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入杂感：副刊论政的现代转型

黄诚

摘要：报纸副刊杂感从游戏文章到政论杂感、从征稿到主笔专栏，陈景韩是一大枢纽。陈景韩将时评入杂感，实现了副刊杂感话语方式从传统的游戏向现代政论杂感的转型，将众人投稿的杂感专栏变成主笔个人专栏，有利于统一副刊话题和提高杂感格调。陈景韩改革之后，《新闻报》、《时报》等大报的副刊纷纷效法，以主笔个人专栏形式出现时评式杂感遂成为报人杂感的定型。本文试图论述陈景韩对报人杂感的贡献，探析通俗文学作家作为报人在副刊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

关键词：陈景韩；时评；主笔个人专栏；报人杂感；现代转型

1918年10月9日，天虚我生因为家庭手工业社的事务渐趋正规，无暇分身打理《自由谈》的编务，遂辞职。史量才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继任人选，只好由总主笔陈景韩暂时代编《自由谈》。从1918年10月10日至1920年3月31日，陈景韩负责《自由谈》的编务。在陈景韩主持期间，新文化运动蓬勃展开，反思传统文化，重估计一切价值，努力向西方学習，求新求变，成为时代主潮。新文化阵营的报刊如《学灯》、《觉悟》、《新青年》等对青年读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且他们挟西方理论的力量，对通俗文化阵营展开猛烈的抨击，通俗文化的趣味、消闲和继承传统一下子变成了反动、落后的东西，于是《自由谈》的处境相当尴尬。通俗作家靠卖文为生，市场是他们的生命线，而青年读者纷纷流向新文化刊物，更让他们感到前景堪忧。于是，顺应时潮，以改革求发展，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而在此前，姚鹓雏等人主编时旧派风格，即已经让《自由谈》一度陷入困顿。天虚我生《家庭常识》系列栏目的引入，一度缓解危机，实际上是对市民生活现代性及实业救国时潮的正确用药，但以五四前夕的形势也不一定相符了。作为报界元老的陈景韩，一上台，就开始了《自由谈》的改革。

《自由谈》从设立伊始，即力求争取言论自由，因为当局的压制，《自由谈》常常成为“不自由谈”，只能采取游戏文章等方式发表政见，监督政府，为市民代言。同时，游戏文章等方式亦兼顾作者和读者所同具的传统文人的审美情趣，因此，游戏文章自1911年8月24日至1918年10月9日，一直作为《自由谈》乃至其他大报副刊的首席栏目，充当着副刊政论角色。这种游戏文章的模式，虽然符合了当时的言论环境和市民审美需求，但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浪涛的逼近，读者市场和文化环境的趋新求变，北洋政府对舆论管控的力不从心，游戏文章作为副刊政论的话语方式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而此时，陈冷血将其“时评”带上了《自由谈》舞台，实现了副刊论政的现代转型。

一、时评入副刊：副刊论政的现代转型

陈景韩（1878-1956），笔名景、景韩、冷血、冷、不冷等。江苏云间人，即今之上海松江人。早年思想激进，为求救国救民真理，主动放弃科举之路，考入武昌武备学堂，戊戌政变后因受唐才常起义事后牵连，留学日本，参加兴中会，参加反清革命。1902年到上海，担任革命报纸《大陆报》记者，积极从舆论上宣传武装反抗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但陈景韩“政治立场似乎游移在革命与改良之间”，他思想驳杂和性格冷峻理性，使得他“思考或处世的周全”[1]，能够很快地超越党派，于1904年投入到保皇派创办的《时报》担任编辑，以不党不私的立场，公正地发表言论，为大众代言。正是这种公正的立场和职业化的新闻素质，使得他自20世纪初投入到报界开始，先后担任《大陆报》、《时报》、《申报》编辑或总编辑，从事报业工作达三十余年，俨然报界常青树，对中国新闻报纸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写作时评达26年，近万篇，创造了与梁启超“新民体”齐名的“冷血体”，对胡适鲁迅等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在《十七年的回顾》中曾言：“《时报》的短评在当日式一种创体，做的人也聚精会神地大胆说话，故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读者脑筋里发生有力的影响。……这种短评在现在已成了日报的常套了，在当时却是一种文体的革新。用简短的词句，用冷隽明利的口吻，几乎逐句分段，使读者一目了然，不消工夫去点句分段，不消工夫去寻思考索。当日看报人的程度还在幼稚时代，这种明快冷刻的短评正合当时的需要。”[2]此后，陈景韩以此冷隽明利的，近乎格言式的短评，为《时报》、《申报》撰写时评，主持舆论，引领民国报坛二十余年，影响了胡适、鲁迅、周瘦鹃等一批人。但是学界对陈景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陈景韩对《时报》的贡献及其对中国现代杂文的影响，而忽略了他的时评对《申报·自由谈》乃至副刊政论格调的贡献，进而忽略了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革新《自由谈》的努力。

二、副刊时评的创立与主笔个人专栏

1918年10月10日，陈景韩在《自由谈》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自由谈之自由谈》：

自由谈今日又复自由改革矣

今日自由谈之自由改革，悉以自由主意为主意，每日闻见思想所及之自由即投稿所得之自由，集以编辑，不拘定格，故每日之自由谈有每日自由之象。此今后自由谈之自由也。

敢请披阅自由谈诸君，依然自由披阅，投稿自由谈诸君，益发自由投稿，仅布。[3]

这实际上是陈景韩改革《自由谈》的宣言书。文中明确地重申《自由谈》改革的旨归在于“以自由主意为主意”。第二天，他又在《自由谈之自由谈》中进一步阐明中国人的三大不自由：“世界各国所谓三大自由，中国人或不能享，集会有禁词也，报纸有查封也，不犯法之身体，有羁押也，”指出破坏自由的三大罪魁：“军令可自由听否也。会计可自由增减也。法律可自由制造也。官职可自由选择也。”[4]武人当道，不听中央号令，割据混战；政府腐败，财政收支缺乏监督，随意挥霍；议会混乱，贿选成风，不依法定程序程序颁布法律甚至宪法。这里的潜台词即是欲实现三大自由，须实恢复政治秩序，而破坏政治秩序的三大罪魁祸首在军阀、政府、议会。实际上，陈景韩这短短三篇时评，基本上框定了自他至周瘦鹃十余年《自由谈》政治批判的对象。

代议制政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北洋政府时候的议会已经变成黑金政治的罪恶渊薮，陈冷批评臭名昭著的安福俱乐部时说：“安福俱乐部五字不知何人所题，是何命意。论其实际，不过一政党之招待所耳，然而以今观之，此五字实字字相反。势既分裂，不得为俱；互相愤恨，不得为乐；脱离中止，不得为安；终无良果，不得为福；号令不行，不得为部；故与其为安福俱乐部，毋宁为危祸各恨散也。”[5]武人凶残，政府贪婪，是北洋政府的两大毒瘤，陈冷痛斥道：“近今有二大患，武人与文人，武人之患，人多知之；文人之患，鲜有注意者，不知政治之浑浊，社会之龌龊，皆由是二人来也。”[6]简短几句话，将中国政治的弊端点得清清楚楚，语句短小精悍，且用判断性语言，观点明白，读来痛快。

与政论相比，副刊时评略带诙谐，短小明快，语言活泼。陈冷血将时评引入副刊，不是简单地将社论式的时评照搬入副刊，而是基于他对论说和副刊时评的特别认知。早在《时报》创刊之后，就紧接着发表《论日报与社会之关系》，将论说（政论）与批评（时评）做了区分：“论说者，举国家之大问题，原原本本而演绎之，所谓晨钟暮鼓，朝夕警醒我国民者也。批评者，举当时之紧要问题，抉其要窍，明其得失，所谓耳提面命，随时以提撕我国民者也。故批评者，论说之变也；论说者，批评之常也。故批评简而明，论说长而详，批评指其事之是否，论述指其事之原委，批评不常有，论说常有，此犹戚继光之用兵长短以相卫也。”[7]批评即时评的内容可大可小，重点在于“指事之是否”，指出其中的得失即可，目的是耳提面命；而政论的内容则限于国家大事，重点在于分析国家大政的来龙去脉，目的在于朝夕警醒国民。陈景韩担任《申报》的总主笔兼副刊主笔，每天必须在报纸新闻版写一篇政论或社论（按：陈冷接任主笔后，逐步改为“时评”，这里依然叫政论，以免于《自由谈之自由谈》的时评混淆）和一篇《自由谈之自由谈》。其政论全是国政大事，涉及到南北议和，内阁更迭，总统选举，大员任免，对外借款，蒙藏问题等内容，而《自由谈之自由谈》的时评则既有政治批评如上述的国政大事，又有社会文化批评如新旧文化论争、中国国民性问题、人生感悟、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劳工问题、交通物价等，可以说是大到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小到细民日常生活，信手拈来，“耳提面命，随时以提撕我国民者也”。这些内容，多在《通俗文学作家的时评杂感》中有涉及，这里不赘。除内容之外，最主要的是话语方式不同，政论的话语方式是“长而详”，时评的话语方式是“简而明”。如同时谈大总统徐世昌赦免张勋，政论如是评说：

余谓赦张勋可也。赦张勋而又使之平鲁匪，不可也。赦张勋，原亦不可，特以与张勋同罪者，俱赦，故张勋亦未始不可赦，不赦张勋而又不能正张勋之罪，与赦张勋之罪无异，故曰：赦张勋可也。

特是张勋所以敢冒大不逆者，以有兵权也。张勋以后之所以可患者，亦恐其有兵权也，津浦之间，受张勋兵害者，尽人而能知也，不必论其复辟之罪也，今若赦张勋，而又令之平鲁匪，是复授以兵权耶，由前之说，我为北派将领羞，由后之说，我又不能不为主持此事者之命意有所怀疑矣。[8]

张勋可赦，因为“不能正张勋之嘴”，暗含着对政府不追究张勋复辟之罪，是姑息养奸。如授张勋兵权给其剿匪，则张勋不可赦，借此抨击武人为祸皆在兵权，有兵权不听中央号令，才导演出复辟闹剧，才纵兵为祸。假此张勋被赦一事，将政府与军阀一并痛斥。但是同一天的《自由谈之自由谈中》，陈冷说：

张勋本称为张大帅，现在又经东海大赦，可改为张大赦，大帅大赦一而二，二而一也。

复辟与大辟同为一字，不在何意？张勋因复辟而几至大辟，岂同字之意乎？张勋复辟不成，故大辟亦不成。[9]

大帅本就是大赦，指军阀特权，政府颟顸；复辟而不遭大辟，亦指军阀特征，政府颟顸。政论与时评的意思一样，但是表述方式相异。政论重在分析张勋的可赦免与不可赦免，试图通过分析原因来点出中国的祸害在军阀拥兵自重，政府滥作为；而时评则是以判断句的方式，点出大帅大赦一而二，二而一；复辟不成，故大辟亦不成，明利干脆。风格上，因为政论在新闻第一版，须正大庄重，故态度严肃，逻辑严密，语言冷峻；而时评在文学性和娱乐性较大的副刊版，态度须略带诙谐，文学性强，语言活泼，感情略略外漏。前者署名“冷”，后者署名“不冷”，正是风格的某种表征。此种例子很多，在这里不一一列举。

与游戏文章相比，副刊时评态度严肃，文体更现代，读来更加明白痛快。追根溯源，副刊言论在此之前，主要是游戏文章。在求新求变的时潮和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下，游戏文章终不免被淘汰的命运，代指以更现代的时评体。从外在看，时评比游戏文章更严肃。从接受效果上看，时评比游戏文章更明快，更符合快都市节奏生活下的阅读习惯。1918年1月28日凤公的《登百级债台记》用近2000字的文章仿古游记，来讽刺政府借债度日，百姓苦不堪言的情形，以此痛斥北洋政府不顧国家权益，靠抵押国家资源来借债挥霍，无异于饮鸩止渴。而陈冷则云：“昔人为借，责人为债，故借债者必与人有关系也。然昔人云者，戒人自今以后，不当复借也。责人云者，谓苟或借债必受人责也。然而中国历来之政府，无日不借债，而又不畏人责，彼造字者亦无可如何矣。”[10]通过债和借的构字，指出借债人必担责，希望日后慎借甚至不借，但政府视若无睹。

与前期《自由谈之自由谈》比，陈冷的时评基本上属于主笔个人专栏。其实，《自由谈之自由谈》早在1914年12月24日就由王钝根开创，至1916年4月2日停刊。可以看做是《自由谈话会》栏目的延续。与《自由谈谈话会》一样，前段的《自由谈之自由谈》基本上是投稿为主，有时是一人，有时是几人一组。如1914年12月24日的《自由谈之自由谈》即会逖侪与朱石痴，前者先谈小说的堕落，不能“移风易俗，卫国家，化社会，有功名教”；在谈“赌为制造盗贼之好材料”；后者则先谈以研究学问来消除邪念，再谈业精于勤荒于嬉，来激励大家为国为民[11]。1915年1月4日，葛病夫在《自由谈之自由谈》谈国家加税的危害，抨击官场腐败，醉宾谈禁烟是善政。[12]内容在抨击时弊和劝善惩恶，风格多样，有长篇大论达几百字者，也有格言式的短论。这些与陈冷对国民性的批判，对国家结构性腐败的抨击虽有深浅之别，但是根本不同在于，这些专栏是投稿性的拼组，而陈冷的时评则是个人专栏。之前，无论是《自由谈》、《新闻报·庄谐杂录》、《小时报》，还是《新申报·小申报》，编辑都是隐身在后的，所有的栏目都是以投稿为主，不利于副刊言论的一致性，也不利于副刊言论的组稿，更不利于副刊编辑执行报纸的办刊方针。副刊主笔是报刊宗旨在副刊的执行者，而个人专栏可以看做是副刊主笔的政治文化立场和审美风格的风向标，个人专栏的设置有利于副刊言论话题的统一性，也有利于投稿者的写作和投稿。副刊主笔基本都是文坛名家，他们亲自主持副刊时评，有利于提升副刊言论的高度和格调。

陈冷作为报界元老，时评大家，他创设《自由谈之自由谈》个人言论专栏，大受欢迎，开风气之先，报界同人纷纷效法，大报副刊纷纷设置主笔个人专栏。副刊开始有了个人专栏，特别是主笔担任专栏作家，主持时评短论。如随之而起的严独鹤在《新闻报·快活林》的《谈话》，毕倚虹、李涵秋在《小时报》的《小言》，周瘦鹃在《自由谈》上的《随便说说》、《三言两语》等，张丹斧在《百货陈列所》的《闲评》等，甚至影响到小报的个人专栏，如张丹斧在《晶报》的《小月旦》等。

参考文献：

[1]陈建华：《陈冷：民国时期新闻职业与自由独立之精神》，《东吴学术》，2014年第1期。

[2]胡适：《十七年的回顾》，《胡适思想录（四）》，第1-2页.

[3]不冷：《自由谈之自由谈》，《自由谈》，《申报》第4张，1918年10月10日.

[4]不冷：《自由谈之自由谈》，《自由谈》，《申报》第4张，1918年10月11日.

[5]不冷：《自由谈之自由谈》，《自由谈》，《申报》第4张，1918年10月15日.

[6]不冷：《自由谈之自由谈》，《自由谈》，《申报》第4张，1919年1月5日.

[7]不详：《论日报与社会之关系》，《时报》，1904年9月4日.

[8]冷：《张勋与平匪》，《申报》第1张，1918年10月26日.

[9]不冷：《自由谈之自由谈》，《自由谈》，《申报》第4张，1918年10月26日.

[10]不冷：《自由谈之自由谈》，《自由谈》，《申报》第4张，1919年2月27日.

[11]会逖侪，朱石痴：《自由谈之自由谈》，《自由谈》，《申报》第4张，1914年12月24日.

[12]葛病夫，醉宾：《自由谈之自由谈》，《自由谈》，《申报》第4张，1915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