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头堡

申长荣

庸常的日子，一团乱麻，心里总是想讲讲什么事情，又常常不知从哪里开始，你是不是也这样呢？

先说说肖安吧。

除了我，大伙都说他是个乐天派，没事都愿意跟他一块玩儿。

我和肖安关系很密切，青春年少时在桥头堡一块待过的人里，只有我俩来到了这个地方。

一个朋友打电话叫我们出来玩，肖安来晚了些，他到时包间里已经先坐了五六个人。他一进来就张嘴大大咧咧地嚷：“环子！今儿见了你肖哥咋带搭不理的呐？”边说边一屁股在那女的旁边坐下，右胳膊搭在了女人肩膀上。

但随即他感到了不对劲儿，没有笑声，仿佛没人看见。女的规规矩矩坐着，身子似乎僵硬。肖安其实是个实心眼儿，嘴里跟着大家的话聊起来别的，但脸上的肌肉总是不那么配合，手臂悄悄在女人背后出溜了下来。

我上洗手间，肖安跟出来打听：“环子那边坐那个男的是她铁子啊？”

“是她老公。”

肖安有时候会跟他闺女学点网络词语之类的：“我去——你们咋不告诉我呐？”

“你上来就搂，还 着脸埋怨我。”

按说，这也算不得是个事儿，肖安心里却真不好意思了。

过了两天在一家麻将馆里又遇到了那个丈夫。那天赢钱多的并不是肖安，他却非做东请大家吃了饭。那次冒失自然不必提及了，但是把歉意传达给对方，他自己心里就安逸了。至于这样做是不是反而更容易让那个做丈夫的不舒服（后来看并没有），他一点儿也想不到。过后他评价说：“环子的老公人也挺好，就是他妈的太懒了，赖在家里做宅男，让老娘儿们出去四处颠颠达达……”他讲究起别人，是不会想想他自个儿的。

环子的老公托肖安给自己的表弟找个活儿，肖安爽快地帮忙办了。那男的又请肖安喝了顿酒。按肖安的想法，俩人就是朋友了。以后又碰一起玩儿，肖安绝不再去调笑那个大家都叫环子的女人了。

“朋友妻，不可欺嘛。”大家伙闲着调侃一句，倒也没人当着肖安面。我们都是中年人了啊。

肖安每每做出冒失事，在我这儿也弄过。八九年前，他老婆卞威那时还没有出国，给一个韩国人开的不大不小的酒店里管些不大不小的事。春节时候，一个海鲜供货商送他们家一大堆海鲜礼包。次日，一大早肖安就跑来“咣咣”敲门，提溜我们家来一大盒子。我有些担心，嘴里一边支应他，眼睛一边偷偷观望我老婆的脸色，有些担心她当面挂不住。还好，肖安一点儿也觉察不到，兴冲冲地白话着海鲜品的品种全、品质佳。

肖安走后，那个礼盒像个定时炸弹一样躺在我家的墙旮旯里，我不敢碰，我老婆不屑碰。

那时我在井下检测瓦斯，一个月挣两千五百块钱，我老婆给网吧打扫卫生，一千二。都是死钱。肖安那时在掘进队当小头目已经好几年，他们两口子每个人的工资都比我们两口子加一块儿还多，还各自都有一些账面上没有的、也许数目更多的（肖安就时常眼光闪烁做那样暗示）收入。

后来，我把那个盒子拎主管我的安全副矿长家去了。现在，我早不在那家小煤矿干了。前些天，我遇到那个矿长的老婆，我们俩并肩走过来一条街。她亲热温柔地问这问那，关切我的老婆孩子。除了这个女人的为人素养，在东北妇女里少见地好以外，可见，虽说肖安说啥都一副咋咋呼呼的语气，那个礼盒里的品种和品质他倒没有夸张。

红英给我打电话说是找那个丫头那天。肖安晚上找我，我不想去，他非拉上我不可。我上洗手间时，他又跟了出来，轻描淡写地问我：“红英也给你打电话了吧？她说要来这儿找孩子。”眼睛并不看我。

我和肖安来这地方二十来年，红英这个名字，仿佛已经完全被忘记，或者说是一个禁区也可以，我俩之间从来不提起的。

肖安这出，也怪孩子气的。直接说不就完了么，大家都这个岁数了。

跟肖安红英认识的时候，我们大伙还小。

刚出中学校门（是初中）没有多久，我给我们镇政府一个机关抽去填表。在大家都还不知什么是电脑的年代，那个活儿，是一项工作量庞大繁重到显得有些近乎庄重的事情。全镇每个村都派出了一个年轻人，在镇政府腾出的一间屋子里干了一年半。我们填出的表格分档装进文件袋子，文件袋子挤满了柜子，两排两米多高的、刷着铁红油漆的木头柜子把办公桌东西两面的墙壁都遮挡了。约莫十来年后，在我现在居住的镇子，一个朋友买下了从前的税务所，找我去帮忙收拾房子。满屋子里纸张散乱，像那些老黑白电影里面马上要被解放军攻入的国军指挥部似的。我和另外两个人弄得浑身灰土，才把它们归置到一些编织袋子里。一个收破烂的河南人蹬着人力三轮，在过午的阳光里满载而去了。

当初那项填表的工作是很受重视的，我们八个干活儿的人，都是各自村上的有为青年。

肖安说：“你们几个，往后个个都能当上大队书记——大彩电、红砖房，骑个摩托四处逛，到处都有丈母娘……”

他那时在我们吃午饭的小铺里学徒，是店主老施头的徒弟。不过他只学了不足一年，现在只是个嘴上天花乱坠的二把刀厨师兼美食家（也就是馋鬼）。我们那八个人里，即便日后并没有离开老家的几个，我也没听说谁后来当上了村支书。虽说我们前一代及前几代的乡村支部书记里，有相当多一部分人的确就是那么一点点成长起来的，但是时代变了，生不逢时，我们那茬人没有赶上。随后没几年，我们镇和临近的镇子合并了。老家来人闲谈说，原先的镇政府，现在被一个养豬的人做了猪舍。那些房子用来养猪，也许更合适些吧。

那时我们每人每天中午有两块钱的伙食补助，钱是见不着的。我们一天每人只挣五块钱。如果把补助费发到每个人手里，便会有人舍不得吃。那样，每天午饭，就不会有那样的热闹气氛了。每天中午吃完饭，老施头的闺女红英拿来账本，我们签上名字。不管每天上班的人有几个，最后八个人的名字都会给签在账本上。

早春的一天——是四月三十号——雨从凌晨便淅淅沥沥没有停。那天只有我和一个叫彭秀强的两个人上班。秀强是镇政府所在地那个村的，家在镇子西边的屯子，近。

雨一直下着，傍近中午时雨势明显又比早上大了，湿重的灰云压得很低，遮没了镇子周围的山岭后，进一步围拢过来，天地很小了。

我和秀强出门前把上衣提前脱下来，两手支举着顶在头上，从政府正门前跑下石头台阶冲进雨里，跑到街上后，折转身贴着锈迹斑斑的铁栅栏一路向东。我们俩跑过派出所和林业站，跑过宋歪嘴子的铁匠铺和范丽娜的照相馆，再跑过卫生院和邮电所，供销社前面冷冷清清，前面是十字街头，平日这里总拥挤着二三十个货摊子，是半径几十里地的世界里最热闹的一个所在，但这时空无一人。开始我俩奔跑，只是为尽快通过雨地，后来不知为什么，空空荡荡的街道使我俩莫名其妙地兴奋、激动起来，在几百米长的街道上比起赛来。我俩上学时都对赛跑没有特别的兴趣，谁也没有着意练习过。所以，尽管年轻，但我们跑的速度一定不会很快，姿势也不会好看。但是，毕竟我们年轻，能够把那段距离一口气跑下来。跑到中间，我俩不约而同把头上遮雨的上衣扯下来，挥在手中，雨水落在我们滚烫的脸颊上，我们纵情地奔跑着，都不甘落后。

那天老施头没在店里，一早起回屯子他兄弟家给他老爹做八十大寿去了。店里没有客人，因为我们中午吃饭，店面那天才没有关门。红英先看见我们俩顺着水泥桥没命地奔跑过来，就叫肖安过窗玻璃前来看。我俩跑到近前，她先过来开了店门，高叫：“谁先进来谁赢——”

是我先跑到了门前，但秀强从后面伸手薅住了我的线衣，我们俩撕撕扭扭地挤进了门。然后我俩扶着饭桌子沿肩膀一端一端地大口喘气，已经说不出话来。

红英和肖安哈哈大笑起来。

“两个馋鬼，才十一点就跑过来！”

“耽误……耽误你们小两口近乎了呗？”

红英从筷子筒抓过一把筷子扬手打秀强。秀强只好又跑起来，他一边围着桌子转圈一边嘴里讨饶。

“不打死你不算个完——”

“别，别别，我们请客我们请客……”

是啊，上午我俩在办公桌上面就干得特别起劲，仿佛酝酿等待着什么，又火急火燎地跑过来，原来谜底就在这里。一条最大的草鱼得五块钱，一盘肘子也要三块五，平常，是我们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的，今天突然变得不是问题，我们俩有十六块钱可以消费，非常地阔气。我们俩也跑到后厨，其实一共只有四盘菜，却给我俩的绊手绊脚搞得好像活儿很多很隆重似的。肖安骂我们俩瞎掺和帮倒忙，他可算自己掌回勺了，一副大拿德性。红英也不领情，说要不是早上雨大，她就跟她爹回屯子里去了。

“谢谢！你还是成心想陪陪我俩，我们该请你的。”油嘴滑舌，故意话里有话，没等红英撂下菜刀，秀强就先从厨房门口逃走了。

我那时傻呵呵的，不敢想红英脸红会不会跟我有什么联系，更没有去想向来有话就接的肖安为何只顾着炒菜，不做一点反应。

红英一边切菜，一边哼哼着一首歌子。

我们三个喝玉泉白酒，红英喝啤酒，喝着喝着就多起来，就不管不顾了，我们仨也各自喝了好几瓶啤酒，红英也被我们撺掇着喝了一点白酒。然后她跟我们仨一样，甩掉了自己的上衣，并且挽起了线衣袖子，挽到了胳膊肘上面，她在凳子上坐不住了，隔一会儿就要站起来，跑到门口张望一下，然后回来向我们通告：“没人，一个人都没有。”似乎在警惕着什么人会突然闯来似的。

喝到后来，我们完全忘记了该计算钱数。结果，搞得两个十六块钱也不够付账了。凉盘可以马虎，但是鱼啊肉啊啤酒瓶酒的，老头子都是心里有準账的。肖安和秀强是干干净净的穷光蛋，偏偏那天我口袋里有六块多，不是我富裕，其中的五块钱，是前一天一个邻居托我为他在供销社捎农田鞋的，那没事，回去可以说今天我忘了。红英跑回她的小屋，她的私房钱倒是有一沓子，却只有一张两元的，两张一元的，她自己并不在意，把那些毛票子攥手里数着，她的全部家底原来才七块六。

“他妈的，笨死啦！”秀强一下子聪明起来，“下到明天账上不就行了！一号不行，五一都放假，但写到三十一号账上嘛……”我们几个醉鬼看看窗外的雨，乐观地觉得到明天它也不敢停下，那六个人一准还不会来上班……可是，聪明的秀强又一下子泄气了：“不行啊，四月份就三十天，没有三十一号……”这个沮丧的发现让我们笑出了眼泪，几乎乐得疯掉。

张罗喝酒我们很快乐，喝酒很快乐，喝完酒没有钱，好像是愁事，其实我们还是很快乐。虽然钱没有着落，可谁都没有发愁。红英骂我们几个穷鬼存心害她，我们笑她居然不知平时从她爹那里多贪污几个钱。她粉红色的坎肩是她自己用毛线织的，把她的小臂也似乎映衬红了。红英甩着两条胖乎乎的小肉胳膊在屋子里跑来跑去的，和我们一起合谋着怎么才能糊弄了她爹。

我们，像四个那个时节里刚刚醒来的冬眠小动物一样，傻呵呵地望着春天的原野，对未来充满了信任，盲目地觉得快乐日子才刚刚开始……

在那之前，我们十来岁时一个冬天，我们镇上出过一桩惨案。那时，乡下的日子更为平静，新鲜事很少，事件激起的波澜也更大些。当然，那时候我们四个互相都还不认识，分别在一个公社四个不同的小学校里上学，数年以后才在这镇子的初中里聚集。但彼此认得说话，却是又过几年以后在这个桥头的小铺子里。

红英家的小铺子是周围两万多人大体都知道的，因为它是少数几个可以让这两万多人吃到麻花烧饼的地方。我自小就多次来过，有较深印象，但一点儿不记得红英。那时，我怎么也不会为一个大不了和我差不多高矮的小丫头子分神。我的心思全在干粮上，卖我干粮的是个长辫子的大姑娘。在我仰着小脑袋留下的印象里，她要比后来也成了大姑娘的妹妹个子高许多，也更漂亮。

那时，政府才刚刚允许个人家开店铺。红英她爹的手艺，还不像我们四个喝酒那时广受大家的敬重。在以前，村子里碰巧有了红白喜事，他才有机会撂下手里的锄镰，临时肩膀上搭条白手巾，站在农家院子里支起的锅灶前面，烧大锅菜。刚来镇上桥头盖起两间土坯趴趴房，门脸前吊起一个幌子的时候，他人是很谦卑的。自己离不开店，他托亲戚给大女儿在省城找了一个店，学些时新手艺。他原先也有过两个儿子，排行在两个闺女中间，可一个三四岁时候害流脑病死了，另一个爱玩狗，十岁那年春天被一条戏弄急了的狗恼怒地叨了一口，后来狂犬病发作了。只剩下两个闺女，可是店铺总要有下一代来继承。他当时不过四十来岁年纪，却完全一副老头子的盘算。那没有什么奇怪，人都是千百年来一辈辈习惯活过来的。谁都想不到三十年后今天，那些惯性消失得这么快。

那大女儿才去了三四个月，就从哈尔滨回来了。

走时一向开朗、光鲜的一个高个子大姑娘，回来个子却萎缩了，眼光发散了似的，头发也好像总是梳不利索。在街边走过时见人也不抬头，两手抄在袖子里，背影有些佝偻，鞋底子不时发出擦地的声响。

那时候，红英的姐姐已经订婚了，男方也是这镇上的一个青年，那家弟兄很多。二三十年以前乡下嫁女，不管姑娘还是姑娘的爹妈，都对男家的穷富没有今天在意。正在农闲，那个小伙子和一个本家叔叔四乡干木匠活儿，闻讯把活计扔下回来找媒人退婚。小伙子的爹妈阻止了两句，退婚要损失一大笔钱的。当初订婚后，依俗接姑娘来家串门，姑娘抓过笤帚就扫地，摸起两个小叔子的破衣裳就缝补，和那两个小哥俩打闹摔跤，真是一点也不隔心，实心眼儿对待自己家里人。老人对姑娘有些不忍，但看儿子眼窝陷了下去，什么不看时眼光消沉散乱，盯人时却闪出火炽，便也没强硬压制儿子。全镇上的人都在传说姑娘打胎的事情，就是没明说到桌面上罢了，儿子以后也得在这里活一辈子呐。男女订婚，如果女方毁约，必要如数退还订婚时男方付出的彩礼，男方不要人家姑娘了，则不能提要回彩礼一个字。

但那个小伙子不要姑娘了，却非要讨回订婚时预付的三百块钱。这便有些不讲道理了。大约小伙子心里更是莫名的块垒难消，但是他选择的发泄方式实在不好——若替他想想也是的，让他到哪里去找对头的发泄对象呐？姑娘的爹妈自然不会同意退钱。姑娘给人家退回来，钱还得退回去，女儿以后还怎么嫁人？媒人不管了，小伙子居然自己来桥头姑娘家里去要，僵持不下，做母亲的领女儿和小伙子一同去找媒人评理。小伙子事先也清楚评理的结果会怎样，走到半途，竟从棉袄里面摸出一把木匠斧子，把母女两个杀害了。他是从后面下手的，当妈的气哼哼走在前头，姑娘跟在母亲身后，只一斧子姑娘就当街扑倒了。过后，人们人山人海围拢看凶案现场，姑娘的尸体脸朝下埋头伏在地上，两手依然抄着，没来得及从袖筒里拔出来。

“唉，小鸡儿临死还知道扑棱扑棱翅儿呐……”老太太们这样感叹。

谁也没有想到小伙子竟起了这样的杀心，但从他事后的反应，提前他却丝毫没有预谋自己杀人后的出路。着了魔般的杀人激情发泄后，他便崩溃了，一时也不知该怎样处置自己。那里离派出所很近，他就去了派出所。据说所长领几个人下乡抓赌去了，只一个管户籍的老赵在屋里。老赵刚从学校调来没多久。警察吓得从凶犯旁边绕过，跑镇政府找人去了。那天许多人看到赵老师的棉裤裆处湿了一大片，他自己却不觉得，见人就脸色惨白、语无伦次地说凶手的斧子上有血。政府一群人过来，凶犯却不见了，出来四下追找，找到他家里，都不见影子。众人只当他已经逃走，注意力转移到杀人现场上时，小伙子却提着斧子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梦游一般回了派出所。看来他自己也确实无处可去。那时乡下人的世界，和乡下人的头脑都封闭得多。

红英她爹当时的年纪和我现在相仿，已然是当时镇子上最早富裕起来的少数人家之一。他没续弦，一直没有，这在今天很难被理解了。大概他觉得自己是个老头子了，于是就安心做起老头子来。曾经红红火火的六口之家，变成父女两个相依为命。

红英十七岁那年在县里念了大半个学期高中，就自己跑回来了。这在当时也没什么异常，“不愿意念”在那時由于情形常见，仍然可以作为辍学的合理理由的。对此，她爹接下来的表现是，转年在原址拆掉土坯房，盖了砖房，店铺和住房连在了一起——另外还空出一大间闲屋，面积很大。以今天的眼光，房子自然难看，但拿什么时候的眼光看，房子都是坚固的。现在，还桥头堡一样坚固地据守在小镇的桥北头。

他盖房子时，一些年轻人学着电影里的台词油腔滑调地说：“这下子，老施头子他妈的要长期占领桥头啦——”

再转年，红英十八那年秋后，肖安经亲戚介绍，来店里学徒。老施头的打算昭然若揭。那和当初他大闺女时候道理相仿，显然也是一个老头子的打算。

这个，也不用去过多地评说。这个故事，同时也说的是一些始料未及的事情吧。

但是，有一宗明摆着的事实却不用质疑，老施头自己到今天，还安居在他的桥头堡里，仍然精神矍铄，身板硬朗。下厨掌勺仍然没问题的。

肖安在那个小铺里待了不足一年，就背着行李卷回了屯子——现在看来，他那个不声不响的举动，是个曾经影响了好几个人命运的事情。过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大约脱不了干系。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青春时候的世界，和红英她姐姐那时已经很不一样了。虽说过去并没有几年。

不管怎样，现在回过头去打量，我很平静了。

我们填表那时，给好几个镇领导家里干过私活儿。比较整天在屋子里握着一只钢笔趴在桌子上，我们都更愿意去庄稼地里帮那样的忙。好酒好菜不说，干那样的活计，还会有许多该领导的其他亲熟邻里一起参加，而且多数是年轻人，很热闹。一个下午，帮一个副镇长家栽烤烟苗——可能他老婆孩子是农村户口？反正他家有地——红英也给叫去了，那个副镇长分管我们，偶然中午也凑热闹到桥头那儿去吃饭，于是捎带叫上了红英。地里三四十个人，多半是未婚的青年男女。虽说是干泥泥水水的庄稼活儿，姑娘们却都无一例外收拾得很漂亮。乡下青年男女一大群凑在一处的热闹场面，到我二十来岁时，已经不多了，分田到户好多年了嘛。她们另外一个类似的集体花枝招展的亮相，是去看电影。乡村电影都是夜晚放映，谁能看清谁呢？

到了傍晚，秧苗栽完，大家用水箱里剩下的水洗了手，上车回镇子。我和红英跟其他几人就搭那辆拉水的四轮拖拉机。巨大的铁皮水箱躺卧在拖车中间，两边留下的一小块地方刚能容人站脚。我们手扶水箱角，在夕阳的光辉里站在拖拉机上。从田间归来的姑娘们，都像刚从城里归来一样洁净光鲜。红英站在我旁边，外罩一件水粉色的新毛衣，西裤，棕色平跟皮鞋。她的衣裤，甚至连鞋帮上都没有一星儿泥点。我们小心地随着车身的颠簸保持着平衡，我俩都没讲话，但是前后车上爆发过来的笑声，会把她的目光吸引过去，眼里的笑意情不自禁。那些笑声像潮水一样涨落，消退的间歇，她脸上的期待很明显。

吃完饭已经黑下来，我先送红英回家。从那个副镇长家到桥头，走正街要绕远不少，我俩抄近路走的背街。她还沉浸在兴奋里，黑暗里的人往往更没有意识遮掩自己。她很起劲地说着，我们俩在路过村长家之前，没有什么能干扰我们的注意力。那个村长家也是上年盖的新房，那时瓦房在整个镇子上还没有几所，各个屯子里基本上还见不到。虽然夜里显不出新瓦房的气派了，但是它还是给我那样的感觉，因为它平时太惹眼了。房子的屋基垫得很高，灯光显得格外明亮，村长的儿子开春那阵子刚结的婚，还没出蜜月吧。西屋新房，窗帘是鲜红色的，灯光映在窗帘上，红光雾一样膨胀，越过院子弥漫开来。

我俩谁也不会忽视那片红色，却都装作视而不见似的说着自己的话。正在这时，红窗帘后面的灯光忽然熄灭了。我们的嘴巴也不知怎么的一下子也像被切了电源一般，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两边人家的木头障子把那条过道挤得很窄，之前，并肩走的我俩的手臂不时轻轻触碰，但谁都没有留意。这时我的右手又挨着了她左手一下，我赶忙把手移开了，并自己稍稍退后了一点，注意避免肢体再触碰到对方。我想再说点什么，却觉得嗓子发干。她也不再说话。后来我俩都意识到了。那时我俩都小，不会掩饰，也想不起做别的。

接下来一段路，我俩一声没吭。脚下的步子却急了起来，仿佛是在暗夜里结伴逃离。

我们每天中午去吃饭的时候，我都吃得很快，眼睛不敢再在她身上多一眼，我们俩好像再没有说过什么话。别人也没有留意过什么吧。

一天夜里，我在被窝里已经躺了多时，又自己悄悄起来，骑上车子出了村子。那时每个村子刚刚只有少数人家买了电视，又在夏初农忙，我经过的几个村子没有一点光亮了，和田野山林淹没在一起。十几里路，一个人影也没有遇到，连脱缰夜游的牛马也没有。

我没有把自行车骑到桥头，离那里还好远我便停下来，把车子靠在路边一棵白杨树上，继续往前走一小段路，前面就是那条河。干旱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水流刚刚能没过脚脖子，大半的河床裸露出来。夜空蔚蓝如洗，星星稀少。月光在水面上缓慢流动，脚踩进水里，似乎是把月光搅碎了。太安静了吧，说不清怎么回事，我反而愿意多少弄出一点声响来。顺着水流走下去，裤脚挽着，我没有穿袜子，沙子不时穿过硬底塑料凉鞋溜到脚板下。我不在乎沙子，硌着有一点疼，脚好像更好受一些。

我站在河水里，脚前面斜卧着被月光照得白花花的护坡石头，护坡石头上面，斜坡地还有一小段，两侧夹了障子，地块很小，比屋基小多了，他们爷俩仍然种了一点儿菜，葱蒜、香菜等小菜居多。房子有后门，吃饭的人们经常自己开后门过来掐蘸酱菜。我清楚屋子的格局，知道她爹和肖安的屋子。她住靠后窗的一间小屋，我没有进去过，感觉却很熟悉。月光底下，她的窗子多近呐，就是一小段河岸斜坡，往上爬几步，迈过石头和几垄菜地，抬手就能轻易敲到。

有一天，我在院子里修自行车，车轱辘朝天，我手上都是黑油。我妈往屋里抱柴火，经过我旁边时她表情变了，在我跟前停下细端详了端详，嘴里嘟哝道：“你该剃剃头了，这咱的年轻人都留这么长头发干啥啊？”仍抱着柴火没立刻进屋，啧了一声，“是瘦多啦，苦夏啊，过一阵子菜都下来就好了！”从那天以后，我发觉她不时偷偷打量我。

一天，她好像不太经意地跟我说了后面的建议，口气不太有把握：“你三表叔昨个儿说，他们在工地上挣钱挺多的，好像，活儿也不大累……”我当时沉默着没抬眼皮，好像没听见。

过两天，我扔下填表的活儿，把行李塞塑料袋子里去哈尔滨了。

这些，对我来说，自然都是早年前的事情了，若不是一天意外地接到了红英的电话，我平时是不会想起这些来的。就像回想一些早年间别的事情一样，我越来越不激动了。

二十多年以来，我又经历了许许多多事情啊。

单说一个肖安吧，我不去填表没多久，他也离开桥头小铺回了自己家。我是过了两年才意外听人说的。人呵，不能先具有阅历然后才是青春年华，是不是？

后来，他却千里迢迢跑这里投奔我。这些年来，我俩一同在这个异乡地方混，相处的时间，比我们各自跟自己的老婆时间还要长，以后，还可能长过彼此的父母。生活，多么奇妙啊。

过了几年以后，红英和秀强结婚了。大约是在我们二十五岁左右的时候。

我是在这里輾转听说的。我发觉自己心里似乎抗拒这个消息，晚上找由头跟人喝了些酒，脑袋浑登登一宿，到第二天早上仍人不清晰——也便过去了。

红英和秀强生了一个儿子。有一年雨大，那个浅浅的溪流发了山洪，山水下来溢出河床，冲毁了下游许多房屋，秀强把岳父妻儿安顿到自己家里，夜里守在桥头。一天早上红英回来，房屋好好的，却找不见秀强。过了多日水消了，才在下游几里外的淤泥里找到秀强的尸体。人们估量，多半夜里雨又大起来的时候，秀强到岸边查看水势时失足了。那时我们三十来岁吧。

后来，秀强的哥哥秀刚带着女儿过桥头来和红英一起生活。从大家成年后眼光看，那当然是挺好的选择。最起码的，对各自的孩子会比两人另组家庭应该好些。

秀刚我也熟悉，他比我们大三四岁，我们填表，是他先去的。我印象最深的，那时他只有一身衣服，一套烟色的中山装，从来不见他换，却总是干净的，而且仿佛总熨（那不可能），天天有清晰的裤线，服服帖帖的很合身。脚上也总一双灰色条绒鞋子，半高跟，那种供销社卖的布鞋挺厚实，除了最寒冷的日子都可以穿的，连酷热的夏天也凑合。后来，他去省城哈尔滨学习食用菌技术去了。那时这样的学习班很多，收音机里天天都有宣传广告，给人感觉，似乎只要学点什么，很快就能成为万元户。秀强接替了他哥哥，而且也接替了他哥哥的烟色中山装和条绒半高跟鞋子。他们兄弟俩个子都不高，聪明洒脱。父亲死得早，他们都比我们懂事，责任心比一般同年纪的小伙子来得早，给大家的印象很好。秀刚从学习班上带回来一个女朋友，省城郊区的。姑娘的爹也来了，秀刚之前到他们家去过，家人都对小伙子印象很好。但秀刚家里的穷苦还是超过了当爹的估计，让贫困年代的过来人很是吃了一惊。姑娘被父亲的态度吓坏了，吓得都不敢和父亲一道回去了。最后当爹的只好自己走了，上客车时抹了眼泪。

过了几年，他们离婚了。我也弄不清他们怎么回事，大抵脱贫致富总不是我们当初想的那么轻易。秀刚坚持把女儿留了下来，他相信自己能把孩子带好。这，当时连我听说也一点儿没有疑虑，秀刚很不错。我们那时的乡下年轻人，还总是本能相信自己会把该做的事情干好的。

今天，只要你真愿意，谁的电话号码都可以很容易找到的。红英给肖安我们俩打完电话后，第二天就和秀刚的小妹妹秀霞启程往这里赶。我们四个在秀刚女儿菲菲打工的酒店门口会面。

秀刚那两年，一直在俄罗斯那边什么山沟子地方种菜，赶不回来。我们那个地方人都往出走，没有往那里去的，客人不多，他们家的店红英和老爷子俩人蛮可以打理。

菲菲年初来我们这里一个酒店当服务员，前一阵子跟店里的一个厨师出走了。菲菲走后好多天，红英她们在家里才知道消息。出格的是：男的不是个小伙子，跟我们年纪相仿，据说比菲菲整整大二十四岁，家里有三个孩子。红英找上我俩，显然是急了，一时也想不出别的法子。这些年她从来没离开过家，孩子给她这个原来的婶子现在的继母形成的压力先不说，仅是这次出门寻女必要面对一些具体事项本身，给她的负担就很重。能不能把孩子找到，首先，能不能见着孩子面，这个谁都难说。

肖安我俩在酒店门口看着红英从出租车下来，孩子出事上火，旅途劳顿的不适应，红英没法不憔悴，但仍是显得不瘦，大体五短身材的中年妇女体态面貌清楚明白。这似乎不是我当年期待的她中年样子吧——二十年后再相会，世道真是变了啊！估计她看肖安我俩大体也是相仿的感觉吧。

我恍惚记得以前去过秀强家几次，但对这个小妹妹毫无印象。秀霞嫁在我们县城里，先过来伸出手和我俩握手。这是个稍意外的举动，让我们三个犹豫了一下。略微的踌躇及延续下来的短促握手程序，显出红英我们之间的生疏和距离。

红英的手明显凉，似乎血压低。

酒店的人把菲菲也叫菲菲——小丫头倒是没玩埋名的游戏，现在的孩子们把戏太多了——管菲菲的男友称作老万。菲菲在家里便对后厨不陌生，大约往后厨去得便多些。老万在这个酒店已经干了四五年，他的情况酒店的人都大致知道。他的妻子在家里带着孩子，的确是三个，都是男孩。家在邻县某个我和肖安都知道名字的镇子上，也可以说是这里本地人。

接待我们的是菲菲的领班，经理的一个什么亲戚吧。看着很年轻，也就二十多岁，说过一些话后，我们谁都能觉出她是个肯定三十多了的女人，比我们也小不了几岁。开始，这个领班也想保持一些世故吧，但真正说起来倒说得很起劲。往往就是这样情形：交谈时一方语气焦切，投入，常常会把本来想对事件本身保持一定距离的对方，不知不觉带到一种沉浸其中的状态，从而说出一些自己本来不想多说的话，不觉便透出一种什么女性对女性很难言表的、似乎是切身的本能关切来：她们自己也都是母亲，都做过女孩子吧。

她主要和两个女人说话，看样子她原先也听说是菲菲继母，但姑姑总应该是亲的。整个过程她都没有显出厚此薄彼，开始她主要和菲菲的小姑妈交流来着，后来不知不觉自己把脸转向了红英。秀霞长着一张和气的观音像上的脸，她也是城里人了，却仍保留着对方说十句自己问一句的慢性子，跟她的那两个哥哥完全不一样。

我们很顺利打听到了老万家的地址。同时也确认了一个最要命的信息：菲菲怀孕大约五六个月了。

出了酒店门口，红英给丈夫打电话，告知刚刚掌握的情况。

然后，红英把电话递给我，秀刚说了一些常情托付的客气话。虽说过来多年他的声音已经生疏，语气也在尽力平稳客气，我仍然很清楚听出他嗓子已经哑了。

当天下午，我们直接去邻县那个镇子里找到了老万的家。只有一个差不多十岁的小男孩儿在家，那天是周日。我们本来没打算从这个孩子身上知道什么，可这个孩子出人意外地很爱和人讲话，一搭话便问啥说啥。他说，他爸前几天回来过;他哥哥在县里上学，他弟弟在姥姥家;他妈妈就在镇上一个小木制品厂里挑筷子。肖安跟那个孩子说，你去厂子里招呼你妈回来，告诉你妈，就说有亲戚来了。

过不多久，女主人便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回来了。对我们的到来，老万的老婆表现非常茫然。说了几句，我们明白，她只知道老萬回来在本县县城一个酒店里干活儿了，对其他的情况一无所知，毫无疑虑。

红英我们在来时的路上，对这样的局面设想讨论过。不论老万对菲菲是怎样打包票的，可是真回到自己家里，未必真有勇气就和老婆直接闹离婚——那是最坏的局面，这人彻底不要脸了，彻底不要脸的人最难对付。老万果真仍然在瞒着老婆，那么，那头自然也在含糊着菲菲，两头在骗。说明他当下进退维谷，在拖延。

看老万的妻子显然意识到出了事情，红英乘势暗示她把孩子支走，然后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她。面对晴天霹雳，女人连该第一反应的嫉恨、怒骂的过程都省略了，直接表现的是弃妇的崩溃绝望。她比我们年纪还略小一些，但是没有通过妆饰去淡化憔悴。等她的极端情绪平和下来一些，涕泪擦去了以后，红英问她的打算，她的眼泪又来了，也说不出什么，她能有什么打算？

红英问她是否愿意离婚，她说愿意。红英问她自己能养活三个儿子吗，老万的妻子泪如雨下。

红英把小姑子叫到一边，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们俩，问我们俩身上可有钱。红英和秀霞俩人把身上的现金凑了凑，还有不到三千块钱。我口袋里才五六百块钱，那时，卞威已经出国了。肖安掏出来三千多，红英没用我的钱，把肖安的钱拿了三千。

她揣起零头，回来对老万妻子说：“这事大家挑明了，你家他爸多半就翻脸了，可能不会再给你们钱了。这五千块钱你先留着，这是我们的电话号码，你把你家电话和地址也写一下，往后过日子钱上有困难大家一起想办法。但是你家孩子他爸如果要离婚，你一定得记住：不管他怎样，你要扛住，千万不要同意离婚，是不是？——我看你这个人很有耐心，这就好，别受不了委屈跟他较劲，你免不了委屈的，也没法子啊，多想想孩子……心里憋屈了，有事要商量，咱们多通电话……”

老万的妻子知道老万干活儿的店，我们问明白了，没有让她一道去。

见到老万本人，局面没有紧张。两个女人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发泄心中积郁的忿恨。老万没有受到斥责，连自己也没有想到。红英的口气略带责备而已：菲菲这么小不懂事也就算了，你不克制自己就不应该了，菲菲肯定已经和你说了，她妈妈好多年不联系了，奶奶带她好些年，老太太都急得住院了。

老万目光不敢瞅她俩，也不敢看我们俩。能看出来，一见面他第一感觉把我和肖安当成了来揍他的人。这个人长得的确有美男倾向，那么多女子为何反过来迷恋男人的女性美，我是搞不懂的。不管怎样，这个老万倒有些面善，看着不是一个混蛋畜生那样的人。但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和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纠缠出这样一塌糊涂的事情，无论如何，没法让人觉得他潇洒帅气。

这是一群中年人之间的对话。对我们的话，老万无话可说。于是，她们俩在一间简易的出租房里见到了菲菲。

红英觉得孩子见了我俩会更逆反。但是送她们上车回家那天，我看见那个孩子了。臃肿身形，孕期足有五六个月的样子，脸上长斑了，不是小女孩儿那股水嫩劲儿了。

一是天晚了;而且更主要的是，孩子的事情还看不出走向。我跟红英说，我俩就近找个地方住一宿吧。红英想了想说，行，有事情我立刻给你们俩打电话。跟着到老万和菲菲租房的地方跟前，我和肖安没有进去，在附近找了家旅店。

肖安又出去提拎回一些吃的。我边喝着啤酒边想：中午时，我们俩给红英姐妹“接风”，她根本没动几下筷子，现在可能这顿晚饭姐俩根本吃不上了。

我俩躺在床上，没有脱衣服。不过，红英的电话并没有来。

肖安也睡不着，絮叨着前一阵子他在歌厅也遇到了一个小丫头，见人还低头有点抹不开面儿呢。他对她好点儿，就一副很感激依赖肖安的样子。次日肖安打电话把她约到了一个旅店，聊起来女孩儿哭了，说她妈死了，她爸总是喝酒。肖安问她多大，她说十八。肖安来了义气劲儿，给了女孩五百块钱，劝她找个工厂啥的，不要走这条路。“他妈的！哪来十八？最多十六！跟咱闺女大小差不多，我没好意思下手——要是别人，还不得狼似的？”肖安说一个多月以后，那个女孩给他来过一个电话，说是真在一个厂子干活儿呢。

但是肖安自己却对五百块钱就当了一次救世主没有那么自信，似乎不敢过于强调可信性：“爱他妈干啥就干啥吧，谁知道干啥呢？”

我不是不信，就是听不进去，我觉得累，脑袋乱哄哄的。

这几年，我和肖安的话越来越少，我也觉出自己似乎懒懒的，好像也找不到什么话。有时候回想起来，不觉会自己吃一惊，我们离开父母和家乡后这二十多年，我和肖安一直混在这个地方没分开过，我们俩的妻子倒是后来加入的。就是她们刚刚加入那几年，我俩也是越处越近的趋势。肖安的女儿一岁半时候，卞威突然头脑发热，跟一个才认识没几天的男人跑到了驻马店。四个月后，是我去河南把她接回来的。我妻子二十五岁那年住院，我们家没钱，肖安的钱加起来也不够，他还另外火急火燎地向别人借了一些帮我们过了那个关口。不用再多举其他例子，于情于理我们俩之间都不应该有什么芥蒂。一个小小的礼品盒子何至于搞得那么不得劲呐。事实上，我和肖安一直也没有什么芥蒂，而且我们还努力想回复年轻时候单纯的哥们儿情分呐。

肖安爱凑热闹，总往人多地方去，也拉我去扎过几回堆，他的表现很活跃，能看出来他是从心里往外兴致勃勃。但是，他一个人偶然闲在一边时，却总是半张着嘴，眼神发呆。一次洗澡时候，我看见他肚子又大了一些，胳膊腿却似乎还是那么细瘦，两腿有些筐着，小弟弟蔫头耷脑。

不用再照镜子细打量我自己了，我喝完酒虽然脑子很疼，却很清醒：我们怎么的都是徒劳了。时间是最冷酷的，你不服是不行的。

她们一见面，当姑姑的立刻就哭了，心疼。但菲菲的表现很冷漠，态度很坚决：“我这辈子就是跟定这个人了，他离不离婚我无所谓。我没有家！谁也没有！我死我活都不要你们管——你们回去，我和家人脱离一切关系……”等等，一个小孩子，变出这样的戏法来倒也怪难为她了。大约，都是跟那些狗娘养的电视剧学的。

在那间出租房猴了两天，菲菲才终于同意和她们回去。而且，归途捎带上了老万。

她们俩让小丫头最后相信，或者说愿意相信了，她们俩看他们相爱这么深，本沒有要拆散有情人的意思，反而受了深情的感动想成全他们——接下来爸爸、奶奶电话里也这样和菲菲说的。既然家里人这样态度，菲菲就同意回去了。红英她们俩跟她说这样的条件生孩子她们怎能放心。菲菲若不回去，她们就在这里陪着到生完孩子。再说，菲菲这个神经一松弛，也真的很惦记奶奶了。

老万心里无奈，但是只得跟着。

上车前，红英折回身来找肖安我们俩分别握了手，握住时她左手也过来抓住我手，双手用劲握着，她很感激，但也没说出什么感激话。我们嘴里还是顺势说的孩子的事情：只要回到咱们那边，就好办多啦！

我想提醒她手太凉，但究竟没有说出口。

于是，红英秀刚便跟肖安我们恢复联系了。

菲菲到家，便回到了家里住，也就是桥头那里。从红英和秀刚结婚，秀刚家的老房子早就卖掉了，现在，彭家的家，也是桥头堡那儿。到了家后，奶奶不让菲菲离开。同时，仿佛不经意间，秀霞介绍老万去县里自己一个同学的店里干活儿，这样老万便住在了我们县城。

他们俩对回到菲菲家这里的实际生活有过具体的构想吗？菲菲没有阅历，想法本来模糊。老万一是处境的关系，二是自己性格的关系，表现得也不果决。作为一个中年人，温吞含混，不生不熟的，羁绊重重却轻浮无根，往往很坑人坑己的，真有很可恨的一面。

不知不觉的，红英的主动性越来越清晰了。

秀霞给老万找活儿，是听红英的，可是，往下具体该怎么办，秀霞没有打算。真是这样：听说孩子走了，丢了，很难找到了，当时急得要命，知道下落了，奔了去，而且真正找回来了，却不知道往下该怎么办了。秀霞这样，她的老母亲也这样，连秀刚对往下该怎样具体处理也不由茫然。但是菲菲的肚子在一天比一天大，必须要拿出果断的态度来。如果犹豫不决，接着拖一拖，孩子也就生下来了。

红英的想法让彭家的家长们沉默无声。真的，以他们彭家人，是想不出更做不来那样的事情来的。如果事情出在别人家，仅仅作为事不关己的旁观者，他们说不定还会质疑做继母的。

最后，秀刚表了态：行。他咬了这个牙，他是当爹的。

秀霞从电话里听到哥哥决定后，当时落了泪。菲菲的奶奶当天晚上就又住院了——当初，她听说菲菲跟一个有仨孩子的老爷们儿跑了时住过一次了。老太太真不是装病。凑巧这个细节，使事情更加自然不留痕迹一些。菲菲夜里也跟着跑了卫生院，忙忙迭迭不觉中着了凉，第二天早上有些咳嗽。她大略也知道，孕妇不适宜吃药。中午红英给她熬中药，她强忍着喝下去了。这是一种民间的模糊心态和心理误区的体现：常识是孕妇不适宜吃药，那么如果换成中药，则就能被接受一些。

傍晚，菲菲觉得肚子疼，红英忙着把她也送卫生院，又打电话让老万打出租车从县城赶来。菲菲疼得愈加受不了。秀霞赶来，然后跑去特意去找桓大夫。一边跑一边自己心疼落泪，大约还有些生气。可是，人家红英又不是孩子的生母，却出手为孩子一生担待，自己只有敬人家的份儿，越加对其撂不了小姑子的脸子，所以，她也搞不清自己在冲谁生气。这个桓大夫小时候便是彭家的街坊，跟秀刚年岁相仿，菲菲也知道桓叔是爸爸的好朋友。桓大夫跟家属们说：保大人还是保孩子？这个必须得老万表态。自然，换谁也不可能说出保孩子的话。

走廊里，大伙守在手术室门外。老万沮丧得了不得，咳声叹气，又似乎不敢大声，估计他那时对事情尚没有确切的判断，但人的直觉和油然的情绪往往更准确。秀霞无声地哭，因为无声，所以眼泪便似乎尤其地汹涌。他俩都不去注意一旁的红英，红英沉默着，似乎置身局外。她没有理由沮丧，也似乎没有底气那样理足气壮踊跃地哭。谁也不知道她的心情怎样。

菲菲引产手术的失血比通常情形严重得多，住院时间及在家恢复的时间相应也更漫长。

没有人想到的是，菲菲回来在屋子里一躺，就一气躺了差不多三年时间。

她出院一个多月，健康情形稳定下来以后，老万回家一次，他去离婚，去了好久，到底没有离成。回來没有继续在我们县城干活儿，在这些人面前，甚至在菲菲跟前似乎愈加畏缩。胎儿是最有力的纽带，那些年纪大的人之前比菲菲更清楚。菲菲懒懒的，没有埋怨，没有催促，没有力气。老万走了后，来过几次电话，后来慢慢就没有了，这个人消失了。

菲菲躺在自己的小屋子里，身体应该恢复得差不多了，但是却不见她起来出屋。很多人都被请来开导她，在学校对她好的老师，以前的女友，爸爸也特意请假回来过。菲菲对人们的劝慰开导、哀求眼泪全无动于衷。后来，她连话也不答了。听任奶奶和红英每天给她洗脸换衣，犹如与她无干。最极端的，她连自己的月经也不去打理了。很多人在传言菲菲已经傻了。奶奶和红英每日在菲菲跟前，时间久了，对孩子的实际状态把握得更准确。她们也疑虑过，恐惧过。但孩子在自己手底下长起来的，什么性格，什么心气，当前怎样的状态，她们都比别人清楚。菲菲这次身心的摧残确实极其严重，但是都不足以致命，她的身体没有什么问题了，人也没有因此痴傻。开头是虚弱消沉，然后是自暴自弃。也掺杂一些仇恨报复。那是漫长无声的对抗过程。

奶奶经常唠叨菲菲，红英没有吭过声。一遍一遍地拆洗着菲菲的被子。

红英和大人们一点点地修正起一个共识：既然这孩子还有心情赌这个气就好，就怕她连这个都没有气力了。

世道，真是让人说不清的东西。到我们的孩子这时候，所经历的创伤和修复的过程，竟然如此残酷，如此漫长了。

肖安说：红英给你打电话了吗？

肖安说：红英给我打电话问咱俩今年回不回去？

肖安说：红英说，要是咱俩能回去，告诉她一声，去她家好好聚一聚！

我和肖安来这里的前面好多年，红英这个名字我俩从来不提起。

从红英来过一次后，肖安突然跟我“红英红英”的不离口了。仿佛，终于找到了一个我们能够彼此愉快接受的话题。

肖安卞威结婚后便住在小城里，早年两口子冬天弄个破三轮到乡下去放录像，夏天推着大篷车到夜市出摊;卞威倒过蔬菜卖过服装，一个人关里关外跑;肖安包过水塘养过鹅，我后来介绍他来煤矿，他很快就钻营了个小头目干……总之，两口子劲冲冲地一直很能过日子，日子也红火火过得挺好的，红火到我老婆都不愿意跟他们多来往。后来卞威出国，自然也是要奔向更好。

卞威出国好几年了，跟一个韩国人假结婚办的移民。办那样中介的很多，因为通过那种假离婚方式移民国外的需要更多。女的先到外国取得合法居住权后，然后再把老公孩子弄过去团圆——至少，出国前的打算都是那样的真心。当然，女的移民外国了，最后男的没出去，人财两空的情况也很常见。

有人背后议论，说卞威好像不给肖安往回汇钱了。

肖安一方面在人前的举动的确越来越夸张，另一方面，他也毫不掩饰，甚至越加炫耀从女人那里的寻欢作乐了，喝点儿酒，常常把一些跟他一起排遣的寂寞女人的某些隐秘，都当乐子津津有味抖落出来。

看肖安对红英那么寻常的话都兴致勃勃的，说老实话，我心里真怪不是滋味的。

冬天，肖安我们俩真一块结伴回了趟老家。那倒完全不是我因为不落忍肖安才回去的。

我妈在电话里一个劲儿嘱咐：“你们两口子可不用惦记着我，好好在你们自个儿家消停地过日子，我哪儿都挺好啊……”末了，老太太含混着叨咕了一句：“这个冬天，试着喘气好像比去年稍微费点劲儿，也没啥……”

孩子他妈撂下电话有点儿眼睛湿润，跟我说：“我说，你呀，还是请个假回去一趟吧。”

一天，秀刚找了辆出租车，分别把我和肖安接他们家去，我们一起喝了一回酒。

那个一直占领着桥头的老爷子，身子骨还相当硬实，仍然能天天下厨。他一点儿也不记得我了。秀刚从另一个村子把肖安接来时，俩人手攥着手半天没撒开，好歹都忍着眼泪没掉下来，明显是动了真感情。爷俩一个屋子里住了一年，如果我们继续生活在遵从父母之命的年代，现在这里的主人自然是肖安。以前，我怎么就一点儿没有去留意红英的父亲盖了这么一座桥头堡，而且，真就结结实实住到了老。

自己有了几岁年纪，才想起留意一下这样近乎一声不响活了一生的老人。细想想，真有些心惊肉跳的感觉。

酒喝到一半，红英拿过一个新相册给我们看，那些照片是她去省城里看菲菲时照的。菲菲经她舅舅安排，在一个知名大厂的技校里学习，来年结业进厂。她领红英四处去玩儿，娘俩有一张在江北的合影，脸贴着脸，红英的脸肉松弛，都被女孩子紧乎乎的脸蛋挤扭歪了。

“看看——是不是丑死啦？”红英真是开心，她喝酒还是有些上脸。

我感到释然，心情一下子开朗不少。虽说我在电话里也知道了大略的情况，可好几年来，心里一直原来还是揪着这个。

说起上一次秀强我们四个在这屋子里喝多了瞎闹的那次。我原想，可能肖安和红英早都忘了吧，他俩那时每天都日常生活在这个店里，印象不深。没想到，他们俩都记得很清楚，分别忆起那个雨天日子的很多细节来。肖安说，红英还一边切凉菜一边唱歌来着。

“瞎胡扯——我哪兒会唱什么歌啊？”话是这样说，红英眼光明亮起来，神态显出来某种年轻时的影子。

她是唱了，确切地说是哼唱。那时候，我们还不能经常听录音机，还不能经常看电视，但有录音机，也有电视了，有些歌子，尤其是港台的歌曲会传进来，从这个人不时辗转传给那个人，口口相传，经常传得搞不清歌词，传丢了歌名，由于不确认歌词，所以才往往哼唱。我仍然很清楚记得红英唱那支歌时的神态，有那么一阵子，她总是哼哼着那首歌。

直到前几年，某一天在城里纷繁喧嚣的闹市，那个旋律忽然又冲进了我的耳朵。一瞬间，街市上别的噪声我都听不到了。我大致弄清了几句歌词，回家上网一查，原来那不是一首什么港台的歌曲，本是旧上海时候一个老电影的插曲，年岁和我们的爹妈差不了多少。我坐在电脑跟前，听了好多遍。歌曲和电影一个名字，都叫《月圆花好》。只是把花好月圆那个词语颠倒了一下，意思完全没有变。音箱里，后来患了精神分裂、英年早逝的小个子周璇用她少女时候的甜美声音唱着：

浮云散 明月照人来

团圆美满 今朝最

清浅池塘 鸳鸯戏水

红裳翠盖 并蒂莲开

双双对对 恩恩爱爱

这园风儿向着好花吹

柔情蜜意满人间

我虽然喝了不少酒，但也没有多到和红英提起这些闲话。

她可能真的把那个歌子及其旋律忘得一干二净了，也可能仍然记得清楚，忘了也好，记着也罢，都是她自己的事情，总之她曾经唱过。

我记着，也纯粹是我自己的事情了，总之，我曾经听过。

我们是一茬在近乎赤贫的乡村长起来的孩子，回头想想，我们年轻时候日子也是很荒寂的，快乐时光，的确很有限。

不过，好像也挺好了。

责任编辑   韦健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