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衣帽间》艺术创作探析

何穗容

〔摘 要〕台湾著名作家纪蔚然的话剧《衣帽间》采用戏中戏方式，通过两个主要故事相互支撑，展现当代台湾社会现状。其主题涵盖了对爱情、社会、艺术、金钱等的讨论。该剧在角色方面探索创新，采用男女两位演员分饰七角的方法，将间离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整部剧透露出来的既有浪漫色彩的喜剧元素，更有黑色幽默的悲剧氛围。《衣帽间》延续了纪蔚然直面人生、关注“生命存在”的创作精神。

〔关键词〕多主题交融；一人分饰多角；间离效果；浪漫色彩；黑色幽默

2018年8月15日起，台湾著名作家纪蔚然的《衣帽间》在福建人民艺术剧院连演三天，现场好评如潮。纪蔚然是全球华语剧场资深剧作家、著名西方戏剧学者，美国爱荷华大学英美文学博士，于2013年獲得台湾地区最高文艺奖。该剧导演为陈大联，这是陈大联、福建人艺与纪蔚然的第三次合作，此前还有《夜夜夜夜》（2014）、《莎士比亚打麻将》（2016）的演出。通过前两次合作，纪蔚然与陈大联的配合日渐默契。

《衣帽间》采用碎片化叙事，通过两个主要故事展现台湾当代社会现状。该剧多主题交融，涵盖了对爱情、社会、艺术、金钱等的讨论。在角色方面探索创新，采用男女两位演员分饰七角的方法，将间离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整部剧透露出来的既有浪漫色彩的喜剧元素，更有浓浓的黑色幽默的悲剧氛围。这部剧延续了纪蔚然直面人生、关注“生命存在”的创作精神。剧中人物是他从感受最深的社会人生经验中提炼重组而成，饱含着深沉的人道情怀和文学深度。《衣帽间》采用传统的戏剧样式，透过情节铺排、性格刻画和人物对话来表达对时代、人生的深刻体验。同时，《衣帽间》又充满实验性和探索性。

一、爱情、社会、艺术、欲望的多主题交融

《衣帽间》以两位主角扮演多个角色，其中许彬和何琦为主要戏剧对象，出场人物还有馆长、艺术家、总裁、原配、张鸣、情妇、警官、曹昆、刘老太太和健身男。话剧讲述分手多年的一对情侣许彬和何琦因为策划“衣帽间”展览而在故乡千竿重逢。在地下室的“山寨衣帽间”，两人寒暄、吵架、对千竿“瓜子王”展开讨论。“瓜子王”因为竹林开花改种瓜子而致富，可是成为富豪的“瓜子王”却出轨秘书，妻子也出轨了。之后妻子的奸夫死去，妻子也离奇失踪。总裁和秘书结婚。何琦认为许彬躲在千竿是为了逃避欲望，所以才会对“瓜子王”的事情如此在意。原来的何琦和许彬是情投意合的，只是因为曹昆的一次设局，让许彬和何琦各自为游乐园想策划案而有了嫌隙。等许彬终于想出来一个老少皆宜的“旋转木马”策划案后才发现，自己的女朋友何琦竟然在没有告诉自己的情况下和曹昆私下游玩。一气之下，两人分手。许彬无意之中听到秘书竟然和儿子乱伦，正要去告诉众人，没想到警察已经查明真相。秘书说明当时自己为总裁做了伪证，并和张鸣有私情。总裁试图逃跑，撞到了健身男、老太太，被洒了一身骨灰，跌倒在相簿上。“衣帽间”展览最后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

该剧节奏紧凑，在现实与回忆之间穿梭，展现了当代台湾青年在职场、爱情和欲望上的困惑，以及对人生的思考。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彬和何琦两人的关系中，他们既有浪漫的一面，许彬可以为了何琦想出旋转木马这样“偶像剧”式情节的策划案；也有理性冷静的一面，何琦认为两人分手是因为“你我个性强，都喜欢逞口舌之能，又得理不饶人”，许彬则认为是因为“你我对人生有不同的追求”。许彬看重自己的尊严，故而不能在设计约走自己女朋友的曹昆手下工作，宁愿回到老家。许彬还是一个思考者，关于“瓜子王”的事情他有自己的看法：“整个事件是一场悲剧，也是闹剧……可是我为这个故事着迷，我心里想，如果我能透彻感受这个故事的精髓，或许就可以理解这些年发生在千竿的变化”。许彬不愿意去满足自己的欲望，“我要什么，我拿什么，一点也不拐弯抹角。我付出代价，我没有遗憾，若是真有遗憾，无所感觉的遗憾算遗憾吗？人”呈现出了台湾世代青年焦虑的精神状态和对人生幸福的思索。

同时千竿这个过渡型城市展现了经济现代化给台湾乡村带来的问题。千竿原本盛产竹子，人们的生活简单幸福。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竹子越来越少，人们都改种瓜子。经济上的富有带来了许多问题，人们的欲望被无限制放大。“瓜子王”一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两人改种瓜子暴富后，随之而来的是夫妻双方的猜忌、出轨，乃至于凶杀。作者借许彬之口说道：“对你们观光客来说，我们这个落后小村身负守护田园风光、维持原汁原味的重任，如此才能让饱受污染的都会时髦男女来这儿呼吸新鲜的空气，享受后花园的情趣”。可是乡村发展的问题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千竿的人们物质上富有了，精神上却还很空虚。因此想要附庸风雅，对高雅的艺术展览趋之若鹜。馆长的艺术策划刚好满足了乡民的好奇心。健身男则迷恋牛仔文化（暗喻美国文化）。这些都体现出乡民精神上的缺失与空虚。

现代艺术也是怪象纷呈。“衣帽间”本身就是存在于中产阶级的场合。普通人最多只有一个衣柜。Peter却硬要生搬硬套，把远离普通民众生活的“衣帽间”搬到乡村中来，标榜“互动艺术”，没想到却成了闹剧：大妈在台子上换尿布，连相簿都被小偷偷走了。馆长好像很有“创意”，却只顾着打造“山寨版衣帽间”。剧中不无讽刺地说道：“饱暖思淫欲我可以理解，可是饱暖思艺术，恐怕是艺术的灾难”。作家不无讽刺地说，艺术家已经俨然成了“搞创意卖点子”。

《衣帽间》主要不依靠情节冲突，而是围绕着在衣帽间这个地点发生的争吵、回忆和意外来进行，通过何许两人的爱情纠葛和张总的悲剧两个故事相互支撑、相互弥补，构成一个可被理解的叙事结构。先是何琦和许彬的重逢，再带到对这个展览的介绍，加上对于张总裁故事的叙述，何许二人的回忆等等。其情节如同剥笋一般，经过剧中人物各自叙述相互补充，才逐渐显示出事情的真相。何许二人纯洁美好的爱情，虽然有误会有挫折，可仍不失美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总裁和夫人的情欲造成的悲剧，他们双双出轨，总裁害死夫人和奸夫；情人在上位之后，竟然和儿子乱伦。两相对比，爱与欲带给人的影响如此不同。在两个主要故事中呈现出对爱情与欲望的探讨，千竿“衣帽间”的背景又展现出社会、艺术的主题来，多重主题彼此交织，加深了剧本的广度与深度。而这些主题恰恰也是最令现代人关心和疑惑的，观众不知不觉中也对这些自身不可避免的问题进行思考，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净化”。

二、一人分饰多角与间离效果

德国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提出的“间离效果”是指将观众疏远于戏剧，要求演员与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演员要高于角色。“间离效果”不仅要求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不能完全融入角色，更要求观众在观看戏剧的时候脱离演员的表演，要看到演员表演的深层含义。《衣帽间》在整体结构上运用了“间离效果”，导演有意打破传统戏剧的结构，防止观众入戏，甚至要求演员也不能入戏，与角色本身保持一定距离。

首先，纪蔚然在剧中采用男女主角一人分饰多角来营造间离效果。跟大多戏剧一人一角不同，一人分饰多角可能会让观众迷惑不解，甚至不明白台上在讲什么。话剧有不少情况下也会使用一人分饰多角的方法，其目的多是表现演员的演技高超或是节省演员费用。但是《衣帽间》却不是这种情况。女演员除了扮演何琦，还扮演馆长、原配、情妇等等。剧中的女演员姚坤君说道：“七个角色的区别靠声音和形体变化区分，最重要的是划分每个人物内心想要的东西”。正是通过简单的增加道具、语气神态动作的变化表现角色已经转变。观众能够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演员是在进行扮演，意识到自己是在看故事，甚至是在接受编剧给予的这种观演挑战。观众需要专心致志地投入，需要较高的审美水平来跟上剧中这种迅速而频繁的角色转变。从而使得观众不致于陷入剧中人物的纠葛中，得以更加冷静、理智、客观地审视张总一家的悲剧、何许二人的关系、千竿小镇的种种变化乃至投射到自己身上进行反思与“净化”。

作者还有意安排角色成对出现，除了呈现出一种张力与对比外，也便于舞台上的两位演员搭戏。比如何琦与许彬既是恋人，也是独立的个体，互有分歧。馆长和艺术家同属于艺术圈，个性不同，但实际上都是“商人”型的。总裁和原配，张鸣和情妇，前者双双出轨，后者同病相怜。而刘老太太和健身男，则是最滑稽的一对，一个是老了也要带老伴骨灰跳舞，一个则是年纪轻轻却要麻烦老人帮忙拿帽子，衰老与年轻似乎不是体现在年纪上。

其次，纪蔚然通过局部的角色设计制造间离效果。剧中演员有时在扮演其他角色时还会跳出角色，以最开始扮演的“许彬”“何琦”的身份说话。如下列舞台指示：

以下何琦扮演张总裁，许彬扮演艺术家。

笑场，回到许彬身份。

许彬回到自己的身份，何琦也跟着换回。

总裁：我听说……（换回何琦）哎呦，我受不了你的反串，咱们还是换着演吧。

纪蔚然在其作品中经常使用多种间离手法，这与他对当代叙述环境和布莱希特的认识有关：“当代叙述很难不裂隙百出，只因说话的人不再相信自己的故事，阅听大众也不再相信听到的故事。这般情境在媒体凌驾一切、网络浸透所有的年代只怕会愈趋严重。如此一来，说故事的原始意义——即建构意义——若未荡然无存，也已大打了折扣。裂隙看似不幸，但它可以促使人们反思说故事这档事。”可见，纪蔚然在剧本创作过程中运用表演及其他元素营造疏离的效果也是对于布莱希特剧场艺术的一种学习和再现。

三、烂漫色彩与黑色幽默

总体而言，《衣帽间》还是很有浪漫色彩的。剧中处处洋溢着甜蜜的浪漫情节：何琦与许彬二人的谈话更像是小情侣在吵架拌嘴，两人在王菲的《旋转木马》音乐声中坐着旋转木马、翩翩起舞这样经典的偶像剧情节，还有何琦拒绝其他人的邀约暗示着对许彬的念念不忘，衣帽间里发生的偷听与会面等等。最后，在经历了总裁被抓的故事教训后，许彬和何琦终于和好了，许彬答应和何琦再约会。何琦说出了这样的表白“只要你过得充实，待在哪里都一样。哪一天你真的来到了城市，也不一定得来找我，不一定得把我放在心上。”两人相约去找第一次约会的公园，剧本也有了一个喜剧的结尾。

《衣帽间》十分突出的是时不时透露出的黑色幽默。笔者认为最黑色幽默的一笔莫过于“骨灰”的出场与结束。开场时许彬就是对着装有骨灰的瓷器深沉思考，结尾瓷器被打破，骨灰竟然洒了张总裁一身。剧中也提到骨灰是幽灵的化身。“骨灰”象征着死亡、毁灭。随着张总的落捕，千竿的往事也随“骨灰”而去。

剧中还有纪蔚然一贯的对语言流行病的讽刺。这主要集中在对滥用形容词的警官的塑造上。她大量运用华而不实又不恰当的成语来陈述案情，和本应该严肃端正的警察形象形成了反差。追小偷与追杀人犯的回环对应也十分幽默。两个情节都是通过旁观者的叙述来展现的：“一马当先”“巾帼不让须眉”“被相簿绊倒”“跌了个狗吃屎”。作者还不遗余力地讽刺道，“你别小看有些人，他们穿着或许土里土气，但是荷包可是颇有深度的。有钱的就是名流。”“金钱可以让人冲昏头，也可以让人非常冷静。”“穷得只剩下钱，真想拥有这种痛！”反映现代社会金钱至上的观念。另外，像“饼，就是要画大，关键在如何落实。”“所谓行销就是制造一个结合所有矛盾的和谐感。”等等不时出现的幽默台词都为这部剧增添了喜剧元素。

然而，种种黑色幽默也冲淡不了那一抹浓浓的悲戚。因为“瓜子王”的故事，许彬认为所有的欲望都是不好的，都是黑色的，所以他选择不要黏稠，不要温度。总裁因为欲望，出轨秘书，甚至害死自己的原配妻子，这样的悲剧令人深思。《衣帽间》用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剧的内容，一个热闹的“衣帽间”展览背后是荒唐的人性故事。纪蔚然探进现实深处所要呈现给人们看的是那种“如果家或社会是文明的产物，随处可见的野蛮心态和行为，是否意味家已崩解，社会已无秩序”的，尖锐嘲讽却又无可奈何的悲剧意蕴。

值得一提的是，剧本语言也很有特色，既有成语雅语，也有俗语流行语。正如作者所说“我希望跳脱文艺腔的窠臼，避免西式语法的难堪，杜防日常说话的琐碎，进而发展出一种既生活且风格，既很口語又带有诗意的对白。”像开场诗，“谁谓江湖居，而为虎豹宅？焚山岂不能，爱此千竿碧。”就是受古典小说和传统戏曲的影响，短短四句奠定了全剧的基调。又像“我像个呆子，口沫横飞地谈着童年述说梦想，所得到的竟然是曹昆嘴角一扬无声的讪笑。”等等，文白间杂，雅俗共赏，很有纪蔚然个人语言特色。

综上所述，《衣帽间》展现了纪蔚然在实验话剧中的创新与日渐成熟。它成功吸引了众多中青年观众，引发了观众之间的热烈讨论与反思。这和纪蔚然先生擅于从都市生活中取材，通过轻松诙谐的喜剧包裹人生苦涩内核，刺中时下年轻人的痛点不无关系。这使他的戏剧能够在艺术和娱乐的平衡中达到雅俗共赏的审美创造，而这又推动了当代华语戏剧的发展，沟通了两岸戏剧圈的深层交流。

（责任编辑：杨建）

参考文献：

[1]纪蔚然.贾伯斯就是上帝的年代[J].印刻文学生活志，2012，10

[2]纪蔚然.风雨中的蜘蛛——夜夜夜夜之外的独白[J].表演艺术，1997，12

[3][德]贝·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

[4]胡星亮.纪蔚然在当代台湾剧坛的价值和意义[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12

[5]胡明华.论纪蔚然戏剧中的当代台湾社会“疾病现象”批判[J].戏剧艺术，2017，8

[6]中国新闻网.闽台合作话剧《衣帽间》：“台湾话剧百变女王只身挑七角”[Z].2018-8-15

[7]纪蔚然.故事该怎么说？——重返三个犯罪现场[J].台大文史哲学报，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