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处于生物链中

◎ 林颐

医学家洛伊斯·N.玛格纳的《医学史》是一部翔实的西医学全史。科学证据表明，病毒比人类更古老，而且十分常见。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只能依靠原始崇拜的巫术手段，乞求超自然力量的庇佑。直到近代，西医外科医生的治疗手段仍然只是治疗性和预防性的放血。人们在疫病面前几乎束手无策。

1347年到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

约瑟夫·P.伯恩的历史作品《黑死病》，以近似文献综述的方式整理了经过。书中探讨了瘟疫对当时的社会、城市、个人和艺术的影响，附录提供了12篇原始文献，它们的作者目击了君士坦丁堡、大马士革、布拉格、意大利、法国、德意志和英格兰的瘟疫。读者可以据此了解这场瘟疫的惨烈状况和中世纪的医学观念。

如果觉得该书枯燥，不妨阅读薄伽丘的《十日谈》。1348年，佛罗伦萨瘟疫流行，在乡村别墅避难的十名男女为了打发时间，约定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十天一共讲了一百个故事，故名《十日谈》。十名男女闭门不出，安静地宅在家里，与世隔绝，心灵靠近，相互交流，相互扶持，这样的方式合情合理。

阅读《瘟疫年纪事》，难免感慨。笛福根据叔叔的日记所撰写的这部小说，描写了1664年到1665年大瘟疫袭击下的伦敦城。超过八万人死于这次鼠疫，相当于当时伦敦城人口的1/5。瘟疫过后，伦敦大火烧了四天四夜。当时的记载是这样的：“可怕得足以让人们失去理智。”

伦敦这个大都市无数次在死亡的阴影下挣扎，也无数次在废墟上重建。人们追问：为什么我们会遭受这些苦难？幸好，总有一些先行者会率先察觉问题的所在。

《死亡地图》一书描述了科学的昌明如何最终克服习惯的偏见。面对1854年夏末伦敦霍乱的流行，斯诺医生和怀特黑德牧师联合行动，走遍城市的各个角落，记录水源污染与疫情等情况，用点与线构成了一张特别的地图，促使政府和公众注意到了二者的关联。城市下水道公共设施进入议程并投入建设，最终创造了全新的城市文明。

伦敦大瘟疫的幸存者里有一个人就是艾萨克·牛顿。牛顿当时就学剑桥，在停课期间，他避难乡下。《莱布尼茨、牛顿与发明时间》把1664年称为牛顿的“求学年与奇迹年”。牛顿的研究从级数开始展开，到二项式定理、切线法，再到流数术（即微积分）。次年一月，他发现了色彩理论，同年开始思考将重力推广至月球轨道。这一切都发生在瘟疫肆虐的两年间，牛顿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勤于钻研，处于才智的巅峰期。

传染性疾病对人类进化和人类历史有着复杂而微妙的影响。地方病和流行疾病可能决定了人口密度、人群的迁居、基因的传播以及战争、侵略和殖民的成败。

《瘟疫与人》分析，公元前430年到公元前429年，雅典和斯巴达的争霸战里雅典的失败，1520年西班牙对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都与疫病有关。1870年普法战争时，天花使得两万法军丧失战斗力，而普鲁士军人由于做了预防接种而未受影响。

近现代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医学的发展让我们终于有能力战胜各种恐怖的瘟疫。洛伊斯·N.玛格纳《医学史》的后半部分讲述的就是现代生物医学的兴起和防疫体系、公共卫生、医疗制度的完善。

法国病毒学专家让-弗朗索瓦·萨吕佐的作品《疫苗的史诗》描述了“从天花之猖到疫苗之殇”的过程，狂犬病疫苗、黄热病疫苗、流感疫苗、骨髓灰质炎疫苗……多种疫苗不断被发明出来，其间伴随着医学伦理的争议。

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是环境史学的里程碑作品。作者也提到，人类疾病源自动物这一问题是构成今天人类健康的某些重要问题的潜在原因。比如艾滋病，就是从非洲野猴体内的一种病毒演化而来的。

美国非虚构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的《血疫》以生动的文笔讲述了埃博拉病毒的故事。他把人类与病毒置于同等地位，思考病毒的生存权：因为人类的肆无忌惮，病毒不得不自我进化，而人类也不得不吞下恶果。他说，大自然有自我平衡的手段，雨林有自己的防护手段，地球正在启动对人类的免疫反应。

蝙蝠被认为是2003年SARS的始作俑者，最近，我们更是谈“蝠”色变，有很多人认为应该消灭蝙蝠，认为这样就可以消灭病毒的感染源。国家博物馆张劲硕先生一再呼吁，不要屠杀蝙蝠，蝙蝠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蝙蝠身上的病毒不会直接感染人类。感染人类的这个过程非常复杂，一定有病毒变异，一定有中间宿主。病毒与宿主是一种协同进化的关系，就像我们人类身上同样也携带各种病菌，这是正常的。

美国记者劳里·加勒特在非虚构作品《逼近的瘟疫》里告诫现代人提高警惕。她在序言里引用了麦克尼尔的话，这亦是该书的主题：“应当牢记……我们永远难以逃脱生态系统的局限……我们都处于生物链中，吃也被吃。”她建议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早期警报系统”。

《血疫》的结尾写道：“它还会回来的。”记住这句话。难以预见的新的疾病在潜伏，我们不能忘记因自己的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尊重科学，敬畏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