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四章

任永恒

会议结束，我没着急整理行装，站在宾馆的院口，有墨镜，将衣领立起。与会人员的车辆驶出，奔上海，奔苏州，奔昆山，像伸长的树枝，车窗落下，冲我打招呼，我要独行，他们知道。然后院里静下来，有带雾的雨，花伞，点着一支烟，没想回屋，带一种仪式感。

一个人旅行是我许久的愿望，静静地看，静静地想，把心情无底线地放松，时间可长可短，肯定很好。按理说，这个愿望不难达到，平时没事走就是了，可我有些矫情，总要给自己一个理由，理由就是机会，就是有条件，就是很自然从家里出来，不会觉得哪不对劲，不是那年龄了？反正得有个理由。

这次可以，会上东北人只我一个，出发地也好，周庄，季节也好，烟雨江南，我的家乡树还没绿呢。记得去年也到过太仓，孩子就业的事搅得我七荤八素，根本就看不清江南的美景。这回很好，家里没事，单位也没事，心里没事，身体没事，口袋里更没事，偶得的奖金够走十个江南的。

大致的路线是先到嘉兴的西塘，常新港说，水乡古镇，西塘比周庄更地道。再去绍兴，看看鲁迅，下站到绍兴再定，苏州去吗？南京的朋友来电，住几天更好，不住就在一起吃顿饭，开车送你去机场。我想去，十年没见，还是个女的。

去嘉兴的公共汽车破破的，也不按号坐。我找一个最靠边的座位，这车是人家江南的，我像一个不招人待见的乡客，很怕给人添麻烦，小心地看着一个个上车人的脸。每上一个客都冲我盯几眼，然后就说着我一句都听不懂的话，全车人都说，还笑。我把头扭向窗外，外面落着小雨，树叶都巴掌大，长得很通透。

会上人说，去西塘住一宿最好，住小旅馆，晚上的古镇更有味道，石桥，流水，乌篷船，两岸有红灯笼，像点蜡烛的那种，小楼和天井都是明代的，有竹椅，一杯茶，三两酒，静静地喝透了烟雨江南。

走进古镇先找住处，那旅馆如人所说，临着流水，古色古香，只是价钱贵得惊人，店家说，正逢小长假，能有空房就不错了，再等一会儿，想住都没有了。一会儿普通话一会儿土语，交流起来很是费劲，我身边连个说东北话的都没有，很是心虚，贵点就贵点吧，一辈子能来几次？

关上门我躺下了，瞅瞅四周孤独和无助油然而生。

这些年也走过不少地方，虽然在车上或飞机上也是一个人，可一到地儿，有人接，有车送，吃饭有人管，住宿有人安排，每到景区，我们一群有当地的人陪着便理直气壮，没有东北人不要紧，与会人们自成集体，成阵营，成宾客，涌过去时常有人让道的，又一切都是公款，那时觉得中国真好。

该观景去了，出得门来，一股烤臭豆腐的味道扑面而来，小巷也就三米宽，两边铺面挤得气闷。眼前不能叫人群，叫人阵，我想起我们北方脱坯，古镇就是个坯模，游人是塞进去的，满满的，你被裹进去，不走不行，走也不行，是挪，别人去哪就得去哪，刚想看看门上的文字，后面喊，别停，往前走。我在人阵中闭上眼睛，试着将这古镇同游人剥离：烟雨弥漫的古镇，宁静地处在我的凝视中，我会惊奇，会感叹 ，甚至会泪流满面，无与伦比的文化气息和历史的脚步声纷然而来，在石桥上，斜飘的雨雾打在我装饰性的伞上，头发潮了，温温地覆盖我的大脑。我会将一个灰色的、干干的北方举过头顶，浸润着这个上千年的真实……

可现在的心境弥漫着烤臭豆腐的味道，且挥之不去。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墙角，把自己藏起来，等着人流变缓，溜回小店，我饿了。

有外卖吗？

店家说， 门口都是卖吃的。

我承认我是个有心理疾病的人，从不一个人在陌生的地方进食，怕人看，陌生人看我吃东西我浑身不舒服。在陌生的地方总是将食物买回去，关上门。屋外人多，我没心情吃东西，我恐惧，我像一只耗子，给它再大的通道，它也沿着沟边或墙脚走。外面风景如画，人们兴高采烈，我则躲在这四米空间，饿累缠身。

从经历上想，我也算走南闯北的人，即便是一人旅行也该有诗情在胸啊？问题出在哪呢？

按说在陌生人群中有一点“群体依赖”也属正常，可恐惧从何而来？为啥看到镇政府宣传部的字样萌生可笑的亲切？

单身一人，自费，暂时地落入人群的最底层，完全最普通，这怎么了？怎么就像一只断了脊梁的狗？而在日常的生活里不知道自己的脊梁已经断了，大悲剧是自己不知道怎么断的，何时断的。

多年公出让我习惯另一种存在方式，有组织罩着，有同行人为伴，就悄悄地得了一种病，反映在具体的行为中，就是一个人自费时，顿生孤独，恐惧陌生，没有安全感，好像自己不是普通人。明知道自己是普通人可又不愿也不敢承认。

我想离开了，水乡古镇就算看到了，江南烟雨经历了，西塘的夜景想象中能勾画得出，至于绍兴不去了，南京也不去了，两个小时的江南游哇。

店家说，房可退，房钱都不退的，哪家都是这规矩，打110也没用。

110来说的话我能听懂吗？

回到房内，我环顾着，若不住有些心疼那七百元钱，住吧？那是怎样一个难熬的长夜。

我走了，在嘉兴的高铁售票口，毫不犹豫地伸进手：上海虹桥。

在烟雨江南，我落荒而逃。

我想了，回家治疗我的脊梁，重要的是别把自己再当回事，用多久，不知道。

糊在封皮上的手温

把养育之恩作为“孝”的驱动力是不充分的，对父母仅仅是回报吗？

最值得我们举过头顶的是爱，记忆中的刻骨铭心，离别时的撕心裂肺，大到使世界变小，小到珍惜每一根白发。若遇特殊事件，父母总会说，能以命换命吗？把我带走吧，留下我的孩子。这里没有悲伤，相反是快乐的。

我的父亲是个物理教师，性格刻板，情趣简单，数字化的经营着一家的生活。其特点最突出的是，对艺术甚至对文字陌生得令人吃惊，从另一个层面上拷问，他就是个文盲。我离开家的时候，他往我的包里装书，数理化的书籍整理得非常系统，你的基础很好，部队上或许也让考大学。书中混进一本《点与线》，是我后来发现的，不是数学书，是某日本作家的小说集。再后来，父亲眼中的闲书变成我的主业，由出黑板报到写诗歌，我走上另一条路。

一条他一点都不懂的路，儿子针眼大的名声，使他有了几分得意，远远地看着我，小心而从不过问。

那几天我胃肠不通，上厕所要花费些力气的，于是我常带一本书，看书大便即使时间很长也不那么紧张。教授级虽然住的是两层小楼，可没有室内洗手间，要到室外很远的地方，我随手抓起一本书就走上一个有些艰难的旅途。完成“仪式”后，才发现我挟来的是贺敬之的《放歌集》，只要是书就可以看，看着看着就不舒服了，诗写得太差。扯下几张做手纸不是我的本意，可事情就发展到那个阶段，真的没带手纸，我心里说，前辈，对不起了，有机会我一定买本新的，就先撕掉封面，折起来放到一处干净的地方，再扯下几张用了。剩下的书就放在窗户台上，不会拿回去，也不会丢在粪坑里。

多天之后，我偶然发现，那本《放歌集》居然出现在我的书柜上，只是样子不如从前了，封面是用牛皮纸糊上的，糊得工整而毫无印迹，放歌集三个字写得醒目而神采飞扬，我清楚我父亲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

我傻了。

再笨也会推断出这本书回来的大致情形，上厕所的不止他一个，可对文学书籍他是最在意的一个。问还是不问？一个月过后我喝了点酒，就笑了：“这本书你从哪弄来的？皮都没有了。”

“啊，在我们办公室扔着，也许你用得着。”

我盯着我的父亲，不到五十岁的年纪，已经有白发了，背过身去，我哭了。我从十五岁后就没有了母亲，父亲自己都不清楚，他的骨子里是父亲还是母亲。

那晚我认真地去读《放歌集》，不是为了诗歌，是为了我的父亲。

文革时期的标志性作品，越过了1978年后，其文学价值不缩水是不现实的，况且，当时涌起的是“朦胧诗”的潮头，诗的审美更趋于个人化，这种“红色宗教”式的写作，宣传板式的特征，真的没有读者了。

书中的《雷锋之歌》据说是名篇，我读起来在问自己，雷锋是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他的文化程度，童年经历，性格品质，对新生活的理解，真实的存在究竟是啥样？他有痛苦吗？人不能总是快乐的。他犯过错误吗？他怎么看待自己的性欲？他怎么区分荣誉感和虚荣心的？

文学因真实而生动，因真实而有力量，因真实而影响读者。

《放歌集》我领会了她的价值，作为一种参照留在书柜上是可以的。

隔年，在北京开会，见到了那位老诗人，人虽然又老了，可革命的激情和精神还在，这使他的身板很硬朗。他还给我签了名呢。

我家住的是两层小楼，合起来不到一百平米。我在楼上，自烧暖气，屋里冷啊，棉袄虽然可以不穿，可棉鞋是脱不下来的。那时，鞋底兴钉铁掌，走在水泥地上“咔咔”地响，有时我很受用这种响声，几分庄严，一点节奏，我在踱步，暗示着我在思考，好像我这个“人”是可以大写的。写诗和写小说不同，写小说是三分想七分写，诗是七分想三分写，真正落到纸上的没有多少字，于是我爱踱步。楼下是否有声音，是否影响入睡？我没想过，父亲也没说过，他只说，你是几点睡的，别太熬夜。他和我的后母吵架，我从来不过问为什么，长辈的事不问为好。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你小声点，别嚷行吗？

好多年后，我在楼下听到别人的脚步声时，才知道那么大，那么响，就同父亲说，影响你们睡觉了吧？

“没事，你在写东西。”

打那以后，我再没穿过带铁掌的鞋。

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有个小本本，上面贴着我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文字，有些我都没有留并都忘了。

好人不成 坏人也难

好像到了审视自己的年龄了，常常在想人这一辈子。

我理解的好人就是厚道，也曾厚道过，现在不了。那么坏人呢？说假话，贪利，坏别人，曾觉得挺恶的，也曾发誓不与其为伍，可不知什么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心中不那么烦了，与坏人处也推杯换盏，水起风生的，对自己的约束慢慢在众生中消失。

前不久到县里参加一个作品讨论会，初春时节，鸟鸣挂耳，树也绿得透明，最醉人的是鱼好吃。因某种原因排场并不大，有些官员都是以私人身份出席的。书的作者是个农民，农民穿西装总觉得有点别扭，像结二婚似的。黑并褶皱的脸上有汗浸出，看来他在他的长篇小说上是押了宝的。书和一个信封同时交到我们手里的，大家心照不宣，这是行规吗？翻翻书就开说了（没认真看，能说吗？能说，这种事平时干得多了），从作家（现在只要印成铅字都称作家）用意，价值判断，未来影响上说得有滋有味，并把这部小说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比较到一起，让作者想到了诺贝尔奖。其实呢？写得不好，很不好。为什么要这样呢？讨一个高兴，一团和气，生财，生名，生利益。我悄悄打开信封，里面有两个伍拾的（不是全部），心中略有不安，至少手头不那么宽裕，他不是做文学生意的料，我们“不该将兄吊起来”，以后怕会毁在这上面。

假话说习惯了就变成生存手段，就懂政治了，自己也不以为然那就成熟了。

有个有钱人找到我，让我帮他编一下他的著作，日记，散文，国学随想和一些古体诗。我看了，像贴饼子面和稀了都弄到锅水中，不成个儿呀，可他想成个儒商。话是直说的，你出钱我帮你写，天知地知。几个月后他看到书稿不好意思了，署名咋办？跟我没关系，你觉得好就行。

为了一点小利，我卖的是什么呀？没人知道我就没不要脸。这不该是一个同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之所为，对文字没有了起码的敬畏之心。

那我还坏过人吗？

家乡的工商局稽查队长是我的战友，忙三火四地来找我，带来的人说，家里的宰猪场去记者了，猪场的水龙头都被拍了照。我笑了冲战友说，那你该帮着记者呀，来这干啥？这不是嘛都是朋友。

“只要不发稿，我们认栽。”

“他们是市里的，不是一个单位不认识。”

“想想办法，来前说到省城来找你，就在家里论了，你家同这猪场有亲。”

也巧了，那个记者不但认识，刚出道的时候还带过，电话打了，只说接待一下，至于怎么处理你们谈。安慰自己，猪肉注水不是啥大事，哪家不注呢？

几个月后用另一个理由请我回家乡，我有意到那个屠宰车间看了看，百十个水龙头哗哗地喷，那猪个个都像气球，还说注水的肉新鲜卖相好。他们不避着我，把我当成自己人了。

酒桌上我凭着酒劲几次想对我那个亲和战友说，不怕遭报应吗？话又连同酒吞了下去，桌上还有镇长呢，那么得罪的就不是熟人了。

说了假话，贪利不要脸，助人去害别人，我获得了你好他也好，有酒有肉，人们还说我可交，于是我越发将嘴和内心剥离，也觉得若做好人，路会越走越窄。在几次听我讲的场合，我还会说，说真话是种享受，遇事为别人想想，人在做天在看云云，可要是问我，对你孩子咋教导？我会说不，因为怕他吃亏。

我知道我即便做不成好人，做坏人也不地道，因为常常自责，这种自责又无法抑制，就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

飞 行

大限将至，结局再无变数，我们知道，父亲他自己也知道，于是就大睁着眼睛，什么都没有看，轻轻地说：“天数。”

然后让我们将床下的东西拿出来，给他看看。那些装老的衣服放下去的时候是背着他的，他怎么就知道准备了？一件件，帽子没有檐，衣服没有领，那鞋底画着云彩。

他说：“风衣，我爱穿风衣。”我哥起身就走。

“来时太急，手表忘家了。”

我顺手将腕上的手表摘下来，他拿着看了看，表很沉。

“很贵吧？”

“不贵，前不久到俄罗斯参加个活动，会上发的。”

“啊，苏联表，什么牌子？”

“飞行。”

父亲眼睛一亮，盯着我：“这就对了。”什么对了？后来就昏迷，就认命了，就合上留恋、无助、一点招都没有的眼神。那时我体会最深的是在死亡面前，遭遇和走向完全是两码事，清醒地走向死亡，才是最残酷的，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

后来就是葬礼，我们心里在淌血，甚至能听到淌的声音，浸润着阴阳两界。

转年，二伯从南方回来，父亲不在了，他就住在我家。八十多岁的老人，杯杯白酒还能喝得风生水起。父亲的事说完了，就说老家的事，说到我父亲的儿时，年轻时，说：“你爸那时爱看书，为这没少挨打，我则爱摆弄牲口，只要有马，骑着牵着都行。”说土改前，我们任家有两挂胶轮大车，相当于现在的四十吨大挂，在宾州城里，车老板将拴红缨的长鞭甩得震天地响。

后来他就当兵了，在东北民主联军齐齐哈尔骑兵师。

“当时若不是当侦察兵，就死一百个来回了。”碰巧，我对那段历史很感兴趣，就码着一头往下聊，酒还有，菜再热。

打仗时怕吗？

“能不怕吗，打着打着就不怕了，一铺炕住一个班，一场仗打下来只剩我们仨了，背包还在炕上摆着，屋地放的饭也是十二个人的，死去的班长还是咱宾县老乡呢，再打仗就不怕了，下手狠着呢。”

“最危险的一次，咋回事？”

“多了，记得打四平，一次次的冲锋，人越来越少，师长急了，‘侦察连把马留下跟我上。那时天快黑了，我跟着冲，快到城根了，我跟着战友们一起滑倒，按地一起，手中抓起一把黄豆，是黄豆吗？我又趴在地上细看，庄稼地的孩子对粮食亲呐，特别是黄豆，金贵着呢，小时就听大人说，家有万贯不可黄豆就饭。等我趴着看清真是好黄豆时，排枪过来了，我活了下来。还有就是在朝鲜战场上……”

“有最后悔的事吗？”

老人沉默了，有一次。

1949年在广西剿匪，我当时在第四十五军直属侦察连当连长。和我们一起行动的有个宣传工作队，一群来自北京一带的女学生，南下时参了军。平时一起行军，吃饭，唠家常，好着呢。那天她们单独在一个叫大墟的地方搞宣传，土匪下山了，将六个女孩子脱光衣服钉在了门板上。消息传来，我带人疾驰救援，土匪跑了，那惨状令战士们都疯了，愤怒顶在脑门上，二话没说，追。追到天亮，在一个靠山的小屯里把那伙土匪撵上了，我说四面围上，留个口子，把机枪给我。年轻时我爱打一种叫捷克式的轻机枪，声音好听。土匪不经打，马上就投降了，他们又喊话又摇着个白衣服，战士们就是听不见，每支枪都在胸前跳着，其中有个小土匪，十三四岁吧，爬到近前说，他没杀人，我的驳壳枪响了……

话题太血腥了，我说，讲有趣的吧。

他想了想，有哇。1953年春天在朝鲜，仗快打完了，有天我陪副军长到前沿阵地去，走在山坡上，我见树丛中有件皮夹克，就紧跑了几步，一群苍蝇轰地一下，皮夹克还在死尸身上穿着呢，我调头回走，这时听见“咔咔”的声音，再回到死尸跟前，见烂到骨头的手腕上有块手表，我踢了一下，手腕断了，捡起手表在草上擦了擦：“军长，我缴获一块手表。”军长头都没回，你留着吧。

回国后，有懂英文的战友说，是块好表，美国专制军用表，发给飞行员的。五十年代末，就是生你那年，我回乡探亲，在你家住，你爸陪着我，时常问，二哥几点了？一会儿我有课。我说，当老师的没有手表？你爸说，太贵了。我顺手将那表摘下来，给了他。

“我记得那块表，我们大了，都有了各自的手表，他还戴着。已经不准了，一天得调一次。那块表什么牌子？”

“飞行。”

现在想来，那块表要在该多好，文物呢，到美国脱手，会卖个好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