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流传下来的名字

张佳玮

据说乔尔丹诺·布鲁诺在罗马鲜花广场接受火刑时，曾高声大叫：“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的世纪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有志于不朽的青年，都可以拿这话当座右铭，并在墙上贴满凡·高、巴赫、卡夫卡这些伟人的照片，不断催眠自己：“无所谓，后世总会明白我的价值的。”

许多的纪录和传奇，都乐观地告诉你：许多伟人都是如此，“寂寞身后事”，但是“千秋万岁名”。仿佛世上有一条史诗般的流水线，会将不朽的灵魂——哪怕生前默默无闻，托寄到下一个、两个世纪，然后辉煌灿烂。到那时，他们所受过的苦难都会得到补偿……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世界愿意相信，卡夫卡生前声名寂寂而死后成为划时代的传奇，是因为世界终于透过时间的尘埃，看见了他那些伟大小说里的幽暗光芒。但事实上，如果马克斯·布罗德没背叛卡夫卡的遗嘱——烧掉他所有的作品，或是没有如我们所知，不遗余力地宣传卡夫卡，他现在很可能还只是一个已故的布拉格无名作家，作品在老旧的图书馆里积灰，偶尔有些文学爱好者在三五人的小酒会上谈论他的作品。

这个模式听起来很无趣，但是，许多伟大的作品最初只在小圈子里传播。要到达大众认可的“众神舞台”，不一定是“这个作品本身够牛”，还得靠一些其他因素。比如，1832年之前那漫长的半个世纪，欧洲人对巴赫的了解也不过是一个已故管风琴师。虽然贝多芬、海顿、莫扎特会谈论他、赞美他，但世界不会觉得他比泰勒曼更伟大——实际上，当泰勒曼拒绝被选为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乐长时，当局才一声叹息：“算了，那就请巴赫吧！”直到1832年门德尔松那次传奇般地指挥了《马太受难曲》，巴赫才真正从大师们的私人聊天里跳出，进入了世界级的公众视野。又如，《公民凯恩》1941年在美国公映，1949年被理查德·格里菲斯认为内容低劣。结果这部电影在欧洲反而大红，巴赞还和萨特为这部电影吵了一架。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部电影靠电视台重播老电影的契机，重新进入美国人的视野。1961年，博格达诺维奇开始研究奥逊·威尔斯及其电影。1962年，这部电影才算真正走上神坛，其间波折无数，而且距离首次公映已有21年。

所以说到底，这实在是个时运问题。比如，危地马拉小说家奥古斯特·蒙特罗素开始被大量谈论，是因为卡尔维诺和略萨先后谈到他的那篇超短小说《恐龙》。博尔赫斯的作品并非老少咸宜、大众喜闻乐见，但在20世纪中期，他被认为是“作家们的作家”，真是亏了大批作家拥趸——而非大众拥趸，才有如今无可置疑的神坛地位。钟嵘的《诗品》里，陶渊明还是个中不溜的人物;自唐至宋，李白好酒，孟浩然好归隐，慢慢把他老人家发掘出来，于是地位渐次升腾;到宋朝，王安石说他“晋宋之间，一人而已”;王安石之后，左有黄庭坚，右有苏东坡，把陶渊明引为千载之士、万代第一，至此，陶渊明的地位方才封神。如此这般，伟大名字间的惺惺相惜，才是那些沉没的星辰重新升起的动力。

但问题是，你不能太指望这个，因为伟大人物不是传记作者或评估师，许多话怎么说实在得看心情。比如瓦格纳曾一度高捧贝多芬，说在贝多芬晚年时，维也纳人居然集体喜欢罗西尼那甜滋滋的意大利旋律，真是没品位——其实一半倒是指桑骂槐，抨击意大利那些歌剧家的;又比如，他说布鲁克纳是唯一可与贝多芬媲美的交响曲作者——问题是，当时瓦格纳正和勃拉姆斯双雄并立，对抗那批“勃拉姆斯是贝多芬真传人”的评论，瓦格纳这时提携布鲁克纳，目的怕也纯粹不到哪里去。

最具黑色幽默的是，在一个普遍不读书的时代，大师们只剩名字在流传，作品无人翻阅，而且名气高下时常颠倒，尤其在中文阅读界更是如此。比如，舍伍德·安德森在20世纪初也是个人物，海明威视之如祖师，如今反要靠海明威扬名;比如，胡安·卢尔福的《佩德罗·巴勒莫》影响了一整代拉美人，包括年过而立的马尔克斯，而如今推销这书，反而要靠马尔克斯的诚意推荐;许多人得靠村上春树的推荐，才知道菲茨杰拉德;得顺着王小波，才知道卡尔维诺和奥威尔。当然，你可以说，出色的大师本身就是个导航网站，能为我们发掘出伟大作家，但你不能太高估大师们的影响力。在阅读日益轻化的时代，这套靠“大师们不断歌颂”的成名路径，日益不灵了。比如说，两年前，我曾经看到过这么一本书的封面宣传词：“刘翔的减压书，法国版《越狱》。”而书名赫然是史上最伟大的通俗小说之一——《基度山伯爵》。

就像一个棒球迷曾经跟我开的玩笑，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会说：“玛丽莲·梦露？啊，就是迪马吉奥（20世纪最牛的棒球手之一，在《老人与海》里，海明威都特意写到了他的名字）的老婆啊？”而到了21世纪的中国，你得试图这样让人接受：“你不知道迪马吉奥啊？他就是玛丽莲·梦露的老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