍。他是20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法律专业的学生，因为家里成分不好，“文革”中被下放到我们学校。在高老师的作文课上，我第一次知道可以不必写命题作文。有一次我拿到题目，写了一下午，一句话都没写出来。我就去找高老师：“老师，你出的这个题目我实在写不出来。”高老师说：“那就写你能写出来的。”后来我写了一篇《我家窗前的一棵树》，有点鲁迅文章的感觉。这篇文章从一棵树写起，写这棵树见证的时代变迁，我与这棵树一起成长，它见证了我与朋友、同学的友情等等。没想到这篇没有按照老师命题写的作文居然获得了全班最高分，还被其他班老师拿到全校当范文宣讲，分析文章为什么写得好。这给了我特别大的成就感，而且悄悄点燃了我想读北大中文系的梦想。

我的数学老师更“神”。他是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的。他讲几何的时候，从来不带教具，上课只带五支粉笔就来了。画圆的时候，只目测标定一下圆心，然后一笔画成。这个圆你看不出它的接头在哪儿。画三角形，说画一个34度角，抬手就画一个34度角。有的学生不信，下课拿着量角尺到黑板上去量，果真是34度，连不爱学数学的同学对他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教我们生理卫生课的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生理卫生专业毕业的。当时我上初三，听生理卫生课能听得入神，不是说我对各种器官感觉好奇，而是觉得人体竟如此神奇！因为老师讲生理卫生已经不是在光讲解剖了，他讲的是人体结构与生命整体及运动的关系，具有很强的哲学色彩。

这些老师不仅课讲得好，还都很有个性。他们做事追求极致，却没有一个评上过“优秀老师”。因为当时学校要求老师要坐班、要写教案，而这些老师的知识全在脑子里，根本不用写教案，给我们讲课只带一本教材，课本上也根本没标注什么字儿。

讲历史的陆老师是南京大学历史专业出身，他天天把课本掖在腰带里。进教室后，他从腰带里取出课本，往讲桌上一放就开讲，从来不看一眼课本，牛得很！这后来影响了我的教学方法——要讲的知识应完全烂熟于胸。

英语老师最令我难忘。他是学俄语的，不是英语科班出身。他看我很有学英语的潜质，就在一次下课后把我留了下来。他说：“我教其他同学可以，但我看你是个好苗子，你不要跟我学了，你要学正宗的英文。”我说：“我不知道上哪儿去学正宗的英文啊！”

过了一星期，他让我课后去他办公室。见了我，他从怀里小心拿出一个用破报纸包着的东西。打开一看是烂了一个角的大唱片，黑色的胶盘，可以用手摇留声机播放的那种。他说：“王强，我是半路出家。你要想学真正的英文，我给你找到了一个好教材。这是国外的。”（那时候听外国来的东西，有一种“反革命”的感觉，因为当时偷听敌台是不得了的事！）他告诉我那叫“灵格风”。上初三的时候，在内蒙古那个偏僻的地方，我第一次知道了英国BBC经典的“灵格风”教材。唱片是破的，可能是从收破烂的人那儿找到的。

老师的苦心让我特别感动。每天放学后，他就把我带到学校广播站，广播站有一个手摇唱机。老师把团旗往窗户上一挂，谁也看不见；再把门从里面一锁，谁敲門也不开。然后他就一边摇着唱机，一边让我跟着唱机读。

我考到北大以后发现，英语专业50个人中只有我说一口纯正的英式英语，因为我是按照BBC学习的，一点都不含糊。

老师们的谦逊真诚，以及他们全情投入地把事情做到极致的人生态度，简直让我叹为观止，这直接塑造了我的人生态度和做事风格。

自由与自立

至今令我记忆深刻的是高考前报志愿。

我报志愿时非常“凶猛”，甚至有些不可理喻。当时我一心想进北京，想进中国最优秀的学府，所以只报了五所全国重点大学。第一、第二志愿报的全是北京大学。这种报法是自杀式的，因为如果第一志愿不录取我，第二志愿肯定也不可能录取我。学校领导一看，急了，说：“这简直是瞎报！”

当年北大英语系在内蒙古只有两个名额（其中一个名额给民族班）。学校领导说我是孤注一掷，被录取的概率太小。如果前两个志愿考不上，我连内蒙古大学也没报，肯定是上不了大学的。当年高考的升学率对学校很重要。学校的党委书记亲自找我父亲谈话，让他劝我改志愿。父亲知道我不愿意放弃——因为上北大是我的梦想，就没答应。党委书记给我父亲做思想工作，讲了一个小时的大道理，结果把我父亲的倔脾气给激出来了：“他考不上大学是我养，又不是你们学校来养。不改！”

党委书记一听气坏了。他觉得我们做事不靠谱，爱出风头，这会影响学校的升学率，属于思想不端正的人。当时他就把我这个文科班唯一一名“三好学生”的荣誉给撤了，八块钱的“三好学生”奖学金也收回了。

这么一来，我非常紧张，压力大得不得了。父亲见我情绪低落，就对我说：“怕什么，你又没错。如果连北大都不敢考，你将来还敢做什么？考不上我养你，明年接着考！”

父亲的话让我感到很温暖。我有了强大的后盾。接下来的时间我拼命复习，因为担心考不好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点燃我梦想的那些老师。

结果，高考成绩一公布，我是内蒙古文科总成绩第二名，外语成绩第一名。我顺利地以第一志愿进入了北京大学。

我感谢我的父亲。生活中他的话不多，但关键时刻总是看得很远，看似不经意的话，其实都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他让我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依照自己的意愿追逐梦想。这使我变得独立而自信。自由给了我自立，自由加上自立给了我今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