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桂林石刻的文化价值

时间：2024-05-04

陈曦

摘要：唐宋时期桂林石刻历史悠久，数量众多，是桂林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石刻以其丰富的内容，涵盖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学、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研究这些石刻，对于了解唐宋时期中央政权对桂林地方的治理、桂林经济的发展历程以及唐宋时期的文学艺术、书法艺术等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桂林；唐宋石刻；文化价值

唐宋时期，除正常派遣官员充任岭南，还实行流徙和贬降制度，再加上这两个朝代党争激烈，大批贬官谪宦流寓岭南。唐代的褚遂良、宋之问、张九龄、柳宗元、李商隐、李渤，宋代的曾布、黄庭坚、王正功、张孝祥、范成大、米芾等，或任职桂林，或在桂暂驻，他们多是著名的学者、文人，在桂期间，积极为政，发展文教，开启山林，吟诗赋词，摩崖题壁，南北文化碰撞、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多样性、开放性、包容性的桂林地域文化。

清末叶昌炽在其所著的《语石》中对桂林唐宋石刻多有赞誉之词。如（桂林）“诸山无一处无摩崖，唐宋石刻，莫多于此”、“唐宋题名之渊蔽，以桂林为甲”[1]等等。

据林京海先生统计，桂林现存唐至民国石刻近2000件，其中唐代石刻28件，五代石刻1件，宋代石刻484件，元代石刻30件，明代石刻352件（未计靖江王陵出土墓志），清代石刻478件，无纪年石刻116件[2]。杜海军《桂林石刻总集辑校》共收录各类石刻文字1732件，其中唐及以前45件，宋代520件，元代34件，明代447件，清代640件，民国46件[3]。各家统计数字略有不同。桂林石刻多在山崖之上，以摩崖石刻为主，其中包括一定数量的摩崖造像和可以移动的散碑。桂林唐宋石刻是古人留给我们宝贵遗产，它以丰富多面的社会文化为载体，截取唐宋时代的横断面，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一、桂林唐宋石刻是研究唐宋两朝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文献

唐代韩云卿撰《平蛮颂并序》，刊刻在镇南峰（今名铁封山），记载唐大历十二年（777年），“桂林象郡之外，有西原贼率潘长安，伪称安南王。诱胁夷蛮，连跨州邑，鼠伏蚁聚，贼害平人。南距雕题交趾，西控昆明夜郎，北洎黔巫衡湘，弥亘万里，人不解甲。”唐代宗命李昌夔领桂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持节招讨，平乱后给当地民众“耕牛种粮，令还旧居。……商农渔樵，各复其业，悼耋鳏寡，各安其宅，变氛沴为阳煦，化险阻为夷途……”[4]。

北宋孔延之撰《瘗宜贼首级记》，亦刊刻于镇南峰，文中记载，“广西去国甚远，自有边事，主兵之臣怀诈事上，专用姑息，以取官赏，民益受弊”，由是引发庆历四年（1044年）环州欧希范反宋。朝廷以刑部员外郎杜杞为转运按察使，领兵征讨，于庆历五年正月，在荔波古绾寨将欧希范擒获，后残酷将欧希范为首的起事者共一千四百余人杀害。并将他们的首级“分送诸郡枭之以示众，而临桂居四分之一”。在将首级示众后，经桂林地方官员谋议将首级封敛葬于城之北郊，并作此记。

同在镇南峰，刊刻于皇祐五年（1053年），由余靖撰写的《大宋平蛮碑并序》，则记载狄青、余靖平定侬智高起义之经过，歌颂其平叛之“功勋”。同时也记载侬智高建“南天国”，立年号为“景瑞”、“启历”等史实，可与《宋史》上相关记载互为印证。

这些石刻记载了唐宋时期封建王朝派兵征伐或安抚广西少数民族的情况，也是研究地方民族历史的重要文献。

李彦弼《大宋建筑隆兑州记》对研究宋代岭南地区历史地理有重要史料参考价值。《隆兑二州记》摩崖在屏风山，刊于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原碑高一丈一尺，宽一丈二尺，全文一千八百余字。记载了集贤殿修撰知桂州行经略安抚司事程邻：“命广州观察使黄璘、同参措置忠州团练使李坦，专提统制，众麾并奋，据其要冲，建筑二州、五砦，……凡所录州、县、镇、洞、村、团、隘一千三百七处，丁口五十七万四千一百余人，鼎收赋税、金、谷、毡、马等物，每岁各以一千六百有奇为定式。”[5]可谓功勋卓著。然据《宋史·蛮夷三》记载，“广西沿边堡砦，昨因边臣希赏，改建州城，侵扰蛮夷，大开边衅。地属徼外，租赋亦无所入，而支费烦内郡，民不堪其弊，遂皆废罢。唯平、观二州以帅臣所请，故存。”[6]因而，程邻请建隆、兑二州，实为谎报人丁、赋税以邀功获赏，以致民不堪命。政和四年（1114年）始建，至宣和三年（1121年），即废隆州及兴隆县为威远砦，兑州及万松县为靖远砦。二州先置思忠、安江、凤麟、金斗、朝天等五砦并废，各隶新砦，仍并隶邕州管辖。

龙隐岩《元祐党籍》石刻则是宋代党争的重要见证。宋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宰相蔡京为排除异己，钳制天子，促使宋徽宗“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7]崇宁二年九月，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崇宁三年六月，诏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書邪等者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余并出籍，自今毋得复弹奏。时元祐群臣贬窜死徙略尽，蔡京犹未惬意，命等其罪状，首以司马光，目曰奸党，刻石文德殿门，又自书为大碑，遍班郡国。初，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宁、绍圣之政，则又籍范柔中以下为邪等。凡名在两籍者三百九人，皆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近甸。

崇宁五年正月，徽宗下令尽毁全国各地的《元祐奸党碑》刻石。《元祐党籍》石刻今仅存两处，一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真仙岩，宋嘉定四年（1211年）沈暐重刻；一在桂林龙隐岩，由党人梁焘之曾孙梁律与静江府司理饶祖尧于庆元四年（1198年）据蔡京书三百又九人碑拓本重刻。

二、桂林唐宋石刻是研究唐宋时期桂林城市建设、经济的重要参考史料

位于中隐山由张仲宇撰文，粱材书丹，龙光刊字，刻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的《桂林盛事记》石刻是研究宋代桂林城市发展的重要史料。张仲宇为广西临桂布衣，以文藻著称，得时历任桂帅的张栻、张孝祥、范成大等的礼遇与器重。《桂林盛事记》开篇即指出“桂林为广右二十五州之都会”。其中提到的史实有，宋高宗赵构登基之前曾“建封兹地”，即指赵构曾担任过静江军节度使和桂州牧，登基后以桂林为潜邸。绍兴三年（1133年），宋高宗“升桂州为静江府”也应与此有关；崇宁三年（1104年），王祖道知桂州，帅桂期间，鉴于州学狭小，扩大州学校舍，扩大生员数额及开渠引水，形成较为完善桂林环城水系。

宋代岭南地区社会经济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特定的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的发展仍是地方官员的重要职责所在。周去非在其所著的《岭外代答》的《惰农》和《十妻》篇中，有对“惰农”的记述：“深广”地区，男子们“抱子嬉游，慵惰莫甚”，家庭生产生活大部分依赖妇女“负贩以赡之”[8]。因此，督劝农事成为地方官的要务之一。如淳熙四年二月，静江守臣张栻奉诏劝农于郊，乃作《劝农诗》以示父老，诗云：“熙熙阳春，既发既舒。翼翼南亩，是展是图。嗟尔农夫，各敬乃事。往利尔器，诫尔妇子。惟生在勤，勤是及时。惟时之趋，时不尔违。祁祁甘雨，膏我下土。羽羽谷风，和泽乃音。往即尔耕，惟力之深。往莳尔苗，勿倦其耘。”劝课农桑之事亦见于桂林石刻文献，李付于嘉祐六年（1061年）所撰的摹刻于龙隐岩的《劝农事文》中就提到：每因读刑禁旬状，见人民多因小事争斗，致有杀伤，虽骨肉至亲不相容忍，此深可哀悯。盖劝农亲民官不本教化所致。今后令佐须晓谕乡老，令勸率子弟勤于田农，孝养父母，内外和顺，不相欺凌。

南宋嘉泰元年（1201年）摹刻于雉山岩的《李大异与胡槻等四人雉山题记》有“李大异帅桂之三年，劝农于广寿寺”的文字。《劝农事文》石刻记李付的职衔是“劝农事提刑屯田员外郎”；李师中撰文，嘉祐七年（1062年）摹刻于龙隐岩的《宋颂》，记撰者的职衔为“广南西路转运使兼劝农使尚书度支员外郎”。对于研究宋代职官制度亦有一定史料价值。

三、桂林唐宋石刻是研究唐宋时期桂林宗教、文学、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

唐宋时期，岭南地区亦是中央朝廷流放贬官谪宦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湘桂走廊上的重要节点的桂林，是中原进入岭南的第一站，被贬谪文人仕宦，或在此就职，或经由此前往谪所。桂林因此得中原风气之先，儒家思想与文化得到大力弘扬，南北文化汇集交融于此。再加上桂林独特的地理环境，山清水秀，多名山幽境，成为大德高僧、道家方士传经布道的胜地。佛教、道教得到大力传播。

唐宋时期，桂林佛教兴盛，留给我们至为重要的文化遗产是摩崖石刻造像。桂林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石质坚硬的山崖为摩崖造像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唐代，随着佛教的传播，桂林摩崖造像之风兴盛，并一直持续到宋代。据不完全统计，现留存下来的佛教造像600余尊，以唐宋时代为主，唐代摩崖造像149龛484尊，宋代摩崖造像26龛110尊。主要分布在骝马山、西山、叠彩山、伏波山等地点。

骝马山石刻位于桂林市秀峰区骝马山北麓，是一处较小型的唐代摩崖造像集中分布地。共有6龛23尊佛像、还有2处灯（瘗）龛。骝马山摩崖造像在桂林摩崖造像中风格独特，造像形体偏小，一般高度在1米以下。其中3号龛造像多达10尊，有一尊供养人深目，络腮胡，为波斯人的形象，为桂林佛教造像中之仅见。

唐宋时期反映桂林佛教的资料有唐·昙迁的《舍利函记》、李实《造像记》；道教的石刻资料有唐·佚名的“玄玄栖霞之洞”、宋·尹穑的《仙迹记》和《仙李岩铭并序》、宋·吕渭《养气汤方》等，对于研究唐宋时期桂林的佛教、道教的文化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唐宋时期有关桂林山水的文学作品，体裁丰富。诗词歌赋，散文小说，一应俱全。作者群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到岭外任职的仕宦文人，这个群体最为庞大；二是这些外放官员的至交好友，一般都未到桂林，在友人赴任时，作文赠别，如杜甫、韩愈等；三是桂林本土的文人群体，如唐代曹唐、曹邺、赵观文，宋代的王世则、张仲宇等名动一时的地方名士。他们寄情山水，或抒发内心的苦闷与乡愁，或寄托对友人的祝福与思念，或表达自己的抱负，为桂林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山水文学。“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石刻很大一部分是文人墨客因山水名胜而发，山水与文化齐名并举，形成了和谐完美的桂林山水文化，如李渤《南溪山诗并序》、范成大《复水月洞铭》、王正功《劝驾诗》等一大批名人石刻，是桂林山水文化宝库中的艺术珍品。八百年前，南宋著名才子陈谠在遍游桂林诸山时，面对丰富多彩的桂林石刻，发出了“周南太史书”的赞叹，认为桂林石刻完全可以和《诗经》《史记》相媲美[9]。

唐太宗贞观年间始，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进入大发展的时代，唐代书法艺术成就达到了继魏晋之后新的巅峰。无论是初唐、盛唐还是晚唐的书法名家，在桂林都有迹可寻。有宋一代，虽是“积贫积弱”，但书法艺术上的成就却不可轻视。

“初唐三家”之一的褚遂良在高宗李治受禅嗣位后不久，因谏阻改立武则天为皇后触怒高宗及武后，遭左迁，后改任桂州都督。桂林开元寺舍利塔前曾有褚遂良亲笔书写《金刚金》碑，乾隆年间尚存，塔内所藏《舍利函记》亦应为褚遂良执笔。今碑与舍利函均已不存，而《舍利函记》拓本尚有传世。

颜真卿的书法，楷书稳实端庄。原存于桂林普陀山东麓的“逍遥楼”榜书，即为其真迹。“逍遥楼”榜书，书于唐大历五年（770），字径68厘米。逍遥楼废后，此碑曾嵌在东城城墙上，民国时拆除城墙，将碑移至普陀山。现存碑文为1973年据旧拓本重刻。2015年桂林市政府宣布重建逍遥楼，石碑现放置在逍遥楼前。

苏轼、米芾、黄庭坚、蔡襄被誉为“宋四家”。米、黄都有书迹留存桂林。米芾《还珠洞题名》在伏波山，宋熙宁七年（1074年）刻，行书，字径10厘米。米芾时年24岁，任临桂县尉，该题名是今人所能见到的米莆“未能立家”时仅有的三件书迹之一。黄庭坚因被指为“元祐党人”而谪宜州，贬谪途中曾游桂林，系舟于城南榕溪阁下。宋人孙览在独秀峰下读书岩筑五咏堂，镌刻黄庭坚书《五君咏》于石，但不知何时佚失。

范成大于乾道九年（1173年）知静江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在桂四年，建八桂堂、癸水亭、骖鸾亭等，并为堂观亭阁赋诗以记；疏浚兴安灵渠，倡导文教，改革盐法马政，发展边贸，改善民族关系，可谓政绩卓著；桂林诸山多有他的题刻，其《复水月洞铭》、《碧虚铭》、《壶天观铭》等为桂林石刻珍品。

桂林虞山《静江府新作虞帝庙碑》，宋淳熙三年（1176年）刻，张栻时任静江府知府，新修舜祠，朱熹为其撰碑文，吕胜己书丹，方士繇篆额。亦被称为“三绝碑”。

桂林石刻所体现出的书法艺术，价值独特并具有代表性，例如，陆游、范成大与张孝祥石刻同在象鼻山水月洞，三大家的墨宝交相辉映，实为桂林之一绝，亦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的奇迹，是研究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史料。

桂林石刻以其丰富的内容，集中反映桂林乃至广西1700年的历史进程，而唐宋石刻为其精华，它就像一部镌刻在山崖上的史书。正如清代陈元龙《龙隐洞诗》中所谓“看山如观画，游山如读史。桂州岩穴奇，石刻穷秘诡。岂为考岁月，直可补载纪。”

参考文献：

[1]叶昌炽.语石校注[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241.

[2]林京海.桂林石刻[J].中国文化遗产，2008（5）.

[3]杜海军.桂林石刻总集辑校[M].北京：中华书局，2013：15.

[4]杜海军.桂林石刻总集辑校[M].北京：中华书局，2013：8

[5]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桂林石刻[M].85-89.

[6]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宋史卷四九五[M].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10553.

[7]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宋史卷十七[M].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