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标准”的年代

钟伟民

如今的少年人容易想到轻生，我也曾经是少年人，当时烦恼多，日子过得苦，却没想过寻死。为什么？回想，还是因为相信有一个“标准”——只要刻苦磨炼，达到那个“标准”，就会得到世人的尊敬，过上理想的生活。

我十五岁那年，小学毕业，没考上公立中学，没钱读私立中学，只能晚上上夜校，白天干粗活。干粗活，当然会讲粗话，变粗人。

“这只是一个阶段。”我一直认为，靠近心中那个“标准”，就等于在远离这个“阶段”。往返于工厂和货柜码头时，我必定带着一本书。上车，读书;卸了货，等码头工人接收，读书。

中二那年，有一天，生物课本留在货车上，我就在纸箱上趺坐，来个“小僧入定”，闭目“重播”读过的课文。我清楚地记得，当童工、卖气力的日子里，只有那一天我的身边没有书。

那年头，读书风气盛，去书店，有些书，例如余光中等台湾诗人的集子，一推出必高高摞起，转眼卖空。那时候世界还充满各种值得追求的“价值”：精致的诗，严谨的小说，高尚的人格……只要你达到那个“标准”，就得到赞赏，“滥竽”是不多的。

“我要做诗人”，这么想着，我就带着诗集去送货，在纸箱上涂鸦。为了达到世人所认同的“标准”，为了早日脱离困境，我很忙，根本没时间想到去见阎王。

原来，我真是很幸运的：如果我今天十五岁，我能够找到什么样的“标准”去奋斗？比方说，如果我不认同某些“标准”，我应该怎样去开创自己的人生？上网？上网解决不了问题;上吊？上吊只能取消问题。

成年人毁坏了“价值”和“标准”，等于堵死了少年人的去路。我们都有罪，是我们用苟且和浮薄，合力把这群迷惘少年逼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