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眼病的爸爸

雍措

很多年之后，再次见到爸爸，是我到地里给樱桃修枝的时候。

爸爸消瘦得厉害，常年的风眼病已经让他不认识我了。他背着一个比他还要肥胖的花篮子背篓，头上依然戴着那顶军绿色的浅毛帽。那里是一个陡峭的跳水口，他佝偻着背，想从跳水口的下方爬上小路，因为这里是村子杂水的排水口，常年下来，堆砌的石头上生长出了许多苔藓。爸爸刚踩上去，又滑落下去，背上的空背篓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地晃动着，连续几次，军绿色的帽子歪斜了，他停了停，取下帽子，一头稀疏的白发顺顺溜溜地趴在头上，他用破旧的蓝布中山服衣袖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也许太累了，他站在那里，没有继续往上爬。他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白色的手帕（说是白色，其实已经不算纯白了，皱巴巴的手帕上布满了黄色的斑痕），擦拭着眨巴的眼睛，擦完后，抬起头才看见我站在跳水口上方，一直跟他说着话。他用力地眨着眼睛，又用手帕擦拭着双眼，想看清楚我是谁。这一刻，我很激动，我希望爸爸能在擦拭完眼睛之后认出我，我一直对着他喊着：“爸爸，爸爸，我是黛妹儿呀！你不认识我了吗？”爸爸盯着我，看了好一會儿，最后把手帕揣进衣服包，抬头对我说：“你要到姑家去吗？朝那边直接穿过去就到了。”说完，他没有再爬跳水口，径直走到了他家的青菜地里，放下背篓，双膝跪在地上，割起猪草来。

那一刻，我的心酸透了，我知道，爸爸把我当成了问路人？他已认不出我。岁月不但让他的风眼病越来越严重，耳聋也越加厉害，我真想知道在爸爸的世界中，到底还有什么存在？

爸爸不是我的亲爸爸，他应该是阿妈同父异母的哥哥。自从我生下来，村子里的人都这样亲切地称呼他，我也随着村人这样称呼他。

爸爸有个病病歪歪的儿子，我一直不清楚，在爸爸的那个年代，没有计划生育一说，而爸爸家竟然只要了一个病秧的儿子就没有再生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的老婆，或者爸爸根本就没有老婆吧？这种事情阿妈也没有告诉我。

我们的房子是连体房，爸爸家和我家中间隔着大哥和弟弟家。毕竟阿妈是外带到这个家中的，又是女孩，所以很多事情都处在卑微的位子上。不管亲与不亲，阿妈也算有四个兄妹，为人最老实憨厚的属老二爸爸了。

农村什么时候都讲势力，那个时代还没有达到以钱讲势力的年代，而是说谁家的人力多谁家就势力大，围着巴结的人也就多。大哥高建平家生了八个孩子，弟弟高建有家生了三个男孩，我们家两女一男，这样一看，就知道我们家和爸爸从某个方面来说，都比较弱势。

大哥高建平家算是最有势力的一家，每到农忙季节，他家不请自来帮忙的人络绎不绝。在我的记忆中，当听见他家很热闹的时候，我都会偷偷跑去凑个热闹，可有好几次，被无缘无故地赶出门之后，阿妈就杜绝我再去凑热闹。弟弟高建有娶的老婆能说会道，冷言冷语那是常有的事情，阿妈生性善良，不喜欢惹是生非，自然也就和他们家疏远了。

这样一来，为什么我的记忆中，爸爸留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也就有理可道了。

爸爸是一把劳动的好手，里里外外把家操持得井井有条。那时，他家有一头壮实的老黄牛，我们家也有一头和我年龄一样大的老黄牛，每天放牛的时候，爸爸就会在厨房窗口喊阿妈，阿妈边答应边迅速地爬起来，去开圈门。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去放牛，即使阿妈让我再睡一会儿，我都会不听话地急忙爬起来，背上小花篮子背篼喘着粗气追上爸爸。爸爸每次看见我跑得气喘吁吁，就会心疼地对我说：“慢点，慢点，我等你就是。”说完，爸爸总会从他蓝色的中山服里取出一颗糖、一颗花生或者一个烧好的洋芋给我吃。两头老黄牛走前面，我和爸爸背着花篮子背篼走后面，爸爸有时会唱山歌给我听，有时学鸟叫给我听。牛赶上山了，爸爸用花篮子背篼拣柴火，看见特别长得好的树疙瘩，他会拼尽全力把它砍下来，小的枝丫我背回去，大的那块儿他背回去，他最喜欢说：“大年三十烧大疙瘩，预示着明年就能养肥溜溜。”下午，我也要背着背篼和爸爸去山上收牛，这下午花篮子背篼里可不会再装柴火了，而是边找老黄牛，边拣些晒干了的牛粪回来当肥料用，山上的干牛粪比较多，背着也轻巧，爸爸先拣满背篼，然后就去找老黄牛，牛找到后，他会在山坡上大声地喊：“黛妹儿，黛妹儿，回家了。”声音荡漾在山谷里，接着老黄牛也哞哞地叫起来。我有时回答，有时干脆就学着爸爸唱两首山歌。

到了读书的年龄，阿妈把我送到了学校，开始了我长达十二年的求学生涯。在此期间，小学阶段我还是经常去看望爸爸，可是爸爸总归是个忙碌的人，有好多次，我去看望他，他家的那扇木门总是用一把铁锁锁得严严实实，不用说，我知道爸爸和他的儿子、儿媳去地里劳动了。心里实在空的时候，我会默默地来到爸爸家门口，看看爸爸养着的肥猪，偶尔也能看见那头老黄牛在圈里懒懒地晒着太阳，可惜我家的老黄牛因为年龄的原因，母亲痛心地把它卖了。

以后的日子我很少见到爸爸，但每次从学校回来，我都会从妈妈那里打听爸爸过得咋样。

阿妈告诉我，爸爸的身体没有往日康健了，长久在地里劳作落下的风湿病，折磨着他，每天用手帕擦眼睛的次数也增加了不少。我急忙告诉阿妈，我同学的奶奶也得了风眼病，国家免费给治愈了，现在这个政策还在实施，难道村人都不知道吗？阿妈叹着气告诉我，村委会通知了这件事情，可爸爸的儿媳妇闲麻烦，她说做手术需要到康定去做，来回的开销不说，还得在医院里陪着，家里的猪、牛还有地里的一摊事情谁来照料。“还有爸爸的儿子呀？”我生气地说。阿妈摇摇头：“儿子一副软弱相，媳妇才是这个家的主，谁都知道，那个好吃懒做的媳妇，爱好就是东家串西家摆，地里的活路、家里的畜生全靠爸爸照管着。”

我坐在凳子上，总觉得心里憋气。阿妈拿着扫把扫着地，她告诉我，她其实去动员过爸爸的儿媳妇，可给自己招了一身灰不说，媳妇现在到处给村人摆自己是吃家饭管野事，阿妈停下来，无奈地说：“这些都是别人的家务事，我们也不方便插手，怪就怪爸爸这辈子苦命。”

命苦，苦命的爸爸！

在读书的这么多年里，我的家庭也发生了很多事情，父亲去世，阿妈体弱，哥哥分家，姐姐出门打工，我在昂贵的学费面前一次又一次地面临着辍学……

这段成长的历程让我困惑过、悲伤过、放弃过，甚至我找不到该怎么样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困境，让我过早地接触了同龄人没有接触过的现实，在那样冰冷的环境中，我看着一个个熟悉的背影渐渐远离我和阿妈。

那天傍晚，爸爸来了，阿妈招呼着我给爸爸倒水，爸爸用手帕擦著那双凹陷的风眼，看着我，感慨地说：“黛妹儿，这是黛妹儿吗？都长这么高了呀。”我笑着坐在爸爸的身边，他握着我的手，似乎要把这几年没有看见我的时间一起补上。爸爸的手微微移动了一下，我的手心顿时被他粗糙的手划痛了，摊开爸爸的手掌，几乎看不见哪怕一厘米的好皮肤，一道道裂痕横七竖八地在他手心里自由穿梭，裂痕成黑颜色，这跟长期的劳作有关。抑制住眼眶中的泪水，我叫爸爸平时要多注意身体。爸爸听得很仔细，看着我的眼神也很仔细，可当我问他平时都在地里做些什么的时候，他却答非所问。阿妈说爸爸的听力很差，我刚才给他说的话，一句也没有装进他的耳朵里。

怎么可能，我分明看见了爸爸那双关切入微的眼神，似乎能体悟到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阿妈说，那是因为爸爸的心想听，可耳朵却不听使唤了。

爸爸走时，从衣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十元人民币，坚持让阿妈收下，让我开学时去交学费，他的坚持让我与阿妈无法拒绝，只得收下。送走爸爸，阿妈眼眶中的泪水终于淌了下来，她告诉我，在那样一个家庭中，爸爸想存够这五十元钱不知道要花上几年的时间。

我没有哭，我只想用我最深刻的记忆记住那个瞬间。

后来，我参加工作，分到了离家乡很远的一个乡下教书，关于家乡的变化，家乡的人和事，都是通过阿妈电话告诉我，有次，阿妈偶尔提及村里一个阿奶去世的消息，她说丧礼上看见了爸爸。

去世阿奶的尸体停放在客厅不是很显眼的角落里，主人家给死人顶上罩上了一面白白的纱帘，纱帘很宽大，以至于耷拉在地上。爸爸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很久，不时还取出手帕擦拭着他眨巴着的风眼，阿妈走过去，给他打招呼，爸爸看着阿妈，说：“如果我死的那天，也能有张这样大大的纱帘盖着我，我也就知足了。”

听着这句话，我的心在颤抖，爸爸一辈子的心愿只是期望能在这样一个雪白的纱帘下终结他的人生，而一张简单的纱帘竟然是他不敢奢望的事情……

下午的风说来就来，我从樱桃树上下来，坐在路边休息，爸爸似乎也累了，他站起身，拿出手帕习惯性地擦拭着眼睛。我站在上面，使劲地挥着手，喊着：“爸爸，爸爸。”爸爸茫然地看了我很久很久，然后又去忙碌地里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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