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由人“走”，人直“道”正

吝成璋

摘要：“道”在唐朝前期作为一种监察区的存在，对于唐朝影响深远，但我们更应注意到，作为一种制度，人才是起决定作用的根本因素，我们需要对“道”的官员进行相关的研究，以此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道”。

关键词：道；采访使；选任；升黜

唐初统治者亲眼目睹拥有百万军队和庞大国家机构的隋朝转瞬而亡，不由得发出“天子者……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1]的感叹。唐代统治者总结隋亡的教训，认识到纳谏求贤与重民治官的重要性，因而在政治上推行开明的政治统治，这样有利的政治环境为唐代监察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一、道的简介

道：对这一名词的定义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道是唐代地理区划名称，……职掌与汉武帝所置十三部刺史略同。”[2]此处无疑是将“道”看作是单一的监察区；也有“十道制，……即唐初行政设置。十道为十个行政区划。”的看法，此处将其归入单纯的行政区划[3]；还有一种说法：“贞观时的道，形式上虽是行政区划，其中实已暗含监察区的意味。……开元时，在调整十道至十五道的同时，每道置采访使，‘以检查非法，如汉刺史之职……并让采访使兼各道要州的刺史，正式的监察区体制由此确定。”[4]

作为中央对地方监察方式之一的“分道巡按”，“分”的就是作为监察区而设置存在的“道”。众人熟知的“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作为监察区而存在的道；安史之乱后，因为地方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原有的监察区逐渐向行政区转变，唐中央已经失去了对地方监察权的领导。后来“道”虽有复设，但已经基本成为行政区划，与监察区相差甚远，可以说作为监察区存在的“道”在安史之乱后已基本走向消亡。

二、以采访使为代表的唐代“道”监察官员的选任和管理

监察官员们位卑权重，以采访使为代表的监察官员关系唐朝政之理乱的大事。唐睿宗曾说过：“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御史之职也，政之理乱实由此焉。”[5]其次，他们是“清要官”，地位重要，权力很大。特别体现在采访使巡按地方时，更是“州县袛请相望，道路牧宰袛候，僮仆不若”[6]监察官员的特殊身份和显赫的权势，决定了其人选的特殊要求和标准。

（一）监察官的选任

第一条是必须具有刚正不阿、敢言直谏的品质。《唐会要·御史台上》记载，御史中丞裴度曾奏：“凡所取御史，必先质重勇退者”。高祖时，以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诚直”，“指陈得失，无所回避”，升任侍御史。权万纪“性强直，好直言”，敢于弹奏魏征、温彦博等豪贵，被太宗任命为治书侍御史，“甚礼之”。[7]玄宗在《饬御史、刺史、县令诏》中强调指出：“御史执宪，纲纪是司”。如果御史因为“多惜人情，未闻正色”，不仅要受到“何至至公”的谴责，并且要遵令“按其有犯弹奏”。[8]由于唐代统治者将正直作为选任监察官的主要标准，所以涌现出一大批“嫉邪忿佞”、“极言切谏”的官员。

第二条是学识渊博、明习法令。高宗以杜求仁“有雅才”，授监察御史。德宗时，又有张弘靖“献赋美二京之制，德宗嘉其文，擢授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9]监察官的主要职责是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监察百僚的品行和政绩，其特殊权限决定了监察官必须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

第三条是具有实践经历，要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据《文献通考》载：“检察选拜，多自京畿县尉”；玄宗时规定，“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10]；唐肃宗至德元年重申：“风宪之地……其御史须曾在州县理人官者，方得荐用。”因为从州县上来的御史有基层工作的经验，熟悉地方行政事务，熟悉官场陋习，了解风俗民情，可以保证御史素质，提高监察效能。

最后一条，唐代的监察官是由皇帝亲自选任。玄宗开元四年规定，凡六品到八品的监察官，“皆进名敕授”即由皇帝直接任命。皇帝之所以直接掌握监察官的选任权，正是要他们直接向皇帝本人负责，以避免其他官吏对御史工作的干扰，保证监察机构工作的高度独立。

宰相和皇帝争夺御史的选任权，实质是为了加强宰相对于御史台的控制，御史台的台官则是为了加强御史台的独立性。

（二）升迁考课

唐代御史的升迁不同于一般官吏。唐制，一般官员需经四考之后，方能按格铨注，迁转他官。而御史三考即可升迁，其中侍御史迁转更为迅速。《通典》云：“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则迁登南省。”御史的监察工作有成绩，可以迅速擢升，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勇于弹劾，有利于监察工作的开展。

御史的迁升阶梯是：监察御史升为殿中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升为侍御史。若御史调任其他部门，则多为郎中、员外郎。御史大夫的晋升往往多升任為宰相。这种设置，可以激励御史大夫更好的对宰相进行监察，以便在权利再分配中取而代之。宰相为了防止御史大夫的取代，不得不谨慎从事，奉公守法。这种互相制约的机制，可以防止宰相专权，有利于监察职能的加强。

唐代在依据考核结果对政绩突出的监察官予以升迁的同时，对于失职、渎职或触犯法律者，往往给予降职或罢黜。《通鉴》记载。贞观五年，监察御史权万纪因滥用职权，为非作歹，造魏征弹奏：“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奸为直，以谗为忠……挟恩依势，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被太宗罢职。

（三）行使权力

监察官在巡按地方时，须严格遵照《监察六法》和一系列的出使巡察法行事。

玄宗开元时期，为了规范按察使的监察职责，正式颁布模仿汉朝《监察六条》的《监察六法》。《监察六法》在性质上属于地方监察法规，是唐朝“道察”体制的产物。《监察六法》基于唐朝的特定历史条件，较之前朝有所不同。

出使巡察法规以以下几部比较著名：一是太宗在贞观八年正月发布的《遣使巡行天下诏》；二是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在《遣使黜陟诸道敕》；三是肃宗至德年间的《遣使安抚制》。上述诏制不仅表明遣使出巡的必要性，而且要求其承担起作为天子耳目的职责，务求上传下达，下情上通。

上述两者结合，形成了严密的监察法网。对于维持地方的吏治以及推动监察的实施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御史若超过法规赋予的职权，或者利用职权，挟私诬告他人，按律处以刑罚。

三、总结

监察职能的发挥好坏，不光与监察官员有关，根源的影响因素在于君主。在中国古代专制制度下，最高的监察权归于皇帝，整个监察过程，从纠参到复议，核实到复劾都必须请旨进行，最后由皇帝裁决。监察效果取决于“明君贤相”还是“昏君奸臣”。

监察官依赖皇权的保护，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的一切弊端都源于此，其御用性是御史制度天生的缺陷。皇帝是监察官的保护伞，离开了这顶保护伞，监察官几乎什么事也做不成。这一局限性在唐代表现得非常突出。睿宗曾明白的说：“鹰搏狡兔，须急救之，不尔必反为所噬。御史绳奸慝亦然。苟非人主保卫之，则亦为奸慝所噬矣。”[11]正直敢言的监察官，如无皇帝保护，反为权贵所害，在唐代比比皆是。僖宗时，由于宦官田令孜“专权”，僖宗的昏庸，就有谏官3人被枉杀。无怪乎御史中丞魏元忠慨叹：“臣犹鹿耳，罗织之徒欲得臣肉为羹，臣安所避之！”

明君则政治清明，监察得力；昏君则政治紊乱，监察失效。道路是由人一步步的踩踏出来的，道路的笔直与否，关键在于“人”的本身。对于监察之“道”来说，走的“人”就是君主以及监察官，他们将直接决定“道”的曲直，唐代监察制度“行走”之“道”直否的结果，众人皆知。

参考文献：

[1]《隋书》卷41《苏威传》。

[2]《大辞海·中国古代史卷》

[3]赵文润、赵吉惠撰《两唐书词典》。

[4]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

[5]《唐大诏令集》卷100《令御史录奏内外官职事召》。

[6]《唐会要》卷62《御史台下》。

[7]《旧唐书》卷185《权万纪传》。

[8]《全唐文》卷29《元宗皇帝》。

[9]《旧唐书》卷129《张延赏附子弘靖传》。

[10]《新唐书》卷45《选举下》。

[11]《资治通鉴》卷210“睿宗景云元年”条。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