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操纵学派的角度看冯唐版《飞鸟集》下架

耿博文

摘要：《飞鸟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冯唐版《飞鸟集》下架引起了巨大反响。操纵学派是八十年代翻译文化研究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翻译即操纵”，影响操纵过程的主要因素有：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本文将从这三个角度分析冯唐版《飞鸟集》下架的原因。

关键词：冯唐；《飞鸟集》；操纵学派

翻译研究的操纵学派提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它必然受到一定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翻译就是对原文本的改写”，改写即操纵，并为权力服（Lefevere，2004 preface）。操纵学派代表人物Lefevere系统地研究了文本外因素与翻译选择之间的关系。他将操纵文学翻译的基本力量归纳为三种，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

一、赞助人

赞助人是有“促进或者阻碍文学的阅读、写作和重写权力的”人或者机构，例如个人或团体、宗教组织、政党、社会阶层、宫廷、出版社，以及报章杂志、电视台等传播媒介（Lefevere 1992：15）。在冯唐此次翻译中，赞助者是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在冯唐译本的《飞鸟集》的图书说明中，出版社用到了以下的话语，“于是，我们邀请诗人冯唐重新翻译《飞鸟集》，借助其圆熟、凝练的文字技巧，找回《飞鸟集》本应有的意境和韵律，更加适合现代中国读者的汉语习惯”。可见，出版社对冯唐的尊敬和信任程度，这源自于冯唐自身的名气和在文坛的地位。可以说，在此次翻译过程中，出版社也就是赞助者对冯唐的干涉是非常小的。冯唐在翻译的过程中，也没有考虑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因素，身为一名译者，他运用自身的条件，给这次翻译创造了一个“真空”的环境，打上了强烈的个人印记。从译者的隐身到现身，译者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地位，塑造自己的主体性，在此次翻译过程中，冯唐做到了大多数译者做不到的事情，让译者光鲜亮丽的登上了舞台，浓墨重彩地做了主演。在后期，浙江文艺出版社也只是将下架的原因归于“观众批评”和“舆论压力”。

二、诗学

诗学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一张文学技巧、体裁、主题、典型人物和情景、象征的清单；另一个是关于文学在整体社会系统里有什么或应有什么角色的观念”，后者“显然与来自诗学的饭凑之外的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是由文学系统的环境中的各种意识形态力量产生的”（Lefevere 1992： 26-27）。

先看第一方面，很多读者批评冯唐的译本“黄”因此要求冯唐译本下架。例如，原文“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冯唐版是“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郑振铎版是“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了。它变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冯唐在采访中是这样回答的，“我觉得，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坦率地讲它不直接，泰戈尔想表达的意思可能是人在情人面前，在爱人面前，大千世界有可能是一个人，有可能是一个真的所谓的世界，如果假设是一个男女之情，实际上是他揭下面具还不如解开裤裆更能让人明白它的意思——我对你没有任何秘密，我希望把我整个人给你看，包括我自己不理解的秘密，包括我身上所有的光明和黑暗。”

事实是，凡是读过冯唐作品的人都对冯唐版《飞鸟集》坦然的接受了，因为冯唐的其他作品，无论诗集还是小说，都是同样的“黄”，与译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冯唐独特的文风，“爱之者蜜糖，恶之者砒霜”，尽管读者褒贬不一，但是冯唐的书却很卖座，这是不争的事实，笔者认为，这是一个现代化社会出版自由的表现——能够接受不同的美，并不阻碍美的传播。对于冯唐版《飞鸟集》，读者褒贬不一，也是情理之中，预料之内的事情，笔者认为，这也是由于不同的审美造成的。

关于第二方面，在中国，《飞鸟集》是“青少年经典文库”的成员之一，但是，不知这些的读者是否读过《飞鸟集》的英文版，里面不少诗句就不是给青少年看的。如郑振铎版飞鸟集其中一首：“我不知道/这心为什么在寂寞中枯焦/为了那细小的需要/从没说要/从不明了/总想忘掉”。而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的召回原因是“虽然《飞鸟集》不是青少年作品，但毕竟有青少年在读泰戈尔的诗（有些版本的飞鸟集标明是青少年版），我国图书市场目前还没有分级阅读制度，难免会对青少年产生误读和误导。为了慎重起见，我们接受了一些阅读推广机构和读者善意的批评，决定先召回。”“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郑振铎将《飞鸟集》译成青少年读物的风格是没有问题的，而冯唐将《飞鸟集》译成“冯唐版”，就要被下架，在笔者看来，这十分不公，也完全没有考虑到喜欢冯唐译本的读者群的需要，这是有失公允，且非常粗暴野蛮的。

三、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网络，由特定时间和特定社会得以认可的观点和看法构成，使译者和读者通过它们着手处理文本”（Jameson in Lefevere，2004：16）。在之后的研究中，意识形态的内容又增加了：权威、法律以及权力。笔者认为，冯唐译本下架事件，与国内的意识形态关系不大，冯唐的很多作品要比他所翻译的《飞鸟集》要“黄”的多，却非常畅销，很多还走上了荧幕，得到了观众的欢迎和支持。这说明，中国对这类作品还是很有包容力的。笔者认为，冯唐版《飞鸟集》下架和国内意识形态、文化政策关系不大。

而印度反應则要激烈的多，甚至扬言要“绞死冯唐”，这是与印度的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的。Raw Agent明确表示，“希望中国政府严肃对待”。笔者认为，正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长江文艺出版社不得不下架冯唐《飞鸟集》译本。

四、总结

译本下架，这是极少见的事情。这是一场新印本和经典译本，不同读者群，译者和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之间的博弈。在这次翻译中，冯唐打了一场普通译者打不起或者不敢打的仗，虽败犹荣。在译本下架后的表现得洒脱不羁，自在自如，正如他的作品一样。对于大部分译者而言，始终都要受社会意识形态、诗学观以及赞助人等诸多语言以外因素的操纵。笔者不禁发问，身为译者，在我们的翻译过程中，我们还应不应该挑战权威、应不应该为作品打上自己的印记，应不应该争取译者地位的提高？又该怎样去做？希望与各位朋友多多交流，共同探讨。

参考文献：

[1]冯唐.飞鸟集[M].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

[2]勒菲弗尔.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3]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48-149.

[4]郑振铎.飞鸟集[M].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5]中国新闻网.冯唐谈《飞鸟集》：这个世界的宽容度和审美令我失望[N].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6/01-22/7727834.shtml.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