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著书”的因袭传统与文化内涵

于格

摘要：“发愤著书”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中源远流长，该命题虽由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明确提出，但在之前与之后的历史中都有着明显的因袭脉络；“发愤著书”迥异于传统儒家“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而是反其道而行，空前强调真实的消极能量对文艺创作的巨大推动力；该命题正确揭示了创作心理中一个巨大而长期被掩盖的神秘空间，具有非凡的意义。

关键词：发愤著书；儒道文化；创作心理

“发愤著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著名而显要的命题，该命题蕴含在由司马迁在给友人的书信《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家学渊源，自身又才华异禀，本应该仕途坦荡，一生安顺，然而因替友人李陵申辩而触怒武帝，惨遭酷刑，身体被毁坏，尊严也被践踏。在极度的痛苦中他凝视痛苦，抉心自食，靠着对痛苦与命运的不妥协最终创作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史记》。在《报任安书》中，“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被后世概括为“发愤著书”。然而，发愤著书并非横空出世，在此前与此后的历史中，它的前身与变体也时时在对中国古典文学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

在对自己创作《史记》的内心情感挣扎与切身体会的倾诉中，司马迁举了一系列在沉郁中创作出经典巨著的事例：“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可见，在“发愤著书”这条道路上，司马迁并不孤独。

司马迁以前，虽然没有人有意识地提出“发愤著书”，但相似的表达却屡见不鲜。早在《诗经》中的许多诗句中，便可见出一些“发愤著书”的萌芽，如：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履》）忧愁、哀伤、不平，都成为写作的心理动因，只不过这些情绪在强度上不如“愤”来得激烈；孔子曾在《论语·阳货》篇中提出：“诗可以怨”；屈原《惜诵》中有“发愤以抒情”之句，表明自己以诗歌的写作来抒发忧愤；《淮南子》中有“愤于中而形于外”之说，等等。

司马迁提出此命题，不仅准确而深刻地总结了前贤们的智慧，并且开启了后世关于“发愤著书”这一命题的发展和深化。刘勰曾提出“蚌病成珠”说；唐代李白有“哀怨起骚人”说；杜甫有“文章憎命达”说；韩愈有“不平则鸣”说，“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白居易也曾提出“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北宋欧阳修提出了“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的“穷而后工”说；明末李贽在评价《水浒传》时指出是作者施耐庵“不愤则不作也”；无独有偶，清代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中同样提出了《水浒传》是“怨毒著书”的结果……

近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引用尼采的说法：“古之一切文字，余独爱其血书者”。“血书”可谓道出了“发愤著书”的核心含义，试看古今中外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学经典，大多是作者在痛苦穷愁间以血书就的：且不说屈原和司马迁二人，“诗圣”杜甫以沉郁顿挫的诗史气概享誉后世，然而这种气概不是由李白式的奔放浪漫、自信达观铸就的，而是由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给作者带来的痛苦浇筑的；“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李贺险怪奇崛、瑰丽冷艳的诗风也是在短暂而窘迫的不得志中造就的；古典文学最高峰《红楼梦》的作者也不是幸福的，从“诗礼簪缨之族”沦落到“举家食粥”，曹雪芹怀着对昔日故人的悔恨与苦痛，写下了一纸纸“荒唐言，辛酸泪”；亡国之君李后主，饱尝了国破之悲与家亡之恨，才有了眼界始高，感慨遂深的“士大夫之词”；此外，现代的鲁迅、巴金，西方的但丁、卡夫卡，无不是执笔的苦魂，将全人类的苦难担负于一己之肩，才有了一部部意义非凡、凝聚了人类的智慧与理想、具备恒久品格的旷世奇作。

二

虽然孔子也曾注意到了“怨刺”在诗歌中的作用，但他倡导将这种情绪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主张“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审美原则，这也造就了中国后世以儒家“中和”为最高的审美规范，而摒弃过激情感的张扬与发泄，如《诗大序》中主张“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激愤的情绪并不为儒家文化所倡导。但是应该看到，这种由忧愤激越所驱使而创作出来的作品不是把文字拿在手中当做器物来赏玩，不是用来填充茶余饭后的消遣工具，也不是高人雅士们闲情逸致的证明，而是作者生命本质力量的迸发，是对神秘不可测的人类命运的终极追问与探索，是人类最深邃、最本质、最具可能性力量的彰显，正是这些作品一次次地刷新了人类文明的可能性，指向了世界的未知领域，促成了人类文明的质变。

儒家主张克己复礼，控制个体以达到整体社会和谐的政治理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漠视人性的文化，走向极端便是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而道家主张返璞归真，重视人性中的本真性情，排斥虚伪的礼仪道德。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是建立在“忠君”与“爱国”的前提之下，而在封建社会中“爱国”实质上也是从“忠君”衍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止乎礼义”的根本原因是为了照顾统治者的情绪和免遭噩运而压抑自身情感的表达，这就造成了中国儒家色彩浓郁的文学作品中矫饰、虚伪的一面，故有元好问“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这样一语中的的评价。相对于虚情假意的文质彬彬，司马迁式掷地有声、恣情任性的长歌当哭就显现出了难得的真实与可信。司马迁不回避自己心中对不公命运的忧愤，他仰天长叹，悲慨自己多舛的半生，对于命运，他采取了一种直面的姿态，在消极、黑暗中正视绝望，超越绝望。正是这样，司马迁得以参透宇宙中神秘未知力量的存在，从而使自己的人生境界进入到一个阔大无疆的境地，悲愤、忧愁、不平，这些消极的力量在这时候转化成了蔑视苦難、超越一切的积极因素，给司马迁以巨大的心理能量去完成《史记》这部旷世史书。从漠视自身情感的克己复礼到直面自身痛苦的“发愤著书”，司马迁掀开了儒家文化绵柔的纱帐，走入了道家文化中自然无碍、委运任化的境地，也使自身的生命力周行不殆，完成了对有限人生的超越。

故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诗可以怨”传统，另一方面也融入了道家对黑暗不公的现实极其愤激的特点，表现了儒道文化融合的倾向。

三

欢愉是发散的，而痛苦是内聚的。由欣喜快意趋势创作的作品是浅薄的，暂时的，而由痛苦绝望中生成的是永恒的、深邃的经典。以“愤”为创作动力，能够使作品具有深广的思想内涵。因为从文学情感的深挚与其中的思想蕴含来说，悲愤痛苦的情感往往使作者能够体会到生活与宇宙中最深刻的意蕴，对宇宙与人生的终极产生怀疑与追问，最终产生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当人痛苦的时候，往往不得不去思考到更深刻的问题。孟子曾经提到过：“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孟子认为真正有智慧德术的人，往往是遭受痛苦的人。那些孤臣孽子，他们受到国君的排斥，内心无比忧愤，于是便对不公的命运展开思索，故其思虑也深。司马迁在《史记》中，就从个人遭际出发，推广到天道人事，进而对人类的普遍命运提出新的思考和体悟，期间洋溢着浩瀚而深邃的宇宙意识。

司马迁首次提出最高的写作境界乃是“发愤著书”的怨愤之音，是充满批判与宣泄不平的哀怨之声，不但继承了孔子“诗可以怨”的思想，同时也有力地冲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说，对中国后世“哀怨起骚人”的文化传统产生了及其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王国维著，周锡山编校.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