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与上海孤岛时期的报告文学翻译热

郭刚

摘要：淞沪会战后，上海虽沦为孤岛，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方抗日力量在孤岛租界中重新集结，开启了以笔代枪的新战斗。这其中，以胡愈之先生领导的复社同人经过多重考察，选定“中国友人”埃德加·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为翻译底本，以合译方式短期完成翻译工作并以《西行漫记》为名预约出版发行，这不但是上海孤岛时期出版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而且开启了孤岛时期报告文学翻译的热潮，其意义非同一般。

关键词：西行漫记；复社；报告文学翻译

一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出现在现代中国，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出于文艺大众化的诉求，左联开始把报告文学这个新文体作为社会革命的政治工具加以使用。但报告文学开始获得内在发展动力却是来自于民族压迫，这包括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以及1937年的全面抗战，就如田仲济先生所言报告文学是“吮吸着抗日斗争的乳浆而成长起来的”[2]早期的报告文学翻译作品如《秘密的中国》和《对马》是作为国防文学的样板被译介的，但这两部译作并没有产生预期影响。抗战全面爆发后，报告文学创作与翻译走向繁荣，“报告文学时代”成为时代呼聲。但从实际创作和译介的效果来看，优秀的典范之作并没有出现。直至复社1938年版《西行漫记》的翻译出版，才真正催生了报告文学翻译热，“报告文学时代”真正到来。

二

埃德加·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最初受到胡愈之的关注是在1937年淞沪战役爆发后。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下属的国际宣传委员会中，胡愈之负责组织对外国记者发布关于抗战的相关报道，在这期间结识埃德加·斯诺。约在1937年10月前，斯诺接到Red Star Over China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的初版本样书，此书于是被胡愈之借去阅读，发现是“一本难能可贵的著作”，于是胡愈之打算翻译出版，希望把延安的“真实情况报道出去”。[3]但对于斯诺的身份，胡愈之也进行了一番政治审查，通过向八路军办事处刘少文了解，胡愈之对斯诺的政治身份有了掌握。但接下来，淞沪战役失败，国民政府西撤，上海沦为孤岛，出版陷入停顿，《西行漫记》的翻译出版遇到巨大困难。此时，胡愈之凭借其远见卓识和出色的领导才能，一个大胆的机会诞生了。

没有合适的出版机构，胡愈之便组织沪上的爱国知识分子成立旨在“促进文化复兴民族”的秘密组织——复社。复社社员由胡愈之、胡仲持、张宗麟、郑振铎、许广平、周建人、王任叔等十多人组成，组织运作上具有“合作社性质”，入社需每人承担50元会费，最后募集不足千元，这就是最初的启动资金。社员之外，还有更为广泛的社友，社友不缴纳会费，但具有优先购买书籍等权利。

复社的成功运转，体现在翻译出版发行《西行漫记》上。但《西行漫记》的问世，还依赖孤岛上海独有的出版环境。孤岛上海实指当时未被日军侵占的英美租界和法租界。当时租界管理方保持中立立场，不久租界方实行报刊登记制度，对交战双方“言辞激烈”的报刊均持取缔态度，但租界方对日本侵害其权益的行文亦深为不满，故而对抗日立场的报刊沉默应对，于是租界成为抗日力量的庇护所。胡愈之主持的复社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侧身租界，展开“促进文化，复兴民族”的工作。此外，因淞沪会战不久，上海存在大量失业的印刷工人，张纸成本也很低廉，印刷成本于是大大降低，且复社与爱国印刷工人采取后付费的方式，于是《西行漫记》的印刷出版是万事俱备，只欠“翻译”了。经过胡愈之等共产党员的组织，王厂青、林淡秋、陈仲逸、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12名译者分章节进行翻译，这种集体翻译就是日后被孤岛译界广泛采用的“合译”方式。于是仅仅用了一个多月，《西行漫记》初版本就在1938年2月10日面试了。出版后随即引起巨大反响，后多次印刷，流布全国，成为影响了几代人的红色经典译作。

三

复社同人对于《西行漫记》翻译出版，其影响不仅限于抗战史和革命史，对于孤岛时期的翻译尤其是报告文学翻译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西行漫记》出版仅几日，美懿就在《文汇报·世纪风》连载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行进》。1939年复社开始合译斯诺夫人的《续西行漫记》，其后各种影响广泛的报告文学译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形成了报告文学翻译的热潮，而这种翻译热的背后，无论在“合译”方式上，在政治运作上，在预约出版的方式上，都借鉴了复社对《西行漫记》的翻译出版。

笔者对孤岛上海的报告文学翻译进行梳理，冠以报告文学之名发行的书籍、报刊连载的作品数量惊人，现将主要的报告文学译作罗列如下：[4]

1937年5月，《中国的新西北》，史诺著，思三译。

1937年6月，《在西班牙火线上》，比特开恩著，李兰译，上海北雁出版社。

1937年6月，《在西班牙前线》，F.Pitcaren著，林淡秋译，华南图书社（香港）。

1937年7月，《保卫玛德里》，科尔佐夫等著，黄峰等译，上海杂志公司。

1937年11月，《毛泽东自传》，斯诺著，汪衡译，上海文摘社。

1937年，《毛泽东自传》，斯诺著，平凡译，上海战时文化书局。

1938年1月30日，《一个美国人的塞上行》，史诺著，佚名译，广州新生出版社。

1938年2月，《西北散记》，史诺著，邱瑾译，汉口群力书店。

1938年2月，《西行漫记》，爱特伽·斯诺著，王厂青、陈仲逸、胡仲持、倪文宙、冯宾符、梅益、邵宗汉、傅东华、许达、吴景崧、章育武、林淡秋译，复社出版。

1938年2月11日—3月21日，《中国红军行进》，史沫特莱著，美懿译《文汇报·世纪风》。

1938年3月20日，《突击队》，史沫特莱、辛克莱、斯诺等著，黄峰编译，光明书局。

1938年4月，《中国的新生》，勃脱兰著，林淡秋译，《华美周刊》1卷1-31期。

1938年9月，《日本向全世界挑战》，James.A.B.Scherer，哲非译，美商华美公司出版。

1938年9月，《日本在中国的赌博》，阿特丽著，罗稷南译，美商远东画报社。

1938年10月，《打回老家去》，史沫特莱著，导报馆发行，（无署名译者）。

1938年，《西班牙空战身历记》西华译，《大晚报·剪影》。

1938年，《铁的堡垒》，辛克莱著，易默（黄子祥）译，《译丛》（第28-70期）。

1938年，《远东前线》，史诺，《杂志》1卷1-5期。

1938年，《地下火》H.Liepmann著，朱雯译，文艺新潮社。

1938年，《红色的延安》，弗来敏等著，哲非译，上海言行社。

1938年，《两万五千里长征》，史诺著，汪衡译，上海文摘社。

1938年，《张鼓峰的战斗》，侯飞译，杂志社。

1939年，《续西行漫记》，宁谟·韦尔斯，胡仲持、蒯斯曛、林淡秋、冯宾符、梅益、胡霍、凌磨、席涤尘译，复社。

1939年，《华北前线》，勃托兰（James Bertram）著，任叔民译，上海棠棣出版社。

1939年5月，《华北前线》，勃托兰（James Bertram）著，林淙、蒯斯曛、蒋天佐、光灵、林淡秋、黄峰译，上海文缘出版社，译报图书部发行。

1939年，《华北前线》，勃脱兰著，郭根译，《华美周刊》1卷48期—2卷8期。

1939年5月，《新中国印象记》，E.A·麦雷著，梅蔼、步溪、哲非、满红译，上海群社。

1939年，《北线巡回》，贝特兰（James Bertram）著，方琼凤译，重庆生活出版社。

1939年1月，《日本的间谍》，范士白（AmletoVespa）著，尊聞译，生活书店。

1939年3月，《为自由而战的中国》，史特朗著，伍友文译，棠棣社出版，长风书店经销。

1939年4月，《亚洲的内幕》，约翰·根塞（Gohn Gunther），白林译，《现代中国》。

1939年4月，《红前线》，辛克莱著，柯夫译，海燕出版社[5]。

1939年，《我是希脱拉的囚徒》，史蒂芬·罗兰著，徐柏堂译，上海棠棣出版社。

1939年，《中国的新生》，勃托兰（James Bertram）著，林淡秋译，上海文缘出版社，译报图书部发行。（另见《华美周刊》1-31期）。

1940年，《秘密的中国》，E.E·基希著，周立波译，天马书店（汉口）。

1940年3月，《人民之战》，I·爱泼斯坦著，刘涟、思汗、岸舟、任戎、柯蒂、李卓、化生、黎生译，新人出版社。

1940年，《扬子前线》，阿特丽，石梅林译，上海彗星书社。

1940年，《日本海海战》（对马），普里波衣著，梅雨（梅益）译，桂林新知书店。

1940年7月，《使德辱命记》，汉德森（N.Henderson）著，倪文宙、周公木、史笃、胡仲持、艾纳、莫德音译，国华编译社。

1941年9月，《在英伦前线》，Vera Brlttain著，云玖译，亢德书屋。

1940年，《我是希特勒的女侍》，史蒂·芬罗兰，曾以章、《国际间》2卷8期。

1941年，《我是希特勒的女侍》，赛琳科勒，朱雯译，《国际间》3卷1/2期-3卷11/12期。

1941年，《法兰西之悲剧》，莫乐著，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

1941年，《法兰西之悲剧》，莫洛怀著，倪文宙译，上海中华书局。

从上面可以看出，孤岛上海时期的报告文学翻译至少有30部以上，部分译作有3—4个译本，译者普遍将目光集中在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勃托兰、爱泼斯坦、阿特丽、辛克莱等左翼新闻记者、作家的著作上。以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为底本的译作前后至少有6个之多；James Bertram的《华北前线》有4个译本；《法兰西的悲剧》至少3个译本；辛克莱的《No Pasaran》至少有2个译本。从内容看，此时的报告文学译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以《西行漫记》为代表的反映延安等红色政权的作品，包括《中国的新西北》、《毛泽东自传》、《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红色的延安》、《中国红军行进》、《华北前线》等；其次是关于中日抗战全景描述、国际关系阐释和敌我双方分析，包括《日本在中国的赌博》、《扬子前线》、《新中国印象记》、《人民之战》、《为自由而战的中国》等。这些译作基本循埃德加·斯诺的判断——“日本发动的太迟，中国现在已经不能再被征服了”和“日本的侵略加速了中国民族国家的复兴”而进行，目的是为中国抗战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并给予战争中的中国人民以鼓励。第三是关于德意日法西斯题材的译作，包括《日本向全世界挑战》、《我是希特拉的囚徒》、《人的希望》等，表现法西斯主义的独裁和罪恶。再次是反映法国速败的作品《法兰西悲剧》和所谓约翰·根室代表的“内幕书”[6]数量也不少。

四

报告文学翻译热的前提是报告文学创作热。全面抗战开始后，报告文学被再度赋予新的使命，它成为作家投身抗战“最好的斗争武器”。大量作家投身报告文学的创作中，以群在论及这股创作潮流时说：“抗战以前，报告文学还只在中国文学上占着不甚重要的地位：在各种杂志或报纸上，报告文学只占着副次的篇幅”。可是抗战以后，这一切的情形全都改变过来了。报告文学填充了一切杂志或报纸的文艺篇幅，一切的文艺刊物都以最大的地位（十分之七八）发表报告文学；读者以最大的热忱期待着每一篇新的报告文学的刊布；既成的作家（不论小说家或诗人或散文家或评论家），十之八九都写过几篇报告文学。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报告文学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7]

在报告文学创作热的刺激下，报告文学翻译自然也受到广泛关注，这是创作与翻译的互动影响。更为内在的要求是，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战事消息和国际舆论成为国人心头的大事，国人迫切需要知道战争进程和国际舆论。另一方面，远东的中日战事成为继西班牙内战之后世界瞩目的另一焦点，世界各大报和通讯社纷纷派驻新闻记者来华，仅美国的新闻记者在中国的就有20多人，他们向国外报道中国的抗战，满足欧美对远东尤其是战时中国的认知。更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全面抗战开始后，国共双方都格外重视外界舆论对于自己立场的支持。国民政府成立了董显光和曾虚白负责的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任用大量中外人士进行了争取国际支持和对敌斗争的宣传外。共产党在边区延安一直苦于“打哑巴仗”，希望加强对外宣传，对于同情中国的外国记者，则持欢迎态度。前后造访延安的外国记者有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史沫特莱、哈里斯·福尔曼等，他们的作品《续西行漫记》、《打回老家去》、《为亚洲而战》宣传了中共的政策，争取了国际舆论支持。在国共双方加强外宣工作的背景下，外国新闻记者的作用凸显了，外国记者群体成为外宣工作争夺的对象。

而孤岛的报告文学翻译的特殊性还在于孤岛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较汉口和重庆森严的出版管控，孤岛拥有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和国际化新闻出版市场，租界当局的新闻登记制度并不苛刻，有国民政府背景的出版机构可以出版大量反日报刊书籍。各大通讯社、出版机构、书店林立，外文出版物如《亚细亚》、《密勒氏评论报》、《大陆报》、《新群众》、《真理报》、《消息报》、《国际文学》、《改造》等市民轻易便能购买；外国记者云集，史沫特莉、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海伦·斯诺、爱泼斯坦、J.B·鲍威尔、阿特丽、汉斯·希伯、詹姆斯·贝特兰、E.A·麦雷、哈里森·福尔曼、约翰·根室、项美丽、克劳等众多知名记者活跃在租界，产生了大量新闻类作品；译者队伍也整齐，哲非、梅益、林淡秋、姜椿芳、黄峰、胡仲持、罗暨南、朱雯、云玖等都是報告文学翻译的实践者。此外，孤岛初期廉价的印刷费用、众多熟练却苦于无工可做的印刷工人和孤岛未被封锁的进口贸易。这一切，都是报告文学的翻译热形成的重要原因。

报告文学的翻译在孤岛四年时间里发展并不平衡，在经历前期1938—1939年的爆发式增长后，译品出现单一化倾向。而孤岛高企的物价，市民购买力的疲软，租界当局对书籍出版的严控，日伪对抗战力量的残酷打击合力造成了报告文学翻译热的降温。

参考文献：

[1]文章获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艺评论基地2017年青年项目支持。

[2]蓝海（田仲济）在《中国抗战文艺史》。

[3]《胡愈之谈西行漫记中译本翻译出版情况》，《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3月，第51页。

[4]参考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和孤岛时期影响较大的报刊辑得。另有研究者文军和王晨爽《抗战时期外国报告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的研究表明，上海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报告文学出版的重镇，平均每年9部，总数在30部以上。见罗选民编《文化批评与翻译研究》，外文出版社，2005年。

[5]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标明出版日期是1938年11月，有误。

[6]约翰·根室写作了《亚洲内幕》、《欧洲内幕》、《美国内幕》等大量Idside书籍，风行世界。

[7]以群：《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中苏文化》9卷1期，194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