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英楷书风格探赜

曹春华 马洪贺

〔摘 要〕张伯英为清末民初徐州籍书法家、碑帖鉴定家，其楷书化唐楷与魏碑为一体，世称“伯英体”，本文以其学书路径的三次转变为出发点探析其楷书风格的成因。

〔关键词〕张伯英；书法；路径

清末民初的徐州籍书法、碑帖鉴定大家张伯英，1871生于徐州铜山，1949年卒于北京。嘉道以来随着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提倡碑学逐渐兴盛，晚清书坛由于杨守敬、沈曾植等人的倡导，虽碑学强盛帖学式微，但亦不乏对碑帖融合探索书家。张伯英生活的年代正值清末民国鼎革之际，其自然深受当时书坛尊碑抑帖思想的影响，但张氏走的却是碑帖交融的学书路径。在篆、隶、楷、行、草几种书体中，张伯英的楷书成就最高，世称其楷书为“伯英体”。《徐州市志》载：“张伯英与赵声伯并称南北二家，与傅增湘、华世奎、郑孝胥并称四大家。”本文将从远游金陵前唐楷魏碑兼习、远游金陵后以魏碑为宗、六旬后阅帖渐多，有“悟法帖不可轻”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远游金陵前唐楷魏碑兼习

张伯英的楷书无论是用笔还是结体都能从中找到颜体的印记，这与其祖父张达对他的书法启蒙教育是分不开的。张伯英祖父张达，字卓堂，号若泉，铜山人，候选知县。《民国铜山志》载：“（张达）生有异禀，不十岁，七经皆成诵，为文援笔立就，嗜今隶书，得颜平原遗意。”根据《民国铜山志》的记载可知，张伯英祖父张达的书法深受颜真卿影响。张伯英与其祖父共同生活二十余年，其童时书法以颜入手就不难理解了。清末书坛笼罩在尊卑抑帖思想下，其中康有为对宋元以来的刻帖贬低尤甚，其在《广艺舟双楫》中道：“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譬如子孙曾元，虽出自某人，而体貌则迥别。”张伯英身处推崇碑学的大时代，其难免耳濡目染受到时风的影响。《庚午消夏录》是庚午夏张伯英对所藏碑帖、金石书画的题记。“庚午”指庚午年即民国十九年（1930年）张伯英时年六十岁。耳顺之年的张伯英在《庚午消夏录》中回忆自己孩童时临习《张猛龙碑》一事：“张猛龙童时所临，故重觅一通以慰老眼，尚不知能终守之否。”根据“张猛龙童时所临”可知，张伯英孩童之时除颜、欧之外，还对《张猛龙碑》等北朝碑版进行过较深入的临习。

二、远游金陵后以魏碑为宗

光绪十四年（1888年）张伯英时年18岁“随祖父赴金陵，得《安吴四种》，受包慎伯《艺舟双楫》影响，此后习书以北碑为宗。”以此次跟随其祖父张达赴南京的远游为分界，可以将张伯英早期学书取法分为两个阶段：此次远游之前张伯英唐楷和魏碑兼取之；此次远游之后其则“习书以北碑为宗”。《庚午消夏录》中关于《龙门十品》的跋云：“幼时朱虞尊同学自开封寄予‘廿品，亡室助予装册，时时临仿，略具形似。王少沂作桂履真太守作序，予以此体书之。履老于先祖前深加赏赞，谓当以书名家。”这里的“亡室”指的是张伯英赴南京远游一年后即光绪十五年（1889年）迎娶的原配夫人崔敬宜。“ 时时临仿”《龙门二十品》一方面说明张氏用功之勤，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张伯英确立的“以北碑为宗”的习书宗旨。这也就有了张伯英祖父张达所谓的“英孙习北碑，时人以为怪，予谓彭城书派自是如此”之评论。启功曾忆：“功闻于勺翁第三子.时居张宅厢房，告功曰：勺翁中年临《龙门二十品》最多，翁之男女公子屡请择一本影印以示后学，以见临学之勤苦。并言临本用元书纸，每本扎成一卷，俱置老人之床下，直满空处。”启功早年游学于张伯英，特别是在碑帖鉴定方面深受张伯英的影响，启功《论书绝句百首》的写作深受张伯英《阅帖杂咏》的影响。根据启功晚年的回忆，张伯英直至中年还是以临西《龙门二十品》为多。

三、六旬后阅帖渐多，有“悟法帖不可轻”

张伯英在《阅帖杂咏》的自注中道：“少产僻乡于帖无所见，习闻重碑轻帖之论，益不措意。六十后阅帖渐多，颇明源流真伪，书不能进，奈何。”《阅帖杂咏》是张伯英晚年的著作，此注释为张伯英七旬后对自己早年习书历程的回忆性总结。张伯英所谓的“少产僻乡于帖无所见”只是其“重碑轻帖”认识的托词并不可信，张伯英早年不仅于帖有所见，而且所见或其祖父或其父亲或其外叔祖或其族祖或其族叔等所收的善本。张伯英在《阅帖杂咏》中云：“先祖父收乐毅、圣教、坐位三帖置塾中，童时恒取临学。乐毅帖首有‘宝晋斋法帖卷第一篆书一行”；“族祖秩卿之藏书室曰华黍斋，叔幼卿工书画惜早世（逝），所居厅事轩豁。予至则摊书帖满几案，弟妹皆喜予至为之经营饮食，极村居乐事”。《宝晋斋法帖》是宋代名帖，收录于《宝晋斋法帖》中的《乐毅论》无疑是善本，《集王圣教序》和《争座位帖》亦善本无疑。张伯英的祖父将此三帖置于私塾中，张伯英孩童时便经常临习，怎么会“于帖无所见”？上文提到的张伯英的族祖张学宗字秩卿，族叔张广仁字幼卿，两人皆好书画金石收藏。张伯英每去拜访则摊书帖满几案”，此处虽无指明为何书何帖，但可推断张伯英早年于张学宗、张广仁处亦见到过些许法帖。此外，张伯英十三岁时便从其外叔祖陈敏处获赠《清河书画舫》一书和王铎书法屏条。总之，幼时的张伯英从张达、张学宗、张广仁、陈敏等处皆见到了许多善本法帖。那么其在七旬后所谓的“少产僻乡于帖无所见”，只其晚年因“书不能进”对自己十八岁后确立的“以北碑为宗”的书学观产生动摇的托词，此后张伯英始“悟法帖不可轻”。但并非张伯英确立“以北碑为宗”的书学观后不学法帖，只是其更重视对北朝碑版的学习。《庚午消夏录——山谷南浦勒封院留题》载：“邵粹甫从冯蒿（庵）师自蜀东归，过夔州，拓山谷石刻。光绪戊申（1908）同客安庆，粹甫以此纸见遗，今二十余年。予近喜宋贤书，其旧拓之罕有殆过于汉魏碑。此紙久存敝簏中，取出重装以供展玩，而识其得之之由。”由是可知，张伯英在四十岁左右便得到了黄庭坚的《西山题记》，在其著述《庚午销夏录》之前便对宋人书产生了兴趣，所以才将友人廿余年前赠送的黄庭坚的《西山题记》从书箱中取出重装供己展玩临习。除此之外，张伯英对自己收藏的弘文馆本《十七帖》、唐摹《此事帖》大加赞赏并时时临习。

结 语

张伯英身处碑学昌盛的时代，其书风亦受碑学的影响，但是张氏的习碑风气，已与乾嘉朴学考据之风笼罩下的书家言必称篆、隶、北碑的风气大不相同，他是依据自己的审美来处理结字、用笔的，并非不加变化的专习某碑。张伯英学古而不泥古，其在临习北魏石刻的基础上又融以行书笔意，因而其楷书虽朴茂厚重但不失洒脱峻拔。张伯英楷书最终能形成自己特有之面貌，虽与其习书路径息息相关但亦与其一生广阅碑帖是分不开的。其在审阅甄变诸碑帖中，不仅开阔了自己的眼界而且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碑帖鉴定观与书学观，最终成为一代大家。

（责任编辑：牧鑫）

参考文献：

[1]徐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徐州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4.3，第2260页。

[2]余家漠等：《民国铜山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6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6，第395页。

[3]康有为：《广艺舟双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面出版杜，1979.10，页755。

[4]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 叁，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02，第 18 页。

[5]张济和：《张伯英年谱》，《二十世纪书法经典·张伯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09，第134页。

[6]张伯英：《庚午消夏录》，手稿本，1930年，页33。

[7]张伯英等：《徐州续诗征》，卷三·铜山二，北平文岚簃，1935年。

[8]启功：《铜山张勺圃先生论书全集读后记》，《启功丛稿·题跋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7，第216页。

[9]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02，第48页。

[10]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02，第92页。

[11]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02，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