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于美国法庭

◎ [美]李昌钰

决战于美国法庭

◎ [美]李昌钰

在中国，法庭科学家一般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他们既不属于控方，也不属于辩方，地位超然；但是在美国法庭上，法庭科学家只能选择支持控方或者辩方，可以说美国法庭将“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这一原则发挥到了极致。

在法庭上，控方与辩方的交锋决定着案件的结果，他们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以求得陪审团的信任。作为专家证人，我得时刻准备接受律师的质询，法庭常处于剑拔弩张的氛围中。

作为一位华裔法庭科学家，英语能力几乎成为对方攻击我的万能武器。早期，我在一次担任控方专家证人的时候，辩护律师问我：“李博士，您说您来自中国台湾，对吗？”我很自豪地回答：“是的。”这位律师立即说道：“难怪我刚才听不懂你说的英文。”律师见我的证词无懈可击，试图诱导陪审团关注我的英语水平。我转过头去问坐在旁边的陪审员们：“请问你们听懂我刚才说的话了吗？”陪审员们纷纷点头。这时，我回过头来对律师说：“这里只有你听不懂我说的英文，看来是你的问题。”

在美国法庭上，控辩双方的激烈对抗体现在每个环节中，他们不仅穷尽科学和法律知识来攻击专家证人的证言，还会运用一些语言陷阱来诱导专家证人。尽管有时候明知他们是故意刁难，但在法庭上做无谓的口舌之争显然不是明智之举，法官和陪审团也可能因此怀疑你的专业能力。如何在紧张的氛围里幽默、机智地回避争议并反击对方，很考验每一位审判参与者。

前几天，我作为控方专家证人出庭做证。那个案件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但我清楚地记得检验每一项物证的过程。辩护律师没能从我的证词里找到漏洞，于是话锋一转：“李博士，2002年检察长带着刑警到你的办公室拜访，你还记得当时有哪些来访者？”我回答说：“我大概记得那个检察长叫肯特，那位刑警叫安德森。”律师说：“有一个金头发的美女刑警，你还记得吗？”那次拜访已过去十几年，我对这个金发美女完全没有印象。律师对我说的话公开表示怀疑，认为我不应该忘记，试图以我的记忆力存在问题来攻击我证词的可信度。

我没有与他争论，而是微笑着说：“对我来说，美国姑娘看起来都很像，你们不也常说我们亚洲人看起来很像吗？”听到这里，几个陪审员都笑着表示赞同，律师自知再纠结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明智之举。

美国社会推崇幽默文化，美国法庭就是美国社会的缩影。

（摘自《挑战不可能：李昌钰的鉴识人生》中信出版社图/王建峰）来的。因为包装纸上的条形码只要从读码镜上一过，收款机就会打出这个商品的名称和价钱。这张十分普通的购物清单拿回家可以派上很大的用场，日本家庭主妇是这样介绍的：“我把购物清单贴在冰箱上，每次用完了肉呀﹑菜呀，我都会用笔划掉。比如今天用了洋白菜，我就会在购物清单上的‘洋白菜’上划一道黑线，表示洋白菜已经用完了；鱼用完了，我就会在‘鱼’上划一道黑线。”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我问。

她笑道：“能减少打开冰箱门的次数，省电呀！”

听了日本家庭主妇的话，我实在佩服她们的绝顶智慧。其实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光是我能记住的就差不多有上百条。如果把这些日本主妇的智慧归拢到一起编一本实用书籍，说不定能在中国畅销一把。（摘自《狂走日本》上海文化出版社）